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连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雪花》杂志特别组织编辑出版了纪念专刊。在短时间内组织作家在同一个地域里同一个题材中，去书写不同内容的抗日斗争故事，并达到内容丰富，角度新颖，技法多样的各具特色的文字，这对《雪花》来讲尚属首次，这实属不易。

　　细细的品读专刊中的短篇小说，深感作家们都能把握住短篇小说，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写作方式，从不同角度切入，将人物放在有限的空间来说话，揭示出小说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其中，温时耀的小说《地狱烈焰》选择直面讲述故事的角度，写出了日本鬼子的凶残压榨，工人的愤怒和无奈。在这个人间地狱，在抗联老战士常明团结带领电网里劳工与日本鬼子进行了真枪实弹的斗争，表达出党在鸡西地区抗日战争中发挥出的核心领导作用。栗果的小说《滴道那嘎达》，也是以日伪煤矿的工人生活为背景，视角却转向普通的百姓，他们为生活所迫，被日伪欺骗来到鸡西，经受了非人的压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出反抗的复仇的怒吼，揭示出日伪对普通人民的非人道的残酷压迫，也通过人民的觉醒与反抗，道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义向邪恶抗争直至胜利的真理。靳银环和周一波的小说别出心裁，他们选取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几个小故事，从人性的角度去试图诠释他们对历史的理解。靳银环的小说《这里的山花别样红》，写小地主陈翰良和山匪长龙们之间结下深仇大恨后，在共同面对日寇的家仇国恨面前，人性的转化，思想的转化，最后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一致对外，前仆后继的去抗击残暴。小说《解脱》则是写一个日本兵在烧杀过程中，看到怀抱婴孩妇女而联想到姐姐这一个独特的情境，在亲情的温暖召唤下，从恶魔回归人性，直到战后仍在进行心灵的忏悔。小说从一个普通的却残忍的日本兵的角度，深入人物的内心，让人们思考是什么让人变成了兽，又是什么让兽回归了人的本性。周一波的小说《鸟鸣谷？野狼沟》富有神奇的浪漫色彩和传奇性，从人和禽兽同在一山野环境，彼此和谐相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美好。可是战争之下没有净土，善良与美好阻断不了战争，只有拿起刀枪才会保卫和平。故事通过人兽的奋起，消灭日本鬼子的传奇故事，展示了美好不都是柔弱的，谁要破坏这个美好生态，阻断和谐都要有沉重的代价来偿还的深刻内涵。小说《诺言》写的是一对情侣刘仁与张莹的生死诺言的故事，是一篇在爱情背景下的战争小说。男女主人公相亲相爱，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刘仁是潜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秘密为抗联提供重要的情报，后来不慎暴露。为了救回被捕的妻子，他毅然重返敌营，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换回爱妻的生命，实现对妻子的诺言。小说写出了革命与情感的矛盾，人性与理性的矛盾。作者没有去写革命至上，而是为了妻子的生命舍弃一切，最后妻子也用自己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诺言，写出了对国家和爱人的忠诚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主题，他们的爱情也在生死之间得到了升华，也映现出他们人格的高贵，这样的革命者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惠相海的小说《红兜兜，长命锁》，通过在修建日本鬼子秘密工事中，一个女人命运的曲折故事，运用现代小说技法，不仅写出了劳工们的不屈，也写出了作为侵略者在天怒人怨中的绝望疯狂。孙立清的《泣泪的紫荷花》，写出了一个被日本鬼子蒙骗的少女，在血的面前觉醒的过程，最后同仇敌忾，献身抗日事业。栗志强、王爱平的小说《东大山旧事之“战争奇缘”》和沙漠雨的小说《遥远的樱花》的焦点，是立在中国和日本的姻缘和亲情上。日本投降撤离后，他们遗留下的妇女、孩子在中国家庭幸福生活和成长的故事，写出了中国人民所具有的悲天悯人的宽阔胸怀，与日本鬼子的凶残恰成最好的对比。田丰的小说《泪洒阿布沁河》，通过一个发生在抗联的真实故事所写，在爱与斗争的生死节点上，面对弱小的生命和战士的群体安全，父母亲情中痛彻心扉的生死抉择，把读者也带入到这种人性的煎熬，故事感人至深，通过自身的抉择变化，控诉了日寇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累累血债，讴歌了抗联战士英勇不屈的爱国情怀。以上所述看出，编辑在组稿时，尽量避开了枪炮隆隆，杀声震天抗日斗争的大时空、大场面，让作家在本地域中挖掘题材中的切口，富有独创性地从不同角度来写，由不同的小主题集结高举人类只有悍卫和平才会有幸福，有和谐，战争的悲剧决不许重演的大主题。

　　作家们在构思小说时，都是对素材经过精心提炼，各自围绕要表达的主题组合结构，力争把材料安排得合理，有的还进行独特的构思运作。郝文彦的小说《兴凯湖上斗倭寇》和田丰的小说《泪洒阿布沁河》，作家是对真实的历史素材消化重构，按照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到结局的逻辑递进结构进行叙述，让读者知道故事的起始到结尾的全部过程。同样，温时耀和栗果也是按这种结构完成构思和写作的。靳银环的小说《这里的山花别样红》则是采用螺旋式的小说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作家在叙述故事时不是一步步将小说推向高峰，而是忽上忽下推进故事向前发展，让读者随着故事一会上到高处，一会沉到谷底，然后在山高处达到顶峰。靳银环在小说开篇就对故事进行铺陈，写出陈翰良夫妻和伙计七叔与狗娃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快乐生活。接着胡子长龙一伙的出现，他手下的赖子强抢粮食，用力刺死狗娃和护着他的陈翰良媳妇。这个悲惨的结果把故事推向高潮。之后，陈翰良一下苍老许多，在心中燃烧着复仇的怒火，但故事这时已沉入谷底。作家后又将故事推至高潮。那是日本鬼子侵入家乡后出现一批抗日的好汉，他们端鬼子的炮楼，抢日本鬼子的武器，这些人中竟有长龙和赖子。不久，陈翰良救了受伤的长龙，并阻止心怀愧意的赖子自杀，告诉他们留下命去杀鬼子吧！之后，作家又将高峰沉下谷底，一次长龙下山和鬼子拼杀血染沙场。按小说的创作规律文到此结尾，陈翰良和长龙的怨已经结了，到此应该打住。可是，作家另外设置的结尾，又将小说故事推到一个新的高峰，那就是陈翰良与七叔带着几个年轻人，埋葬了长龙们的遗体后，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打得鬼子头疼不已。周一波的小说《手术》，讲述的是室内灯光明亮，墙壁雪白，室外阳光温暖，鸟鸣悦耳的手术室。室内是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带着几名医生进行手术，而且进行得一丝不苟。读到这里读者会从心里生出对天使的崇敬。可是，直到最后看到医生们在被手术者胸腔摘下鲜红心脏，放心脏的托盘上的标志登记有被试验人的名字。这个叫林国栋的活体实验人是抗联的一名连长，两次负伤被俘，被当作日本七三一部队的试验品。读者这时由对天使的崇敬到一刹那间对恶魔的愤恨的情感转变，是作家巧用短篇小说翻板结构带来的效果。这种结构是故事在某种缘由的推动下，促使故事顺势发展，可作家在这时使故事发生忽然逆转，在结尾突出翻转使读者看到的不是顺理想象的结果，甚至让人大出意外，在心理激灵的转变间引起了深刻地思索。惠相海的小说是作家以心理为线索构思故事，这是现代派小说创作的一种思路。作家以主人公王实在昏迷和醒来瞬间交差中，用倒叙的方式讲叙故事，似真似幻，朦胧飘离，读起来很有回味。靳银环的小说《解脱》，是主人公日本兵吉田在杀戮中，听到姐姐充满母性的声音转变人性从丑恶向为善回归，直至回到日本晚年时与姐姐爱的猫们为伴，把自己伤害过人的名字为猫命名并倍加呵护，以此来反映其内心对以往的反思和深深的忏悔。故事从头到尾在人物行动背后隐藏着心理的支撑，直至人物得到解脱的安祥离去，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作家们在构思小说时，注重对小说故事情节的设置和人物性格的塑造，力争故事写作充分深透，这是这期专刊短篇小说的另一个特点。靳银环的小说《双生痣》写了两个耳朵都长痣的徐翰臣和徐风山两个人物。这两个本应如兄弟相处的人物，从七八岁到壮年都一直在作家设置的冲突和矛盾中生活，处处都在叫劲。正是这种设置推进了故事的发展和人物性格实质性的转变，最后两个人从彼此真的叫劲到表面叫劲。实质是为支持抗联，徐风山在做掩护，宁肯献出自己的生命，保护徐翰臣继续为抗联提供粮草物品。最后，作家设置一个徐翰臣在徐风山去世七七的晚上，用烈酒等待兄弟回家的场面。在眼含热泪读完短短的文字，似乎看到真情抗日的一对兄弟双手紧握，道不完的一辈子亲情。温时耀在小说《地狱烈焰》的开篇设置了一个悬念，而这个悬念只有马夫常明知道底细。用这个巧妙的方式将小说的主要人物推出来。接着在小说交待常明的身份，被日本鬼子抓到电网里成了煤窑的苦力。常明因为懂得医术而被把头派去给工友看病，赶车拉死人。常明在这座人间地狱里熬到快一年时，巧妙的救出69号浮浪刘全平。作家用刘全平被救参加抗联和抗联接头及时给常明发出信号的设置，引出一个打入内部的人物周文。再由周文组织被抓浮浪团结起来，等待抗联打进电网的情节。最后，作家用抗联小分队在队长王企带领下，刘全平也同几个人杀了进来和常明、周文带着成千的浮浪劳工一齐向鬼子把头们开战，打死七十二个鬼子和四十八个把头，带着新组成的队伍进入莽莽林海继续抗日的场面，将小说推向高潮。这篇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作家在常明和周文等人物身上，所有的不是蛮干而是智慧。他们沉着机智的来应对魔鬼般的鬼子和恶劣的环境，抓住时机凝聚人心，一举捣毁了日本鬼子在中国东北用电网圈成的人间地狱。作家们在小说写作中采用不同的手法塑造和展示人物的性格。靳银环小说《这里的山花别样红》和孟宪歧的小说《热河俊妞》中的人物都是用名字来直接揭示人物性格。陈翰良的名字中的翰蕴含的是传统文化涵养的。良是道德理念的追求。陈翰良是一个农村东家，但他对待伙计像家人，把狗娃看做自己的孩子。《热河俊妞》的人物老妞，就是细皮嫩肉，风姿卓越的人尖尖。作家们用外表描写塑造人物外，都注重通过情节发展来展现人物性格。周一波在小说《鸟鸣谷.野狼沟》中，对人物沈林塑造时，将其放在深山野谷中独居，只和鸟兽打交道的特殊环境中，他用口技和鸟兽交往、沟通、相处的情节，在这样田园诗一般的画面里，塑造出表面平静内心如钢的人物。这个人物后来在抗联战士交往中，内心已经走出原来的世界，但是外表依然平静。所以，在日本鬼子进山对他监视，其只用交朋友的手段诱逼他去出卖抗联战士，都被他在平静中巧妙拒绝。后来，他和抗联战士王奎被抓，鬼子将刀架在脖子上依然平静。但由于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真切认识，内心却更加冷静坚强。作家在创作战火纷飞的抗日题材小说中，避开亮剑人物那样的手法，反其道而行之，塑造另一样的英雄人物，可谓是独树一旗。

　　作家们在距离抗日战争70年后来写那年代的故事，对作家是个不小的考验。要用质朴、洗炼，甚至个性化的语言，写出那个时代不同人物的语言是必下一番功夫的。郝文彦在小说《兴凯湖斗倭寇》中，使用质朴的语言进行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虽然简炼但却使人身临其境。如，那还是在1941年的开春时节，乍暖还寒，道上还有很多冰碴。那天太阳刚冒红，居住在兴凯湖北岸，距当壁镇只有二十来里地的小村子。只几句就勾勒出当年的地理环境。别看这个孙鑫福才19岁，却长的人高马大，大手大脚，黑黑的圆脸，带着一顶狗皮棉帽，一看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几句白描之语就把人物的形象勾勒出来。栗果、温时耀等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都使用与当时贴近的语言，写出真实的人物所处环境和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把小说在结构中有序向前推进，使之成为成功的作品。沙漠雨的小说《遥远的樱花》是写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年月里发生的故事。作家在用第一称视角将讲过发生、发展的情节时，对日本遗孤高桥美智子的心理冲突，使用当代语境的语言，做到了简炼，虽然让人物用行动传神，但却又十分可信。

　　在这一期的散文作品中，应该是编辑的有意布局，对鸡西地域内那些重要的抗日事件发生地，都有意的安排作者去创作散文，达到用事实说话。滴道万人坑，虎林地下要塞，麻山西大坡开拓团自杀地，平阳残杀抗日将士的八角楼等，构成了一幅全面的真实的历史图景。特别是有机的配上摄影图片，更凸显了历史的真实。其中一些散文，与同期小说也产生呼应的效果，如卢伟光的万人坑散文与栗果与温时耀写日伪煤矿的小说相呼应，写王心红地下要塞的散文与惠相海的《红兜兜，长命锁》相呼应，赵宝军写开拓团自杀的与沙漠雨与王爱平的日本遗孤内容的小说相呼应，这样虚构与现实相互验证，在杂志的整体艺术效果上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综上，通过这期杂志来看对同一主题文字的写作，作者在写作上应该有所启发。首先要在新颖上下功夫，如这一期就是很多种角度来呈现，不然很容易有雷同和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样势必影响文字的价值。表现形式的新颖也是独创性的重要标识，如这一期现代艺术与传统写法的有机结合，也自然体现出了“这一个”的独特性。认识的独特与深刻是新颖的根基，从人性的角度深入不同的事件，得出不同的历史认识，也是同题写作中重要的思维方式。以上浅谈，限于篇幅，愿与各位文友相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