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

　　心理政治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学者们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预测，比如，海湾战争会不会爆发、日本房地產泡沫会不会破裂、魁北克是否会脱离加拿大等等。他的结论非常清楚：从总体上看，专家的预测明显地比群众的预测差。

　　泰特罗克把专家分为两个类型。一种叫“刺猬型”学者，一种叫“狐狸型”学者。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他说：“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

　　刺猬们相信，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影响着整个社会。只要你发现了这个规律，历史的迷雾就顿时消散。弗洛伊德肯定是一只大刺猬。在他看来，什么都是潜意识、性冲动。“刺猬”更容易成为学术大师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深刻的片面性”。

　　狐狸们则天性多疑，对什么都不会全信。他们经常变化，喜欢向别的学者和别的学科学习，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如果看到的实际情况和原本相信的理论不一样，他们更愿意怀疑理论错了。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基本规律能左右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了反例、异常、错误和混乱的。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会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一点尤其惹人讨厌。

　　在电视上、网络上影响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刺猬们往往更大胆、更激烈，说话底气更足。狐狸们却说话含混，躲躲闪闪，观点听起来前后矛盾，真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但是为什么看来底气不足的狐狸们，做预测的时候可能比底气十足的刺猬们表现更佳呢？你得承认，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人们总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自信。

　　狐狸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能传播思想的种子。我们可能会以为科学研究像叠罗汉一样，后来的学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科学研究的实际进展要混乱得多。

　　但那些正确的思想不会马上流传起来。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发扬光大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让他们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等到那些反对者最终死去，等到熟悉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普朗克说得也不对，年轻学者跟老年学者比，并没有显出更快地接受新生事物的倾向，他们甚至更容易被权威和传统俘虏。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知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难怪一个叫史蒂芬·斯蒂格勒的统计学家提出了“斯蒂格勒命名定理”：“没有一项科学定理是以其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斯蒂格勒命名定理”也不例外，最早说过这句话的是科学史学家罗伯特·默顿。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识的山洞里。在一个领域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解决方案，对另一个学科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公共知识，却以各种方式被隐藏起来。只有这些知识被全面认识和利用，新的理论才能创建。但这不是靠一个学科内部的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就能实现的，促进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有很多狐狸，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腿上沾着各种花花草草的种子，把它们传播到各地。假设土壤和气温适宜，这些种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发芽。

　　刺猬或是狐狸，你是哪种类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