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玉

　　饶雪漫《左耳》里有一句名言：上帝作证，我是一个好孩子。

　　上帝作证，我也是。成绩好，性格好，三观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在中学的时候暗恋一个男生，虽然不算混混，但目中无人，自然也是老师眼中的大麻烦。我因为被好学生的身份加持着，自然不敢有半点流露。我和那位男生有一个共同的女性朋友，她偶尔会聊起他，末尾总会加一句：“哎呀，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人呀？”

　　每每这时，我都要装成努力回忆的样子，始终不肯恍然大悟般发出一声“哦”表示肯定。

　　这时候，她便会嘲笑般地说：“就知道你记不住，你说除了作业和课本你还记住什么了？”

　　那个男生对我的影响在她的描述里潜移默化地加深。她完全不知道这一点，每次她兴致高昂地跟我说起他时，我总要把握好我的反应，既不能表现得太感兴趣，让敏感的她有机会用那种意味深长的口吻问我“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也不能表现得像个完全无动于衷的木头，让她没有下次再提的兴致。

　　那时候的我，就是这样谨小慎微，我极力维持着我好学生的光环，不敢让“早恋”这个危险的字眼与我有任何关联。

　　这也许也正是现在我能理解《致青春》《匆匆那年》《左耳》这些奇葩而狗血的青春电影能够大卖的原因，因为它触动了无数个如我般青春过于正常、平淡、懦弱的“好孩子”的情绪。比如《致青春》里的放肆狂爱，比如《左耳》里的跟小混混谈恋爱，我虽然从未经历，却也在心里感慨：談恋爱、死党情谊这些狗血的东西，那正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生啊！

　　我想，青春里爱过的人，无论爱对还是爱错，至少是爱过，这也许正是它最大的意义。

　　（摘自《文苑》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