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康

　　新世纪之交，文学批评家们突然发现，自己曾经拥有的荣耀已经如明日黄花，凋零萎落了。原有位置已被记者和各色“闲杂人员”窃据，他们扯起批评的旗帜，呼风唤雨，俨然成了文坛“新宠”。就像被冷落的“怨妇”，批评家们不能不对集大众宠爱于一身的“新人”满腹嫉妒、怨恨，于是，就有了“学院批评”（“学术批评”）与“媒体批评”的区分，以示身份差异，言下难免流露着内心的不屑和鄙夷。

　　同是针对文学的批评，不同命名实际上包含着价值判断。依然执掌命名权的学者们并没有如当年蒂博代那样怀抱宽容的心态，对各类批评群体作出客观区别和分析，和“媒体批评”这个称谓连在一起的常常是奚落，是指责和非难。其实，指责、非难无补于文学批评建设，也无法让文学批评家重温旧梦，更为合适的态度倒是要学蒂博代那样，客观公允地对批评现状作出分析，寻找症结之所在。

　　顾名思义，媒体批评即活跃于现代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批评，它天然地打着传媒特征的戳记。

　　现代大众传媒是在市场经济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大市场。一方面它贩卖信息，同时又贩卖受众的注意力。这就是说，传媒信息的价值取决于两方面，即信息本身的重要性和大众的关注度。传媒将信息出售给大众而获利，又进而将大众的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收益。这两方面价值的最终实现都取决于大众的关注度，取决于信息对大众的吸引力。现代大众传媒无法脱离受众的注意力，它只能依赖受众注意力，受众注意力是现代大众传媒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又是它争夺的焦点。因此，注意力原则成为大众传媒信息生产的重要原则。现代大众传媒不得不按照这一原则来生产信息和传播信息。凡是寄生于现代大众传媒上的任何信息也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互联网发展所造成的“信息爆炸”， 越加使人的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使注意力争夺战白热化。网络具有巨大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它既是信息的高效的生产者、传播者，又成为信息的埋葬者。它可以迅速将信息放大，大面积覆盖受众，制造轰动；又以其大量繁衍的信息湮没其他信息，窒息并埋葬其他信息。在互联网上，“注意力”不仅仅是信息接受的关键，又是信息传播和再生产的关键。“注意力”成为互联网上真正的驱动力，正是它组织着信息生产者、传播者和受众，以及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从根本上推动信息的传播、复制和再生产，促成信息原子裂变似地繁衍。相反，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中，一个孤独漂浮的信息在它被生产之时，往往就是死亡之日，它即生即死，无缘遇到接受者。信息本身处于“覆盖”与“被覆盖”的紧张关系中，其中的决定者就是受众注意力。这种状况彻底改变了信息生产者与接受者的关系：生产者和他所生产的信息能否真正存在，取决于有没有被接受者所关注和接收。“信息爆炸”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使得争夺受众注意力的争战不仅仅是为着谋利，而首先是为了生存，为了让自己在信息的汪洋中不至于被淹没，能够继续挣扎着现身。

　　在当前争夺受众注意力的战争中，视觉图像轻易夺得了霸权，文字信息逐渐被挤向边缘，而在文字信息中，文学、批评又等而下之。文学和批评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这是现代大众传媒取得垄断性文化权力的传媒时代，也是大众注意力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要在传媒时代真实存在，就必须适应现代传媒造就的严酷的竞争环境，必须屈从于现代传媒的注意力原则。

　　在现代大众传媒霸权的阴影下，通俗化、时尚化、欲望化自然成为文学转危为安，获得生存权的一条捷径。特别是急于想出人头地的年轻一代，采用极端手段倒反而能“出奇制胜”。于是，就有了贴艳照的木子美；有了借重集体力量“扎堆儿”出镜的美女作家群； 甚至连功成名就的文坛宿将也耐不住偶尔出示“丰乳”和“肥臀”以广招徕。至于直接寄生于现代大众传媒之上，处在媒体信息生产场域的媒体批评就更难逃此劫：它必须紧紧追随热点制造热点，追求时尚化、极端化和快餐化，最好是能制造事件挑起争端，聚焦社会注意力，放大社会影响。因此，凡是能够抓住大众注意力的批评方式，诸如酷评、骂评，都因其对受众眼球的吸引力而成为现代传媒上极为活跃的生存者。蒂博代在八十多年前对“报纸的批评”所做的描述，至今似乎并没有过时，他说：“这种批评符合当日的精神、当日的语言，带有当日的气质，带有让人愉快地迅速地读完所必须的一切，它所表达的是当日的思想，但形式却变幻无常，给人一种新思想的错觉，并力图避免一切学究气息。”只不过蒂博代所说的“当日的”精神、语言、气质和思想已经披上“时尚的”外衣，更显新潮，更为激进和极端，也更加惹人耳目了，并因此成为大众一次性消费的快餐，获取廉价的快感。

　　媒体批评的权力来自于现代高科技赋予传媒的巨大威力，来自于它对受众眼球的的吸引力，它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并僭取大众的名义发言，于是便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成为传媒时代的当红明星。哗众取宠，发威撒泼，“骂你没商量”，也就成为媒体批评借以吸引受众的惯用的有效技俩。但是，一旦媒体批评不能凭借自己的敏感抓住大众的趣味和心理，抓住新闻性事件，不能迅速追风，它就不可避免地丧失大众的关注，文化权力也因此丧失殆尽，甚至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在媒体批评面前明摆着两种选择：或是主宰着受众的注意力，大红大紫，大权在握；或是被遗忘掩埋，被淘汰出局。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有谁能够坦然保持超然自持的态度？也正是这种跟风，使得媒体批评失去了深厚的根基，失去了学理性，它无暇去仔细品味作品，无暇条分缕析地深入剖析作品，更没精力也没必要故作沉思状。

　　跟属于现代大众传媒信息生产场域的媒体批评不同，学院批评则处在知识生产场域。在传媒时代，知识的生产虽然也已经离不开各种传媒，特别是互联网，但是，由于它有着特定的生产者和接受对象，即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也由于长期形成的知识生产和接受的特殊规律，即受到知识背景的严格限制，需要通过学校教育长期积累知识，要服从学术规范，这就使得知识生产、传播和接受依旧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场域——知识生产场域；遵循自己独特的规则：知识生产规则。当然，即便如此，它也不得不经受现代大众传媒的压力和干扰。特别是当知识生产规模相当庞大，注意力资源日益枯竭的状况下，学院批评同样难免要追随社会热点来制造理论热点，开设论坛，利用争论来显示自身的存在，但是，它毕竟首先必须遵循知识生产的规则。学术化、学理化、规范化是它的必然归宿。它不可能短频快地对文学现象迅速做出反应，也不应该过于走极端，这些都是与知识生产规则相违背的。而知识生产场域的学术评价制度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点，甚至令它日益脱离文学现场，走向冷漠和僵化。

　　在知识生产整个过程中，参与者不能不受到“习性”和“文化资本”这两个门槛的限制，因此造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域，也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游戏规则。任何知识的生产，包括学院批评，都必须遵奉这一游戏规则而不能轻易放弃它。

　　它更为看重的是知识生产场域内部的评价，和由此给生产者带来的场域内的学术地位，比较而言，场域之外的社会知名度倒在其次。在相对封闭的场域中，内部评价和地位总是与生产者在场域中的文化权力，乃至利益直接相关，外部的社会知名度则必须转换为场域内部评价，才能在场域中产生作用。 在学院知识生产自我循环的机制下，学院批评难免日益丧失现实指涉能力。

　　当前，文学批评正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吸引。当文学批评还仍旧超然于媒体信息生产和知识生产这两个场域时，它常常是文学创作的附庸，即便自命为文学价值的评判者，也总是难以摆脱寄人篱下的感觉。传媒信息生产场域所具有的权力感和知识生产场域的独立感，对它来说构成了巨大的诱惑，它很轻易地就朝这两个方向归化，于是也就不能不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则的引导。因此，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两者间的分裂是难以避免的，虽然其间也有知识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但其特征却愈益分歧。

　　但是，这并不是说学院批评对文学发展已经毫无用处，而是说，它主要是在知识场域中发挥作用。学院批评所建构的意义只能为知识者自己享有，同时也成为新的知识生产的基础。学院批评由于它的学理性和学术性，往往成为文学史撰写的资源。它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只能是间接的。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和遴选来影响文学史的撰写，以筛选出的文学经典，来影响未来的读者和后续的文学生产。这是一种延缓了的滞后影响。尽管学院批评可能洞悉种种外来的“先锋”观念，并常常以引进“先锋”观念为己任，但是，由于不能有效介入文学现场，也就失去了与文学生产者直接对话的能力。 通常方式是通过学院知识生产、积累和传授，来培养未来的文学生产者，影响未来的文学写作。它的影响仍然不是直接的、现场的，而是间接的、滞后的。

　　在现代大众传媒的强大威势下，学院批评的这种滞后影响也将日益衰竭。其一，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知识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连知识本身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这也就动摇了原来的知识权力结构，学院不再能够垄断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由此导致学校教育权威地位失落，导致文学史著作影响力下降，所谓的“经典”也因此遭到漠视，经典的示范作用正在弱化。其二，学院批评自身重学术、重学理、重技术，轻感觉、感悟，批评往往成为技术操练场而失去了对文学本身的敏感，它已经无力对文学做出有效的筛选和评判。其三，虽然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各异其趣，而事实上却受到媒体批评的操纵。由于学院批评在体制束缚下日渐脱离文学现场，除了一如既往钟情于那些被反复涂抹的老面孔，它已经无力面对大量孳生繁衍的新作家和新作品，新的研究对象的选择不得不受到文学热点的引导，而这些所谓的文学热点常常是由媒体批评暗中操纵的。尽管学院批评标榜自己的独立性，事实上，它所做的“独立”选择正是建立在媒体批评事先选择的基础上，是在早已被媒体批评圈定的圈子中“做道场”，是媒体批评造就的舆论压力的结果。此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对经典构成了巨大冲击，人们不再对经典怀抱膜拜心理，这自然使得参与经典生产的学院批评影响力大为下降。

　　那么，文学批评是否就无法摆脱当前这种困境了呢？答案并非如此悲观。虽然媒体信息生产场域和知识生产场域以其自身的规则，对文学批评构成压力和导向，但是，这只是在客观上造成某种可能性，乃至造成某种趋势，而它并不是最终决定者，真正的决定者还是批评者自身。即便是为了争夺受众眼球，媒体批评也不必一定得采取骂评、酷评，趋奉时流的方式，它仍然可以固守独立的立场，以生动活泼浅显的形式赢得受众的欢迎。骂评、酷评只可能奏效于一时，更何况随着大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趣味的改善，也就会对媒体批评提出更高的要求。学院批评则要努力回到文学现场，真正了解文学生产现状，把握文学生产整体面貌，以独立的眼光做出选择评判。学院批评可以不追求对文学生产产生直接的影响，却必须坚守公正科学的学术立场。

　　尤为重要的是应该在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之外，建立第三种批评，即外在于媒体信息生产场域和学院知识生产场域的独立的文学批评。其实，这支批评队伍原本就存在，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少应有的地位，以致它正在向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两个方向分化瓦解。因此，重视这支独立的批评队伍，加强这支队伍建设，由媒体批评、学院批评和独立的第三种批评共同构成相沟通、互补互动的批评生态，则是文学批评走向健康发展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