周云蓬

　　别的孩子看电视连续剧《铁臂阿童木》，我抱着收音机听电影录音剪辑，尤其喜欢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些老电影，邱岳峰声音坏坏的，童自荣很帅，乔榛深沉，刘广宁很纯。那时还没听说导盲犬，以及任何辅助盲人走路的电子设备，我走在沈阳的街头，拄着盲杖，全凭耳朵听声辨位。依照身边叮叮叮的自行车流，可以校正你走路的方向。到了路口也能听出来，你的侧面有车流人声滚滚而来。以至于后来我锻炼得路边停了一辆熄火的汽车，快撞到的时候也能通过声音反射觉察到。有人认为这很神奇，其实只要你闭上眼睛细心体察，前面是一堵墙或是一片广场，能够感知得到。记得那时就连最尴尬的寻找公共厕所也要靠耳朵，有一回误入女厕所，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马上迷途知返。听到没看到，不算流氓。

　　到了盲童学校上学，我们写字使用一个锥状的盲文笔，在盲文板里扎出一个个小点点。写字的时候桌子产生共鸣，咚咚咚的，有时班里几十个同学一起奋笔扎字，咚咚咚咚如万马奔腾。

　　再后来开始学乐器了。拉琴唱歌是我们盲人最古老的职业，跟算命、乞讨并列为三大谋生出路。论先天禀赋，我在音乐上只是一个中才，我有一些音乐天赋极佳的同学，只要街上汽车一按喇叭，或者暖气管气流阻塞发出“呜”的一声，他就能在键盘上准确地敲出相对应的音高。80年代春晚某首歌刚唱完，第二天就能把歌曲默写成谱子。所以，有很多莫扎特一样的盲童，只可惜后天缺少系统的音乐教育，没能成为音乐家。

　　再后来，我的文艺小心灵开始萌芽了，想读泰戈尔了，去隔壁师范学校找文学社的同学代读。学师范的多是女生，读着“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的窗前”，又婉转又好听，就算诗歌没听懂，光听声音也满心喜悦。到如今，回想起某本书，印象里不是象形文字，甚至不是书里的微言大义，是某个波光粼粼的声音，有清朗的，有低缓的，成为我青春的年轮。

　　本来一辈子要靠手吃饭的——按摩，把人的肉揪起来再压下去，后来还是改行，靠耳朵了。到了北京，我把卖唱挣来的钱支出一大笔买打口带，打口带别看外表龇牙咧嘴，里面可真是进口原版的好音质。为了让耳朵更好地享受感知音乐，我那时卖唱半个月攒了五百多元，买了一个爱华的随身听，那是我流浪北京最贵重的家用电器。那时听音乐真是入心呐，一张鲍勃·迪伦听烂为止，一套鲍勃·马利听得走路吃饭连同晚上做梦都踏着雷鬼乐的节奏。

　　当然，生活不仅仅是音乐，耳朵也经常能听到冷言冷语、嘲讽、阴阳怪气，甚至仇恨。那时常听到人说的不可理喻的话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谁请你可怜了！可怜人又不是宠物，有义务总是可怜别人吗？有一次在圆明园，走路把路旁的自行车撞倒了，车后座的瓶子摔到地上碎了，我赶忙向车主人道歉，说我可以赔偿，那小伙子很愤怒，向我大吼：一瓶刚买的酱油摔碎了，你赔得起吗？这样的刺激，耳朵比心灵记得更久。

　　21世纪，自己进录音棚录了个人专辑。晚上关起门拉上窗帘，在屋子里偷偷听自己的歌，就像在一间空房子里遇到另一个克隆的自己，又尴尬又陌生，还有点近亲结婚的负罪感。

　　生活越来越喧嚣，每个人都更大声地说话，捂着耳朵拼命表白。可能音乐在一百年前比现在的音量小得多，由于世界本身安静，耳朵听了一样震撼。听六七十年代的音乐现场录音，就算最噪的乐队，它的低音和总的音量分贝，比起现在，也只算是浅吟低唱。世界将越来越吵，人类的耳朵会越长越大。可能将来在自家吃晚饭时聊天，每个人都得拿个麦克风。可那样的世界对于失明的人就苦了。我80年代在沈阳走街串巷如闲庭信步，90年代在北京经常背着音响拄着盲杖从北大去西单卖唱。到21世纪不行了，城市巨大的轰鸣，湮没了我的听觉，汽车按喇叭的声音、街边店放音乐叫卖的声音、广场上健身者播放舞曲的声音，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声更比一声高。我站在街上，真是眼又盲，耳又聋，寸步难行。偶尔到大饭店吃饭，人们隔着桌子如喊山般：老周，你好！真是咫尺天涯啊。

　　耳朵跟我说：你年龄大了，不需要总混江湖了，能不能带我去个安静的地方——听听风吹竹林，雨打屋瓦；听“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听安静的人小声说话，听枕边人均匀呼吸。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窗前，叫了一声，耳朵就醒了。

　　（摘自《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