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繁华有过同事之谊，上世纪90年代，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时我们还算是年轻人，有一帮年轻朋友。每到周二就是吃饭喝酒，虽然是在路边小铺，但都吃得兴高采烈，然后神侃，吃了东家喝西家。很长时期觉得我们这帮人特俗，每到周二就是这么吃喝侃大山。后来有一次到英国剑桥大学，才得知他们那里经常有或者定期有教师的午餐或晚餐会，目的是让同学科或不同学科的教师们能在一起自由交流，这对学术发展能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看来，我们的土法不过延续了中国人的老传统，也没有什么不妥，与现代教育及科学研究的活动未尝不是异曲同工。那时的胡侃也仗着年轻，不知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有这样的生活方式。但在大学里是没有了，大学里的同事都客客气气，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这样可以井水不犯河水，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但我还是怀念那时的朋友们的相聚，吃完东家吃西家，然后打地铺。
那时在繁华兄与我之间，大工作上还有点阴差阳错的事。我是学理论出身的，却被分到当代室；他是学当代出身的，却被分到了理论室。但一呆就是十多年。我后来就搞上了当代，繁华一直都在搞当代，只是理论色彩也不得不浓厚起来。在2001年，孟繁华就出版了《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对文艺学的理论源流的梳理，很见功力，这是当代与理论交叉的学问了。有了理论作后盾，孟繁华原来在文学史方面的深厚积累就更显出优势。要说当代文学史方面的功力，他对作家作品的掌握，那是在同行中有口皆碑的。后来他又与程光炜教授合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可见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领域方面的积累。当然，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在于，孟繁华始终关注当代中国文学最新的发展动向，始终站在当代文学批评最前沿的位置，参与到那些对最新文学现象和事件的阐释中去。他的精力旺盛，又十分勤奋，好像永远有忙不完的事，但却著述不断，评论满天飞。有了这些学术积累和学术活动作为前提，可以想见，这部《中国当代文学通论》就是顺理成章的成就。
作为一部“通论”，其一在“通”，其二在“论”。“通”以我的理解，即是通观，疏通，这是对历史进行一种宏观把握的阐释，无疑也有文学史的眼光在里面。但它又强调“论”，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学史叙述，它是以论带史，以论通史。它比之一般的文学史显得更为自由灵活，无须文学史面面俱到，事无巨细都要兼顾。它只抓主要矛盾，只抓文学史中的要害问题。就此而言，可以看到孟繁华处理当代文学史的独到手法，那就是他的开阔眼界和洒脱的叙述。现今的文学史大多拘谨刻板，难得孟繁华以他的洒脱来叙述当代文学史历经的风雨道路。
当代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在于当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这是一般写作文学史的人都试图要回避的论题，或绕道或淡化，但孟繁华却采取了正面强攻的手法。这让我有些吃惊。当然，正面触及这个问题，也未尝不容易，只要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给定的框框去叙述也不是不可以做到。但孟繁华的学术抱负显然不允许他如此讨巧，他还是要寻求有难度的，对历史做出更为深入和准确的探讨。
确实，当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压抑、驯服或者抵抗，这些事过境迁的描述，或者站在另一种语境中的判断，都并不切合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实际。孟繁华试图还原出中国当代文学史实践与政治构成的复杂的互动关系，那就是新中国的文艺家们也经历了内心的斗争和改变。除了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家，他们已经历经了革命的洗礼，或者直接就历经了战火的考验，他们本来就是革命分子，新中国的革命文艺与他们的文学经验，与他们的生命历程融为一体，当然没有根本的冲突。但也并非一切都顺理成章。革命的形势变了，革命的任务变了，即使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家，更不用说来自国统区奋斗的左翼文艺家，他们也会有新的愿望和新的选择。政治共同体并非铁板一块，任何共同体都存在着内在相异性的问题，政治共同体尤其如此。这就是新中国文艺始终充满了斗争，文艺家们始终处于适应新形势的困苦挣扎之中。但新中国的政治具有无比的感召力，它代表着未来的希望，它具有伟大的感召力。孟繁华试图去揭示出建立新的信仰或被新信仰哺育成长的一代人的适应政治的历史变动，他们的内心始终洋溢着意识形态的冲动和兴奋，并逐渐成为他们内心支配性的力量或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当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话语之后，主动地回应这种时代的询唤，也就成为文学研究者的情感需求，当初那种试探性的谨慎逐渐变为汪洋恣肆的激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说到底关键还是文艺家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主体与政治构成的复杂的认同关系。主体之被询唤或驯服，从而转化为内心激情，革命文艺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真正获得创造的动力。当然，孟繁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只是进行主体的精神分析，他更偏向于回到文学史的客观构成中去，深入到文学的承传方式、生产方式、作家的社会地位以及检查制度的体系中去探讨。
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新中国文艺的影响，这是文学与政治的最关键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有关研究汗牛充栋。但孟繁华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最为下功夫的了，也最有深度的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博大精深，并非三言二语可以概括，不过孟繁华把握住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道德因素，以此来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注重作家世界观改造的问题却颇见独特之处，这样的讨论就更有深度，也把毛泽东本人与中国传统的教育背景联系在一起。主观道德情操在毛泽东思想中历来占据重要份量，毛泽东也相信，作家经过思想改造，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写出为革命所需要的文艺作品，只有与工农群众站在一起，才可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当然，思想改造要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才算符合革命要求，这确实是难以量化的标准。因此，在革命实践中，文艺家的思想改造仿佛变成了它的目的。不断的改造，无止境的运动，终究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是主观精神世界的“过度革命”。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重要的还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联系一起来考察，这方面，孟繁华在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入和理论演变也做了相当精当的分析。当然，战争的背景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建构的重要参照，即使在建国后，关于战争的警种长鸣，国际冷战的背景，这些都给毛泽东亲自发动一次又一次文艺界的斗争运动提供了外部动力。尽管作为一部通论，篇幅有限，但孟繁华要言不烦，抓住要点，给人以提纲挈领的清晰理路。
在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的研究中，有一度时兴的是地下文学研究，而对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极左文学则避而不谈。但孟繁华同样有勇气去揭开那些为常识所遮蔽的历史情境，他对姚文元批评方法的形成，以及姚文体的修辞学解读都可见出他的独到之处。
对于“文革”后的文学，我们通常称之为“新时期”。我们总是这样，每一次历史大事件之后，都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但在文学上，它的本质含义究竟如何？我们如何定位？孟繁华称之为“激情岁月的文学梦想”，这就是一种时代精神风貌的描述了。文革后的时代，人们仿佛突然置身于一个有着无限希望的时代，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几乎指日可待。压抑的、穷困的日子结束了，取而代之必将是美好的、富足的、自由的生活。80年代的文学正是在为到来的“新时期”建构一个伟大的神话，但文学家的追求并不是直接简单地顺应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历经文革之后的文学家们所不同之处。身处“激情岁月”中的历史主体，也有着他们自身的追求，也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生、冲突与分离的历史走向。无疑，当我们说“主流”时，他们就是主流。当我们试图描述主流之外的相异的历史时，那也是他们内在分离的产物。历史之主流从来没有自我的同一性，主体总是自我相异的，当它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主体时，必然具有这种相异性的能力。80年代的思想文化保持着这样活力，恰恰就在于作为“主流”的历史主体们有这种能力。因而，“激情”实在是一种创造的激情。尽管说“创造”一词，对于80年代意识形态翻云覆雨的斗争而言显得过于奢侈了，但我相信它是存在的。同样，我理解孟繁华也是相信它存在的；这就是“激情”的内在特质。孟繁华写道：“就意识形态来说，动员民众参与实现现代化的期待，并藉此完成社会发展形态的转型，在新的目标设定中使民族心理重新获得自振并建立自身的权威性和社会信任感，是它重要的时段性任务；就作家的内心需要来说，挣脱长久以来的‘一体化的精神统治、争取精神自由，表达他们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参与欲望，并以此体现知识分子的英雄情怀，使他们大有恰逢其时之感，他们的倾述欲望终于有了机会得以满足。”
对这个时期的作家诗人理论家进行批判是容易的，他们的有限性，他们的软弱、犬儒主义或不彻底等等。但人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情境，离开了每个人的生存条件，去谈超越现实的理想就显得苛求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我们没有理由为他们开脱，但也不等于我们可以轻易否定他们那代人走出的那些艰难步伐。在这一意义上，我还是比较欣赏孟繁华对80年代那二代作家，即右派和知青作家所持的态度：既肯定其历史成就，他们创造历史的自觉与才华；也时常针砭他们未能更有力地拓展他们本来可能抵达的境地。确实，在80年代，中国文学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以为孟繁华试图去揭示这个问题，但也浅尝辄止。这不只是在辩证法式的理论思辩体系中去阐释，可能需要大量的个案事例，这当然不是通论以某个章节就可解决的难题，也不是我们的学术之外的语境可以给定的范围。
孟繁华的文学评论写得越来越洒脱，做“通论”就自然显出他的洒脱自由。也不奇怪，他把90年代以来的文学规划为第三部分，称之为“多元文化和游牧的文学”。“多元”与“游牧”，这是颇富有诗意的辞藻。对于90年代直至“新世纪”，孟繁华如此深地卷入那些文学事件，与那些人们和事实同歌共舞，他当然满怀激情。他也游牧于其中，他几乎是梦想般地要游牧于其中。就此而言，他真是一个对文学怀有梦想的人，他说80年代是一个“激情”与“梦想”的时期，90年代何尝又不是呢？对于文学中的人来说，文学之存在何尝不是激情与梦想？何尝不渴望多元与游牧呢？对于文学的书写，对于书写着的文学史，没有这种激情、梦想和游牧，何以能进入其中呢？这部通论可以说是激情与洒脱之作，可以说是游牧之作。
90年代的多元文化情境在孟繁华的展示下还是呈现出它的生动性。相对于80年代众口一词的肯定与颂扬；90年代的文学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怪物，其遭致怀疑远远大于它所得到赞许。肯定或贬抑某一时期的文学都属正常，但必须顾及事实，必须回到事实性来论辩。否则就只是以无知与偏见为判断依据。我本人也并不认为90年代文学有多么高超，它无疑有一大堆的问题。但90年代确实不是一个文学萧条的时代，就从数量经济学来说，90年代不知要超过80年代多少倍数。90年代有90年代的追求，有90年代文学面临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势和文学的功能作用，这一切都是由大的历史背景变化所决定的。套用马克思主义老旧的经典语录来说，随着经济的变更，全部上层建筑或迟或快都要发生变化。文学当然不能例外。这里无须深入讨论这类问题，孟繁华满怀激情地叙述90年代文学现场，无疑是有充足理由的。他揭示出90年代的文学所具有的生动活力，给予当代文学转型揭示了清晰的路线图。
当然，“多元”依然只是一种比喻，真正的多元是充分自由的状态里展开的多元，90年代的多元却多少有些勉强，它更象是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规划的一些散兵游勇的自在自为的活动。孟繁华努力去触及90年代个人化的写作更为本质的真实含义，但这种触及也因为叙述语境的限制，也很难深入其中。在另一方面，孟繁华决没有忽视文学写作的 “始终历史化”的潜在冲动。在21世纪初，“新人民性”或“底层叙事”，都重新展现了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承继，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对文学的责任和道义的承担。这或许有些吊诡，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全球资本更全面和深入的介入，中国作家更乐于去叙述底层，叙述本土的生存困境，以此来展现更具有本土特质的那种生活情态。因而，在孟繁华划定的“游牧时代”似乎终究难以游牧起来，他更关注的90年代以来的文学流向，还是新人民性和底层叙事。90年代谁在“游牧”？刘震云吗？王朔吗？王小波吗？甚至张悦然韩寒们吗？或者网络上的痞子蔡宁财神们吗？在这方面，孟繁华的“游牧”尚未深入到这些疆域，或许这里的游牧会更充分，更惊险刺激。
不过，不管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文学还是有它的智慧的痛苦的；还是有它的沮丧和惋惜，甚至也有忏悔；文学史的言说如何去说出这些内心的秘密，这些内心的事实呢？不只是孟繁华面对的难题，其实是我们这些试图言说文学史的人们都面对的难题，而且它还要伴随着我们历经漫长的岁月，直到我们激情不在，惟有痛惜残存——我相信，这些难题还是挥之不去的，这就我们这些试图书写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不得不承受的困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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