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立方

　　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在抗日战地医院的二三事

　　段立方

　　这是一个逝去七十余年的往事，沧桑岁月，令人难忘。那是我走上革命生涯的萌始阶段，更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攸关的岁月，伟大的抗日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此时，一个蒙蒙少年能有些什么样的作为呢？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方才十岁的我，走进了抗日战地医院。那是一个我军对苏豫皖地区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彻底粉碎日伪对我解放区的残酷扫荡，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春天。战事频频，捷报连连，与此同时我抗日战地医院里的伤员也迅速地增加。此时的我，从刚一下班不多天的公立淮北师范教务处公务员的岗位上，借调到了抗日战地医院。(我的第一位顶头上司，当时的教务处主任尹锡珍亲自送我到医院上班。她在全国解放后先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后调中组部任局长之职，八五年我出差北京时还去看望了她)。

　　抗日战地医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所战时医疗机构，直属四师 (淮北军区)领导，师长兼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彭雪枫将军。医院驻扎在泗县辖区内的一个大村庄里。村里有一所洋教堂 (我们学校教务处就设在教堂的院子里)，一座大庙和一所祠堂，还有地方学校等公共建筑。战地医院就设在大庙里。庙内有前后院和两个大殿及多问厢房。在寺庙的前后院还有几株古老的大柏树，苍劲攸攸，挺拔昂然。大门右侧的古柏下系结着两只大白鹅，它不时的高亢呜叫声，给刚到医院的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它们曾多次不客气的追啄过我)，这是村里的老乡送来慰劳伤员的。庙里的大殿是重伤员病房，轻伤员则分散在老乡家里。

　　每当前线有大战役的时候，往往也是医院里伤员骤增的时候。这时全院犹如进入了一场紧张的战斗，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安置与救治伤员。

　　医院对我是一个全新且又神秘的世界，心底里是一片迷茫，我对自己在这里的未来全然不知。医院里，像我这样的小鬼还有五六个，我是年龄最小的，稍大一点的也只有十四五岁。我虽最年小但个儿却不在他们之下。院里医休人员都喜欢我们，叫我们是 “小鬼班”。这一群小鬼的到来，给医院带来了不少生机与活力，那种肃穆沉闷的气氛淡然而去。我们都很听话，又勤快，不怕吃苦，叫干啥就干啥，处处可见伙伴们的身影。在这里我全无孤独感，也不想家。其实，我的父母在我之前就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我已无 “家”可回了，医院就是我的家，人们称我们是革命家庭。实在说，也真没时间想家，白天闲不着，晚上一上床就进入梦乡了。

　　不长时间，我们已渐渐熟悉了医院里的生活环境、工作职责，“小鬼班”的任务是为伤员服务，都是看护员。主要是守护重伤员，负责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照料，并将他们病情的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医生。这些伤员有的已四肢不全；有的伤势很重，流血过多，十分虚弱。伤员们身上哪个部位受伤的都有。目睹这一切，心里沉甸甸的。这让人深深感到战争的残酷无情，一股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之心不时涌向心头。日本鬼子若不来中国，哪有今天这一幕呢？!我们守护的这些重伤员，他们有的强忍着伤口的疼痛，一声不吭；有的轻声呻吟，不扰他人；也有的疼痛难熬，极少数人失去理智，任意辱骂医护人员，甚至粗暴的对待我们，发泄对治疗的不满。我们几个小伙伴在长久的看护中，都不同程度地尝过这种味道，我曾有过的切身体验，给我留下了不灭的记忆。起因是我守护的这位伤员说伤口痛的厉害，叫我把医生找来。医生随即过来认真的检查了他的伤势，认为恢复的很好，照理不会有多大的疼痛感，又因院里严重缺乏止痛药品，建议给他做中医针灸止痛时，他就勃然大怒，言语中强烈的居功自傲情绪，口中秽语不绝。医生冷静又非常耐心的反复向他解释，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医生无奈的离开了。然而顷刻间他面对着我疯狂地大发雷霆，满口脏话，把一腔怒火全发在了我的身上，只见他顺手将床边的拐杖、碗盆叮叮当当的向我投掷过来。这可把我吓蒙了，我做错了什么？这一切惊动了大殿病房，人们以惊讶的神情议论纷纷。对他这种完全错误的行为群起而攻之，说他完全不像一个革命军人的表现，给军人丢脸，这里有的伤势比你严重的多，战功比你大的多的人，也没像你这样，太不通情理了。对一个娃娃动武算是什么本事……你一言我一语，大殿顿时群情怒发，他成了众矢之的，彻底孤立了。我深受屈辱的心灵似乎也得到了些许安抚，满含泪花的双目视物渐渐清晰了起来。护士长的到来平息了一场狂澜，病房又恢复了常日的宁静。后来我知道了他原是一位解放战士，内心也就对他多了几分原谅之情。这种事不常发生，像上述这种完全失去理性的极端行为实属罕见。人民军队的战士都有一个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约定俗成的庄严承诺。但什么事都没有绝对的百分百。所以院领导要求我们要以最大的爱心、同情心和理解心对待身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对伤员做到 “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事实上，在他们从极度痛苦中解脱出来后，大多都主动表示诚恳的歉意，医患关系也更加亲密。他们还会给我们讲许多打仗的故事呢。

　　存伤员中，时而也有少数在前线被俘的同伪军受伤者。对他们也一视同仁，实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

　　我们这些小鬼，当自己守护的重伤员解除特护以后，就不需再时时守护在他们的身旁了，他们会转移到轻伤病房继续休养，直到痊愈重返前线。大殿里的伤员总是进进出出的。我们此时就需要轮流到供应室帮助洗晒伤员们包扎伤口换下来的纱布、绷带等敷料污染物，这是每天都有的。这些物品晒干后收下来又须一件一件的叠好卷好扎好，然后进行蒸煮消毒，以备再用，所有医疗用品都来之不易，大多数都要反复使用。此外，帮助伙房做事或陪司务长赶集采购也是常有的。总之，那些不需要医术的杂务事，都常常少不了我们这几个。整天忙东忙西，不知疲倦，也没人叫苦喊累。但是很少有个人的玩耍时间。有时候村里小朋友来喊我们去做游戏，可是即使再心痒眼馋，也不敢擅自涉足。只有吃饭睡觉时间才是自己支配的。尽管这样，也没人抱怨，依然生活得很快乐。

　　医院领导也时而将我们几个小鬼召集起来开个小会，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进行讲评，基本是鼓励多批评少，也从未指名道姓的批评过我们中的任何人。总是语重心长的给我们讲做好各项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我们以伤员为榜样，他们在前方流血，我们在后方多流汗，都是为抗日斗争做贡献。说你们虽年少但做的工作和大人是一样的，很了不起。还要求我们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特别在外面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加强团结，多互相帮助，发扬革命传统；还要求我们别贪玩，有空要多学习，将来为革命挑重担等等。这些谆谆教诲，使我们懂得如何做人做事的道理，可以说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院领导从不安排我们几个值夜班，而是利用晚上时间组织我们集中学习文化。没有专门课本，但有专人负责教我们。大地就是黑板，小木棒就是笔。在有些微弱的灯光下，大家围坐一圈，老师将手中的一小布袋沙土往地上一倒、推平，再用小木棒在沙面上上下左右一转动，一块 “黑板”就准备好了，划拉几下，一个字就跃然眼前。老师要求我们在自己手掌上比画、记在心里，反复多遍练习，下次上课每人默写汇报，还要求讲清字义和使用等。有时，老师又将手伸进小布袋握一把沙土在地上游动，手指间就会流出一个个好看的字体，大家很兴奋，倍感新鲜神奇，课后我们也会找地方抓一把沙土在地上模仿，但终不成字形。这样的文化学习制度一直坚持着。院领导的这一精心安排，既是一种长者的爱心，也是领导者的一种深谋远虑。战争使我们失去了学校的课堂，而在这一特殊的课堂上又补上了。

　　在守护重伤员的任务不是特别繁忙的时候，我又有别的工作要做。比如清扫庭院、保持室内外的清洁卫生，还要给各病房送开水等等。再把病房里的照明马灯和手术治疗室的汽油灯收集起来，逐个将灯罩玻璃擦拭干净，加满灯油，然后送回原处，这是每天都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此外，我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每周跑一趟报社取报纸。《拂晓报》是我们四师(淮北军区)办得一张深受广大指战员欢迎的军内小报，连党中央都称赞报纸办得好。报上会及时刊登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各地时事战况信息，战斗中涌现出的英模事迹，以及部队生活剪影等等，报上还配载一些醒目的木刻漫画艺术作品。总之，报纸办得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手拿一张报，能知天下事，看 《拂晓报》是大家的期盼。《拂晓报》社驻扎在离医院约有十公里的另一个村庄里。我接受任务第一次出差时，院领导把报社所在地、大体方位、沿途经过的村庄和注意事项一一告诉了我，还特地给报社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带着。明确告诉我：这任务今后就交给你了，一周去一趟报社拿报纸，胆子大一点，路不熟就多问问沿途的老乡。并说，咱这里是解放区，天下太平着呢，放心!又给我带上一根打狗棒，以防狗伤人。其实，村里狗是很少的，在打游击战时狗已被消灭的差不多了。但是有备无患，说不定就用上了呢。在一旁的小伙伴们围着我，他们又若有其事的说道：野地里会有狼出现的，狼和狗长得差不多样子，长长的尾巴一直耷拉着，拖在屁股后而，大嘴、利牙、绿眼睛，体型比狗大，很厉害的。还说，狼的四条腿是麻杆做的，木棒一扫就打断了。又说，狼很狡猾的，你赶路时如遇上背后有人拍你的肩膀时，千万别回头看，若一回头它就猛地咬住你的喉咙管，让你喘不过气来，把你憋死，然后把你吃掉。听了他们七嘴八舌的一番述说，我心里顿时毛骨悚然，我从未见过狼是啥样，心里着实紧张害怕起来。可是，这几个伙伴又哈哈大笑起来，赶紧说：和你逗着玩的，这里既不是山区也不是大草原，村庄这么多，哪来的狼啊!吓吓你的，赶快走吧。我这才把心放了下来，上路去拿报纸了。我快步走出村庄，大着胆子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了一村又一村，走了一身大汗，边走边问路，大半天就走了一个来回，顺利完成了任务，也没见着狗和狼，心里有了底，知道下回怎么走了。回村到了院部，汇报了首次执行任务的情况后，领导让我先休息吃饭，然后将报纸分发给各科室及病房。当我把报纸送到病房时，有的伤员要我念几段给大家听听，可是我当时只有小学二年级水平，念的结结巴巴，实在难以胜任……

　　每次去报社，途中要经过一道横长的好似浅河沟的干涸沙坡地路段，它是脚下必须经过的一段凹形 “路”面，没有别的选择。若遇上一场不大不小的雨水，它就变脸不认人了。一天我又去报社拿报纸，熟门熟路，只是天空云层多了点，还有点闷热。当我到达报社拿了报纸后，一场大雨从天而降。此时报社同志讲这雨下不长的，等等吧。无奈只得耐心地等着老天开眼了。果然，雨势逐渐小了，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这里的沙性土壤只要雨一停，稍稍一会儿地面就不会湿鞋了。我将几十份报纸重新装入灰布饭包袋里，便急切地踏上了返程之路。雨后的清新空气，使人心旷神怡，回家的脚步也快了。但是当我赶到那段低洼路段时，眼前的状况顿时使我惊呆了，原来的 “路”不见了，通途变成了一道水流湍急的天堑，回去的路被阻断了，这可如何是好呢？仰望天空是流云飞逝，环顾四野静悄无息，呼天喊地不见一人。唯一之策只能是脱掉鞋袜，趟水过 “河”了，我一手高举起饭包，另一手举起鞋袜，小心翼翼的迈开双脚下了水。猛然间我又退缩了回来，我是个旱鸭子啊!从小母亲禁止我下河塘，不会游泳，万一跌倒在水里如何是好？更何况水的深浅全然无数，太危险了。正在我万般无奈时，身后来了一位身穿灰制服的军大哥，瞬间心里一亮，一种亲切感、安全感油然而生。军大哥若无其事地停下来，眼见此景，心中仿佛明白了一切。问我是哪个单位的，要去何处等，我一一向他说明。他说自己是 《拂晓报》社的记者，去战地医院采访一位受伤的战斗英雄，正好同路。他告诉我，这处低洼路段一遇下雨四而八方的雨水都流向这里，流速很快，但不深，几小时后就会恢复常态，路又通了。说话问，他毫不犹豫地背驮着我过了 “河”。真是天不助我人助我，此刻我心中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过 “河”之后，我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已到了我院驻地。记者大哥向院领导述说了 “过河”的情况后，院领导安慰我一番说，以后阴天不要去了，等好天再去报社。这一小小的遇险记，给我留下了一段深深的生平印记。

　　我在医院期间，常以一种沉重的心情，迎接一批又一批从抗日前线受伤的我军指战员来院治疗，和他们朝夕相处，目睹他们恢复健康的全过程，又满怀喜悦地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伤势痊愈重返前线的英雄们，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我们这些借调人员在抗日战事结束不久，就各自回到了原单位。

　　我在战地医院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日夜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学习了许多新的知识，在人生的历程中得到了一次有益的锻炼。虽然少了一些一个少年儿童应有的天真生活，但得到了一些同龄人难得的生活体验和社会阅历，这是我的财富。但愿后人世世代代永不再有我曾经的少年生活体验。祖国的强大，世界的和平才是人民福祉的坚实保障。

　　责任编辑/麦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