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孝荣

　　狗娃是我的邻居，比我长两岁。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伙伴。共同的成长，使我们之间有着相同的感情红线被紧紧地系在一起。我们彼此都非常关心对方的情况。就好像是灵敏的天平，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就会让天平失衡。只是因为他比我年长，我们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步伐，他比我早上学，高我一个年级。他比我力气大，每次打架都能够占上风。他比我会撒谎，每次打架之后总是能够逃脱大人的惩罚。他还比我狡猾，每次我总是相信他的话而上当受骗。另外一个更大的不同，则是他家比我们家要富裕许多。因为他是独子，他有他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疼爱她，他总是比我更享福。而我因为兄弟姊妹多，疼爱我的人非常少。就是因为疼爱他的人多，狗娃的身体就一直长得壮实。他有一张圆圆的脸，短粗的手指和一个大大的啤酒肚，看上去就像一匹官。

　　但是，生活那东西手里却握有一根魔术棒，它总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对每个人的性格进行不同的调节。我和狗娃之间，因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的性格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间似乎隔着一个长长的不可跨越的沟壑。沟壑的两岸就生长着不同的植物。我的这边生长的是无穷的志气。他的那边生长的则是绿油油的娇惯和懦弱。对我来说，贫穷和逆境是最好的磨石，它打磨了我的坚强。我们之间的沟壑，就是那个坚强给冲刷出的。坚强浇灌着我的志气，使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比他做得好。因此很小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出现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就一直是我们班上的班长。后来又当学生会的主席。而狗娃的情况却刚好相反，他不仅学习成绩不好，又因为娇生惯养，与同学的关系处得非常不好，不仅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和学生会的干部，而且老师或同学都非常讨厌他。这种情况自然是一个粗大的绳索，成批地牵引出了狗娃的着急和他家人的嫉妒。他的父母就常常在我们面前夸我：“你怎么这么出息呢？竟然当上了官儿。”

　　听了他们的话我知道，这个消息自然是狗娃传达给他们的。那显然就预示着我的出息成了横亘在狗娃心里的一座山峰，他因为不能逾越，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父母。而他的父母在说这话的时候，尽管脸上的笑容像鲜花那样灿烂，但是他们语气背后所透露出的那种酸溜溜的感觉，却异常铺张，从我的身边一直铺满了乡村的天空。

　　狗娃也因为这个原因，对我的欺负就来得更加凶猛了。他内心的恶成批涌出，向我射来毒箭，吐出毒液，选择他的力气比我大、家庭比我富等优于我的方面攻击我，污辱我，甚至殴打我。但是这些方面面仅仅只是满足了他一时的快乐。当那快乐的尾巴消失在天边的时候，他仍旧陷进了巨大的失落和难言的自卑之中。他常常像一只受伤的小猫一个人呆在他那边的阶沿上，望着前面的山峰发呆，脸上飘浮着厚厚的乌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狗娃和我之间的竞争就正式打响了战役，而且战线拉得长，战火延伸到了各个方面。除了学习方面的竞争之外，还包括家庭之间的抉择。如果说我们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他们，狗娃就会在我面前说出许多难听的话来，在他的挖苦和打击中获得心理平衡。

　　我和他都没有考上大学。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生了病，学习成绩被拉了下来。而狗娃却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无法考上大学。这样的事实，让狗娃和他的一家高兴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一直以为你会考上大学的。”狗娃常常酸溜溜地对我说，“你的学习成绩那么好，不考上大学实在是太可惜了。”

　　他这些酸溜溜的话，我当然无意回答。但我从来是不在他面前说那些酸溜溜的话的，因为我的内心里有志气给我撑腰壮胆，我无须说那些酸溜溜的话，我只需要用我的行动去证明我自己。

　　高中毕业以后我仍旧不心甘，在家里写起了小说。这样的选择让狗娃高兴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不务正业，不可能将小说写成功。

　　记得有一次，我们村里组织了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我就是宣传队中的一员。来给我们培训的是乡文化站派出的一位辅导老师，他听说我正在写小说就想看看我的小说，我也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向他请教，就把我写的小说底稿拿给他看。因为当时辅导老师就住在狗娃家，辅导老师看完之后狗娃也看了我的小说。

　　“妈，莽子写的都是我们家的事儿。”当狗娃看完了之后，他就用尖利的声音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他的母亲。而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好被我听见了，我就站在我们家的窗户前，他的声音正好一字不漏的从那里传了过来。他声音里的焦虑就像一根根鼓棒，打遍了乡村的所有空间，显得那样的生硬。

　　“他要写就让他写嘛。”接着，他母亲的声音也从那边传了过来。

　　但是我知道，我所写的那些内容其实并不是他们一家所发生的事，而是在乡村中普遍存在的事情，狗娃看过小说之后，不过是他自己对号入座了而已。

　　这件事情也就因为他母亲的那句话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他对我的嘲讽却因此而更加旺盛起来，他总是嘲讽我写不好小说。嘲讽过后他脸上的笑容像青苔一样厚实，绿油油的。但结果并非他所愿，后来因为我的小说在报刊上发表出来，乡村秀才的称号也就戴到了我的头上。而且肥胖的机会也来到了我的面前，我们村办学校因为缺少老师，我便被他们请去当了代课教师。这一下，狗娃就急红了眼。

　　“你到底比我有能耐。”有一天我刚刚从学校里回家，狗娃就专程上我家来，坐在我家里和我套近乎。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原住地，搬到另外的地方做了新屋。这一次，狗娃再没有说酸溜溜的话，而是来表示了他的祝贺。但是他话背后所暴露出的那种眼红和着急，却是那样露骨，就好像是从地里拔出的白萝卜，就那么鲜艳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那算什么能耐，一个代课老师算个什么？”我笑着回答他。

　　因为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自小我就学会了低调，不事张扬。父母教给我的道理就是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即便是取得成绩，也不要骄傲自满，沾沾自喜，因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接下来我们就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当然都是些不咸不淡的乡村闲话。

　　当完代课教师之后，我就又去乡里的公路指挥部当了会计。这样的事实也同样让他坐卧不安。他再次上我家来对我表示了祝贺，眼红和着急再次在我面前摆成了白萝卜。endprint

　　之后，因为有一次招干的机会，我和狗娃都参加了考试，而且幸运的是我和他都考上了。

　　最初我被分在区公所里当办公室工作员，他被分在乡下一个乡镇之中当了乡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和狗娃就成了在我们那个村庄的两段木头，乡亲们可以随意地对我们进行乱砍乱伐，评头论足了。大家就我们之间的特长、各自的性格和未来的前景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和猜测。而在那样的评头论足之中，我总是处于下风的，因为我不过就是一个办事的工作员，尽管是在区公所里，但是狗娃却是乡长，手中有权，因此他在我们出生的村子里，就被称之为了著名人士。

　　这样的比较和传颂，一下子就让狗娃获得了非常强大的自信。为了让他的那种自信在乡村里得到更加茁壮的成长，每到放假的时候，他就提着礼物挨家挨户去走动，把他和乡亲们的关系打造得更加牢固。这样做下来的结果，当然是他变得更著名了。

　　而我因为在内心之中筑了一个低调、不事张扬的闸门，即便是假期回家，我也从来不到那些人家里去专门行走，只是偶尔碰上了，我们才会热情地说上许多话。如果他们相信我，需要我给他们帮什么忙，我也会尽力地去给他们办好。我的意识里，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让自己成为著名的人士，而去巴结那些人。

　　可是好景不长，狗娃在他所在的那个乡里只当了三年乡长，就从乡长的位置上下来了。原因是他没有能力，无法扛起一个乡的重任。他就从乡长的高处迫降到了地面，成了一个一般干部。不过在他迫降的地面，组织上考虑他曾经做过乡长，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好的去处。让他到一个非常有钱的部门，当移民办公室主任。因为我们鄂西大山里的清江上，需要在一个叫隔河岩的地方筑坝建电站，就涉及不少的村庄需要搬迁，这样清江两岸淹没区的乡镇都相继建立起了移民办公室，负责淹没区内的农民搬迁和村庄的新建。狗娃所从事的就是这样一项工作。也就这样，他找到了某种平衡，并没有因为从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而有任何情绪。因为他手里掌管着大批的移民资金。

　　这种结果，也自然让狗娃在我们的村子里更加著名了。他率先在我们村子里有了第一辆摩托车，家里也进行了全面的翻新改造。而且他还将断头的乡村公路一直修到了他家的大门口。也就这样，狗娃仍旧像先前那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他说话声音洪亮，走路昂首挺胸，完全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我和他走了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办公室里做了三年工作员之后，我就成了乡镇的领导，而且是狗娃的顶头上司。这样的情况，让狗娃一下子就无法接受了，无论是单独场合，还是公开场合，他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和我作对。我说红的，他就要说绿的，我说白的，他就要说黑的。总之一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和我对着干，让我下不来台。那样争论时，狗娃的那张圆圆的脸就通红一片，仿佛泼了猪血。看着这样的狗娃，我的心里就会常常发笑。我所采取的策略，也是懒得和他争论。我崇尚的是干好自己的事，无须耍嘴上功夫。

　　在乡镇干了几年之后，我就成了作家，去县城做了文化人。无论是在我所出生的乡村，还是在我所工作的地方，我成了真正的著名人士。这一下，狗娃就是彻底自卑了。记得有一年我在县城的一家大宾馆里开会，正好碰上他带着他的儿子也在那家宾馆里住宿，当我在一楼大厅里办事的时候，他带着儿子刚好出来。就在看见我的那一刹那，他突然拉着儿子返回楼上去了。站在大厅里，我大声叫着他的名字，他连理都没理一声，很快就消失在前面的楼道口了。他的这一举动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他的自卑拒绝见上我。

　　之后的无数年，我们几乎再没有见过面，而随着我把父母接进城，我们就几乎将对方遗忘了。但是我时常在梦里见到他。因为童年作为最亮的底色，已经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最牢固的地基。在我的梦里，狗娃没有任何改变，他还是那个喜欢欺负我、打击我，说着酸溜溜话的乡村孩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