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春

　　新历史小说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蓬勃发展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一种文学潮流，“取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如《丰乳肥臀》（莫言）、《白鹿原》（陈忠实）、《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活着》（余华）等都是这一类小说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

　　在新历史小说中，无论作家对传统文化是持肯定的态度还是否定的态度，亦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新历史小说中所有的故事情节无不是在以传统文化为基本思想构架的范围中展开的。同时，新时期以来西方思潮如不可遏止的浪潮急遽涌入中国，当时正在成长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们如饥似渴地接纳和吸收了其中的思想和观念，如肯定男女平等；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反对压抑人性，扼杀本能欲望等等。而中国传统文化重群性舍个性；在社会关系中，讲究的是长幼有序，男尊女卑；在本能欲望方面，讲究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因此，新历史小说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的冲突与融合，也充分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思想观念的丰富性和现代性。

　　新历史小说是包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文学现象。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合一的综合文化，是华夏儿女共同筑就的基本精神，完全融入了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成为根植于中国人血肉和灵魂的无形存在，时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命运。“治国安邦”的教诲；“仁义礼智信”修身、做人原则的熏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性羞耻教导和制约，像一本无形的大书，“从一代代识字和不识字的父母亲友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群体中的人那里对下一代进行自然的传输和熏陶……”。在社会思潮发展变迁的新时代，本身浸染了传统文化的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开始重新思索中国大地上的过去和现在，开始反思和探求这种民族文化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生活中的影响、意义和价值。为此，他们首先突破理性传统的疆界，把从西方引入的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性力、死亡意识等现代方法和观念融入了自己的思想领域，既而通过融合后的思维去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以各有侧重的表达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世界。

　　《白鹿原》对传统文化是持着肯定的态度的。其中，以典型宗法家长代表白嘉轩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以关中大儒朱先生为传统文化的活着的灵魂，通过对白鹿原上数十年动荡历史的描写，透视了关中农民身上凝聚的属于中华民族独有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肯定了传统文化在国人生活中无形的规范作用。作者认为，由于传统文化深入民心而且根深蒂固，“从清末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在作品中，虽然有些质疑传统的描写（诸如面对性爱与节烈的矛盾冲突时的表现），但是通过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白嘉轩这个高大形象的确立，整个小说表达了一种肯定传统文化的基本倾向。白嘉轩身上所具有的内省、自励、慎独、仁爱等高尚品质以及讲仁义，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的行为，融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缔造了一个大丈夫的沉着、内敛和坚强。他是白鹿原上传统文化的立法者和执行者，为白鹿原确立了源自传统的乡规、乡约，凡是违背的，不论是什么身份，即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能宽宥，如他的子女白灵和白孝文；凡是趋同的，即使是与自己势不两立、夙仇未了的也会被慷慨接纳，如打断他挺直腰板的黑娃，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理性色彩。

　　自始至终，《白鹿原》都围绕着捍卫传统、背离传统、回归传统等线索展开情节。如，从白嘉轩的角度来看，他制定乡规乡约、培养卫道接班人白孝文；惩治堕落失道的白孝文、将违背道统的白灵驱逐出家门；镇压伤风败俗者田小娥不散的阴魂；隆重迎接忏悔者黑娃的诚心回归；虔诚凭吊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朱先生，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传统文化在人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痕迹。此外，白孝文由族长（捍卫传统）——浪子（背离传统）——军人（回归传统）的发展轨迹和黑娃由绝对叛逆到诚心归顺，成为朱先生最好的弟子的故事情节，也都表明了传统文化在塑造人方面的巨大力量。《活着》中，传统文化也无处不在。中国传统的人伦亲情帮助福贵平安度过倾家荡产的难关；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使福贵能够在落魄后拥有和睦的家庭生活；而男尊女卑的观念使得他们父子都曾经置妻子于不顾而长久地寻花问柳，流连于烟花女子之间。《丰乳肥臀》由男尊女卑导引了全部故事的发生，上官鲁氏为遵循传统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祖训，竭尽全力地生孩子，期待通过生育男孩获取在家中的地位，由此引发了她疯狂借种的叛逆行径和因此而生的各种后续故事。而在《故乡天下黄花》中，人们对权力的极端向往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变种。

　　但是新历史小说并不是单纯的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反传统描述，它又展示出现代观念的重要地位。 受传统文化影响，以往的作品总是将性爱作为邪恶、下流的同义词进行另类处理。尤其是在红色经典中，虽然同样涉及到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但是革命历史小说少谈爱情，即使有，也只是革命友谊的升华，而在几乎所有的新历史小说中都有赤裸裸的性爱描写，尤其是在《白鹿原》、《丰乳肥臀》等作品中。因为在现代观念中，人的本能欲望是健康的，满足欲望是人性的，人道主义的。《白鹿原》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充满了有悖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色彩——“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紧接着，作者以一种传统理性的态度，娓娓叙述了白嘉轩与七个女人之间的性经历。经过这样的富有传奇性和现代性的叙述，为塑造白嘉轩不同凡响的卫道形象奠定了心理基础。作者在谈到书中的性爱描写时谈到，“作家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以及那种因不健全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的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因此，书中对于性爱采取的是一种毫不回避的态度，对于每个重要人物的塑造都以性爱作为重要的形象因素之一予以充分描写。尤其在蔑视礼法、违背妇德的典型田小娥身上表现出了作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难选择。“我在那些密密麻麻书写着节妇烈女的名字与现代西方性解放说之间无法逃避，自然陷入一种人的性的合理性思考。我把这种思考已经诉诸形象，我想读者是会理会的……”。

　　田小娥是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冲突的人物形象。她出场的身份是清末武举人郭老爷的小妾，具体来说又可以细分为三项，一是郭举人夫妻的贴身保姆，负责夫妇二人的饮食起居，包括晚上提尿盆，早上倒尿水；二是郭家的女佣，负责家中的一日三餐、日常家务，包括为家中的长工端茶送饭；三是郭举人泄欲的工具，这是她到郭家来的根本理由，但是在郭太太的严格控制下，只有每月逢一的三天，郭举人才能在郭太太的“观摩”下临幸于她，由此又给她派生出了一个附加项目——“壮阳器具”，即每日夜里在郭太太监视下塞三个干枣到身体里，翌日洗净让郭举人空腹吃下，以达到壮阳健身的目的。从现代观念来看，她所遭受是非人的待遇，不被尊重，没有关爱，本能欲望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丝毫没有人权可言，是郭举人家一个活着的“器物”。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女人既嫁从夫，不能违背妻尊妾卑的封建秩序，更不能要求生理欲望的满足。恪守妇道的她，也只能默默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唯一表达反抗的方法是偷偷将枣掏出来用自己的尿泡胀交差，此外别无他法。即使是自己的娘家人，也不能给予她任何帮助。她的父亲是死读书、读死书的秀才，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丝毫没有考虑过女儿作为一个人的需要，只为了物质利益便将青春貌美的她嫁给了年过花甲的郭举人为妾。当女儿因为追求自己的幸福而被逐出郭家之后，要面子的他气得病倒在炕上。他没有想到女儿的苦衷，而是“托亲告友，要尽快尽早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用锨铲除拉在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

　　田小娥是书中勇于反抗的女性，她反抗的力量来自长工黑娃给予她的爱情和尊重，使她从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了做人，尤其是做女人的快乐。她体会到了男女平等的轻松、个人人格独立的价值以及生理欲望宣泄的快乐，为此，她感到非常满足，由衷地对黑娃说：“兄弟，我明日或是后日死了，也不记惦啥啥了！”可是封建传统的巨大势力是容不得她享受幸福的。虽然，她诚心想和黑娃过一种自耕自织，贫寒但幸福融洽的农家生活，但是，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使他们的幸福小家迅速解体了。首先是来自黑娃父亲鹿三的家庭阻挠，其次是族长白嘉轩的否定，而后是周围民众众口一词的反面舆论，她被看成是伤风败俗的婊子，被孤立起来，尤其在黑娃外出之后，她在孤立状态下又成为一些道貌岸然者凌辱的对象。乡约鹿三、族长白孝文以及其他一些鸡鸣狗盗之徒，都相继染指于她。最后，她被自己心目中的公公鹿三杀死，成为飘荡异乡的孤魂野鬼。即使如此，她仍然不放弃反抗。她以特殊的方式（瘟疫）报复那些曾经以纲常礼教的名义排斥、惩罚过她的人们，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到自己生前住过的那个破窑洞门前焚香、磕头，“荒草野蒿中现出一片香火世界，万千枝紫香清烟升腾，密集的蜡烛的火光在夕阳里闪耀，一堆堆黄表纸钱燃起的火焰骤起骤灭，男人女人跪伏在蓬蒿中磕头作揖，走掉一批又拥来一批，川流不息。”虽然她最终还是被白嘉轩和朱先生两个传统文化的捍卫者镇压到了六棱砖塔下，但是那香火世界的繁盛一时证明她追求个性解放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新历史小说中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融合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通过对传统与现代观念的有机融合，新历史小说塑造了许多富有生活气息，性格鲜明突出，心理变化复杂多样的个性人物。

　　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讲究的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是亘古不变的生活原则，然而，在新历史小说中，这种秩序被消解了。《丰乳肥臀》的上官家就是一个颠覆既有伦理秩序的典范。其中的婆婆上官吕氏是一个具有女权倾向的异化女性，她的强悍与上官福禄、上官寿喜的纤弱成为鲜明对比。传统的夫权、父权在他们家里被彻底颠覆了，上官吕氏是家中统领一切的家长。她赤膊打铁、教训丈夫和儿子、管教媳妇，女人该做和不该做的她都做了，但绝对没有女人应有的温柔、善良。在她的强悍管制下，丈夫和儿子完全失去了男人应有的刚强、责任感和事业心。这反过来也促使上官吕氏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向异化的方向发展。“上官吕氏，一见白亮的铁就象大烟鬼刚过足烟瘾一样，精神抖擞，脸发红，眼发亮”，“在她抡大锤时，农人们的目光多半盯着她胸前那对奶子，它们上窜下跳，片刻不得安宁”。生活的重担使她抛弃了女人应遵循的形象原则，长时间的男性化体力劳作使她已经忘记了性别的存在。

　　长期的受制于女人之手使上官父子的男性职能完全退化，他们缺乏起码的社会交际能力，只能在家里被领导着生活。上官寿喜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是一个只会对弱者施暴的废物。上官福禄作为上官吕氏的直接最近压迫者，在儿子面前也没有丝毫权威。一脉相承的懦弱、懒惰、无赖使他们父子经常像难兄难弟一样被上官吕氏追打。同样的恃强凌弱的劣根性又使他们经常像哼哈二将一样欺侮比他们还没有家庭地位的上官鲁氏。中国男性的权威和尊严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畸变的痕迹渗透到了他们的心灵深处。

　　新历史小说中还有很多性格、思想、行为脱离传统思维逻辑轨道的复杂形象，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封建礼教的坚强捍卫者，但是他却为了儿子孝义的传宗接代大事违背纲常传统借种，三媳妇作为生育工具在公公和太婆的精心安排下通过兔娃获取了赖以生存于白家的种子；黑娃本是注重个性发展的独立个体，最终却主动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樊篱的束缚，成为以群性抹杀个性的标兵；《活着》中，福贵由传统道德、文化的坚强叛逆变成了对生活逆来顺受的苦行者；在《故乡天下黄花》中，许布袋本身是游手好闲之徒，但他却在艰难时刻成为整个马村集体利益的捍卫者。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文坛曾经掀起“寻根文学”的浪潮，是文学领域内对中国传统文化优劣与否的一次清算。具体来说有两种基本倾向，一是“续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晶，尤其是其中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是“断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已经腐朽落后，正因为如此，造成了现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被动状况。新历史小说是较“寻根文学”略晚发展起来的文学潮流，作为在同一时代崛起的作家，新历史小说作家不可避免的受到“续根”与“断根”观念的影响，加上西方解构主义的冲击，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传统文化观，并由此创作出了一批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优秀作品，塑造出了众多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性格的复杂人物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谱写了新的篇章。

　　注释：

　　（1）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09页。

　　（2）（3）（4）（5）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4月，第20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国际语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