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忠

　　我确信我是一个安于现状而碌碌无为的人。

　　 近十年来，我一直从事着起初热衷而后来厌烦的记者行当。也曾想过改行，但我害怕折腾，事实我也折腾不起。我除了能写几篇不咸不淡、不香不臭的文章以外，又能干点什么呢？像金旺一样摆个大肉摊？我承认我不是做生意的料。金旺羡慕我固定的收入和清闲。事实上，除了一点固定的收入，这个职业并不清闲，每天有没完没了的采访任务，每天有没完没了的稿件任务，就连星期天也不例外。我倒羡慕起金旺的自由来，我曾给金旺说过，给谁打工都不如给自己打工。这可能就是人说的，再好的职业也有干烦的一天。各行有各行的苦，各行有各行的乐。

　　 也许是我真的不会折腾，我在这个小县城里混了也快十年了，也一直是东迁西住，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村里人自然也会议论，说喜娃在城里混啥着呢，听说还是个记者，吃皇粮的，咋就没有金旺混得有出息呢？这个说，金旺再有出息也是个卖肉的，人家喜娃可是正派大学生呢。那个说，大学生咋了，还不是东家住了西家住，到如今还没有个窝，金旺卖肉倒卖出套楼房，把女人和孩子接到城里都住在了楼上。啧啧！

　　 这些话自然会吹进父母的耳朵，而说这些话的，原本就是眼馋金旺的人说给父母听的。当然，这些话也会传到同在一个小城的我和金旺的耳朵里。

　　 每次碰到金旺，我们总会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上几盅，或者天南地北的聊上一通。所聊的内容，无非是过往的种种。金旺和我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是发小又是死党。金旺从小就说自己是个猪脑子，不是个念书的料，只配卖肉。而在金旺眼里，我天生就是个读书的料，而后来，这一切都被证实了。

　　 金旺一连复读了三年最终放弃了高考，而我轻松地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后，应聘到县城一家报社工作，而金旺真地支起摊子，卖起了猪肉。原本我们的生活就会这样平静地继续下去，他卖他的猪肉，我跑我的采访。有时间了坐在一起喝喝酒，说说女人什么的。但是，我们毕竟要面对现实。尤其是我，表面上倒很平静，还会对金旺兄弟一声一声地叫，但无形之中，我们之间隔了一种什么东西。

　　 起初，我没有怪金旺，我也不能怪金旺。金旺能有现在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和苦力换来的。这些年金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一清二楚。金旺除了能吃苦，就是敢折腾。当初订房的时候，金旺曾劝过我，但我思前想后总觉得买房还不是时候，我怕背一身的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后来，房价一年比一年高，而我的收入却增长无几，只能一拖再拖。

　　 但是后来，村人的议论，父母的叹息，我想装得若无其事，但内心的确有一种东西在翻腾。我不比金旺差啊，但村里人为什么说我不如金旺呢，不就是因为金旺比我会折腾么，一套房就把人的贵贱区分出来了？

　　 想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难道这几年金旺全是装出来的，他那么辛苦的卖肉攒钱是要堵村里人的嘴，是想给父母和我扇两个看不见的耳光？这样一来，金旺不但虚伪而且有些阴险了。看来，是我把每个人估得过高了。于是，我不但瞧不起金旺，更不想有这个当面一套而背后捅刀子的朋友。

　　 金旺还跟原先一样，会送一些猪肚子。猪肚子是我最爱吃的，从小就爱吃，所以，这些年来，没少吃金旺送的猪肚子，金旺总会把猪肚子洗得又白又净。我对金旺说，兄弟你算是把我救了，你当初如果不选择卖猪肉，我到哪儿解馋去。金旺说，猪肚子哪里没有，那肉摊上一串一串的。我就笑金旺，谁会和你一样翻着洗，洗那么白那么净？别人的猪肚子再好，我还不放心吃呢。

　　 但是最近，我不想吃金旺的猪肚子了，我看着金旺提着猪肚子心里有些别扭，忽然觉得那些猪肚子有些脏。我就对金旺说，这段时间闹肚子，医生说，要少吃猪肉。我拿了钱给金旺，金旺没有去接，脸上却是一红一白的，没说一句话，转身就走了。

　　 我看着金旺的背影，宽厚的肩膀，壮实的身体，背却有些弓了。我心里一阵难过，三十年的兄弟，怕就这么散了。

　　 我不能坐着等了，听说县城最近有一批廉租房，但前提是要享受城镇低保。妻子的户口一直在农村，虽然迁户口、办低保这些环节十分麻烦，但我还是不想放弃这次机会，别人都能折腾，我为什么不折腾一下呢？

　　 自从金旺有了房子，我的心里就像横着一堵墙，不但工作没有热情，就是写一篇几百字的小稿子也会出现几个错别字，让主编训斥了几回。我心里骂：妈的，有本事把老子开除了，反正这窝囊气我也受够了。但我还得陪上笑脸说，主编，对不起，可能这几天没睡好，脑子有些乱，下次注意。

　　 不想，主编给我扣起了高帽子，喜娃，你是咱们报社的笔杆子，最近，副刊专刊部要增设一名编辑，社里准备启用你，你可不能再让大家失望啊。我轻描淡写地说，谢谢主编高抬，我还是当我的小记者。我摔了一下主编的门就出来了。我听主编在背后骂：酸文人，自恃清高，一辈子也是个小记者。

　　 我并不是赌气，因为进报社十年来，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按常规都会经历从记者到编辑再到部门主任这样一个过程，我因为文字功底好，又喜欢写一些散文随笔什么的，刚进报社很吃香，很快就从记者的角色进入了副刊部并任编辑。

　　 可是不久，主编就找我谈话，他拿着一张报纸摔过来，睁着眼睛问，你的副刊都编的什么？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问怎么了？主编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办报的宗旨是什么，是读者。你可倒好，短短几期就把我们的读者打发了。读者都写信举报了，说我们办的报纸晦涩难懂，特别是副刊，都是一些文人自恋，酸仄仄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能吸引读者吗？谁还会看我们的报纸。我说，那就该登一些娱乐读者、娱乐大众的文章吗？这种快餐式的文章我编不过来，也没有兴趣编。

　　 主编被我气得光了顶的头上都冒汗了，他一把撕了那张报纸。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从明天起，你就不用编报纸了。我说，谁愿意编谁编去，我还不稀罕编呢。我就从主编的房子里出来了。

　　 我又干起了我的小记者，奇怪的是，自从我退出副刊部，读者却是一片叫好，说报纸编得越来越好了，特别是副刊，文章花样多，很有趣味性。当然，这多是从同事的交谈中得知的。他们只要谈起副刊，就有一种神秘感，好像怕我听到，又好像是专门说给我听的。

　　其实，好与坏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也从来不在副刊上发表文章。在报社干的时间越久，我越觉得我根本不适合这个行业，一茬一茬的学弟学妹，都一跃成了编辑，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而我即将进入而立之年，仍然和一群娃娃蛋一起跑采访。好在这些年轻人对我还算尊重，一个一个“老师”地叫着，我也就含糊不清地答应着。

　　 人和人毕竟是要共事的，我也不能装成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那会让别人看不起的。就像小莉，代替我编辑副刊的，刚开始老师老师地叫着帮她看个稿，让我传授一下编副刊的经验。其实，我对这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本来没有什么好感，后来又听说了与主编的一些事情。我就很厌恶，我说，你找主编帮忙去，我不会办副刊，也看不懂那些花花绿绿的故事，你这个“老师”白叫了。小莉就真不叫老师，就直接喊起了“老万”。

　　 采访的时候，我喜欢信马由缰，走村串巷，寻找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新闻故事和线索。我深知真正的新闻在基层，在民间，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这也是我在大学期间对新闻事件的认识，也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秉承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却随着真正的采访而逐渐偏离。更多的时候，我被派到各种会议场所，对着一群人跑来跑去，对着大大小小的领导左拍一个右闪一个。眼睛对着那个小小的窗口都花了，食指也快按麻了。

　　 每次开会，都有各种各样的讲话，先是大领导讲，我就对着大领导的脑门咔咔一阵急闪，接着又是小领导讲，我又会对着小领导的脑门咔咔一阵急闪。闪过之后，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后排的桌子上摆了个“记者”的牌牌，我就盯着那个牌牌看，看着看着瞌睡就来了。

　　 这样的采访虽然单调，但不累人，会议结束了，我的采访任务也就完成了。其实，报道的内容别人已经写好了，我只是删改几句，基本上一篇报道就能顺利地发出去。

　　 让人头疼的还是领导调研。小车排着队，一会奔上这个山头，一会奔到那个沟畔，我这个当记者的，就只好左肩扛着摄像机右手举着照相机，一个劲地往领导前面挤，领导摆出一个造型，只有我们当记者的看得最清楚，所以，在领导摆造型之前，我就得准备好家当，咔咔闪几下，又赶紧换上另外的家当，把领导的造型完整地拍摄下来。

　　 我虽然不情愿跟在领导的屁股后面跑，但我是个记者，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停下来。所以，调研一结束，领导的车带着一股烟跑了，而我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整资料，赶稿子。

　　 人说记者是个最贱的行当我还不信，这些年我算是领教了。总是能把屁大的一点事说成山大，最能把极不确定的事情说成实事。是当记者的愿意捕风捉影，夸大其词？当然不是，至少我不愿意歪曲事实。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你不愿写就能不写的吗？

　　 妻子转户口的事越来越让我头疼。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空闲，跑到镇派出所，值班的老头说负责户籍的小张最近请假结婚去了，还得一个礼拜。老头看了我一眼，说，我认出你了，你不是报社的小万吗？我一听有戏了，就与老头握了一下手，掏了一根烟递给老头。老头说，我是最近才调到这个镇上的，原来在城关派出所，经常看你拿着相机，还在我们城关派出所采访过呢。

　　我想起来，这不是城关派出所老李吗？我以为他快退休了，没想到老了还混了个所长。我说，李所长，其他同志能不能帮我办一下，我这个事情挺急的。李所长就有些为难，说这个所就小张懂电脑，迁户口要到网上走很多程序呢，我们都不懂，再说，这个事情其他人也不能代办。

　　 说到底，还是办不成。我就顺便向老李打听一些户口迁移的事，李所长说，你前些日子转户口容易得很，这段时间卡得紧了，手续也繁琐了。我问老李，为啥？李所长说，还不是因为廉租房的事，农村人都想把户口转到城里吃低保，吃上一段低保就能享受到城市廉租房的政策了。

　　 老李问我，你是转谁的户口啊？我说，媳妇的。老李一听明白了。你咋才给媳妇转户口啊，你们当记者的啥政策不是第一个就知道的。我掩饰说，我给媳妇转户口不是为了吃低保，两地生活毕竟不太方便嘛。

　　 老李看出了我的窘迫，故意绕着弯儿给我台阶，说，谁不知道记者是个吃香喝辣的职业，会缺那几个小钱。不过，这段时间转户口是有些难办。我说，那还得李所长帮忙呢。李所长就讪讪地笑，你是个大记者这点小问题算个啥。

　　 我出门时，老李说，万记者有空给我们民警同志照个相，采访一下么。我说，我还想着给李所长来个专访呢。老李就拍着我肩膀说，小万，你放心，户口迁移的事就包在我老李身上了。

　　 真是个老狐狸，我心里骂了一句。我明知道这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但出于实际考虑，我还是给这个上任不久的老所长作了一次报道。虽然不到五百字，但老李见到那张报纸的时候还是抑制不住兴奋，给我打个了电话，说了一通感谢的话，最后才说，小万啊，你妻子户口迁移的事给你办妥了，你什么时候方便了过来拿一下。我心说，我都等得上火了。嘴上却说，谢谢李所长了，帮了这么大的忙。老李说，应该的，你的文章就是耐读，我都读了好几遍了，很精彩。

　　我听得烦了，应付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

　　 经过一番折腾，总算把妻子的户口迁到了城里。

　　我刚吁了一口气，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了。我给几位要好的哥们打电话，问低保的事。一个说，这事现在归民政局管，他民政局里没有熟人，这事恐怕不好办。另一个说，民政局他倒认识人，只是现在的审查可严了。我说，我知道难办，不然就不会求你了。朋友说，咋还生气了呢。你老婆有没有下岗证？我说，我老婆压根就不知道上岗是怎么回事。朋友又说，那你还得想办法给妻子弄个下岗证，这事情就有眉目了，不然，谁都不好办。

　　 我心里骂，这都是一帮啥朋友嘛，平时喝酒吃肉，拍着自己的胸脯说，哥们，以后有啥困难就给兄弟说，没有兄弟办不到和摆不平的。真正遇上事了，一个一个推得干干净净，一点能耐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会想起金旺。我和金旺在一起也会喝酒，喝得高兴了，也会豪言壮语，说一些不着边际的梦话和痴话。但金旺从来不会在我面前承诺什么，我也不会给他承诺什么。但是遇上事，只要说一声，金旺会一声不吭地去做，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弟兄。但是现在，我的心里还存着那个疙瘩，我和金旺之间的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墙还在，虽在一个城市，但感觉彼此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事实上，是我疏远了金旺，是我在我和金旺之间挖了一道沟。但是这条沟已经让自己挖开了，把我和金旺隔开了，就是我把沟填平了，我和金旺还能回到原来吗？还能说一些心里话给对方吗？

　　我现在就想找个人说话，但除了金旺，我又找不到一个能听自己心里话的人。

　　 我去了我和金旺常去的那个酒吧。服务员问几位？我说看不见吗？服务员就把一瓶啤酒放在我眼前。我说，给我来瓶白酒。服务员就换了一瓶白酒。我一口气就把半瓶白酒灌进了肚子。顿时，整个人就开始轻飘飘的了。我对着酒瓶说，兄弟，只有你知道我的酒量，也只有你知道我喜欢喝什么牌子的酒。酒是个好东西啊，能把怂人喝成个硬汉，也能把穷人喝成个富翁。

　　 我对着酒瓶笑了几声。我说，金旺，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喝酒吗？那个冬天啊，能把人活活冻死，我们还在上高中，那时村上还没有通车，又下了一场厚雪。我们俩就背着干粮袋一拐三滑的向县城方向挪动，五十里路，我们硬是走了一个下午。一张烂皮袄，从你身上换到我的身上，又从我的身上换到你身上，一路上我们就这样换来换去的，谁都没有暖和，我们俩的牙齿都咯咯地响起来。走到半路，你从怀里取出了一小瓶酒，是你父亲让带上的，说是天冷喝上御寒。于是，两个人就你一小口我一小口地喝起来。第一次喝酒，两个人都被酒气呛出了眼泪，但是一口酒喝下去，一股热流就会涌入胸腔，我们听不到牙齿碰撞的声音了。很快，我们就把一小瓶酒喝完了。我们有些晕晕乎乎，在雪地上的脚步明显大了起来，翻过黑刺梁，我们连滚带爬地从山顶上冲了下去，我们都滚成了雪人了。我说着大笑了起来。

　　 这些年，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喝酒，酒是比原来好了，但是，我们还能喝出从前的那种味儿吗？不能了。不是酒本身掺杂的成份多了，而是我们的某些神经已经被酒精麻醉了。我一仰头把剩下的半瓶酒又喝了。我抬起头，发现对面坐着一个人，他一把抓住我握酒瓶的手，说，兄弟，酒不能一个人喝，容易醉，以后想喝酒了，兄弟陪你。我没有再说话，身体顺着椅子哧溜就下去了。

　　 我是被金旺背着回去的，听妻子说，我吐了金旺一身，金旺把我送到家里，并看着我睡着了才离开。

　　第二天，金旺提来了猪肚子，问我好些了吗？我倒有些不好意思，招呼金旺坐下。我问金旺最近生意怎么样？金旺说，还行吧。说他最近不卖肉了，准备开一家粮油店。我说，还是兄弟有商业头脑，我问有啥困难吗？金旺说，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就想让我给他的店写一副对联。我说，我一定帮你好好想一想。金旺就呵呵地笑。我问什么时候开业？金旺说下周吧。我说，到时候给你在报纸上登个广告，作个宣传，你的粮油店定会红火的。金旺说，那敢情好，还是兄弟想得周到。

　　 金旺说，这几年他卖肉都卖怕了，累死累活的不说，整天蹲在一堆肉跟前，人也愣了傻了。金旺问我，听说你把嫂子的户口迁到城里了。我说，嗯，想给你嫂子办个低保。金旺问，办成了吗？我摇了摇头。金旺说，你咋不早给我说呢。我掩饰说，我怕你也没有认识的人，为难你。金旺说，我娃娃他姨夫就在民政局，还是个二把手你忘了。我一拍脑门，懊悔了一声。金旺说，现在也不迟，你赶紧把相关手续给我，我这一两天就给你跑这个事情，下半年有一批廉租房，快的话，还能申请一套。

　　 我说，当初要是听你的咬牙把房子买上，也不至于在房子上吃这么大的亏，现在一套房能把人压死。

　　金旺说，世上的事人咋能预料得到呢。不买房有不买房的好处，我到现在还拖着一大堆外债呢。

　　 我看着金旺，他是比原来瘦了，额上的皱纹也明显增多了。我一时感慨，我们已经让生活一步一步逼老了。在村人眼里，我和金旺一个吃着皇粮，一个住上了楼房。我们成了村里人对比的标本，也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但是，谁又能真正理解我和金旺的难处呢，谁又能理解我和金旺在这个小城的跋涉和痛苦呢。

　　 金旺一生经历了三次高考，但每次都输得干干净净。最后一次从考场出来，金旺说，我认命了，去他妈的，人咋活不是活，非得在一棵树吊死呢。我说，你不是已经输了几次了吗？还怕多输一回。金旺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把一本书踢出几米远，我看得出来，金旺还是有些不甘啊，十年几的馍馍就这么白扔了，十几年的灯就这么白点了。金旺说，我就不信，除了念书这一条路，我就活不成了。金旺是发誓要跟命运再赌一把了。我说，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呢？金旺笑了一下，我不是给你说过，万一考不上，我就去卖肉，二两秤我还认得。

　　 我没有劝动金旺。这年秋天，金旺在铺盖里卷了一把宰猪刀子，去了县城。和金旺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也知道他刚到城里的那段日子很艰难，处处碰壁，经常受气。我也经常写信宽慰金旺，凡事都要想开些，要忍让。我清楚金旺的脾气，有时倔脾气上来了，谁也劝不动。

　　 到城里不久，金旺租了一个肉摊，生意倒也做得不错。可是，周围几个卖肉的看金旺抢了他们的生意，就故意找茬，嘴里也会说不三不四的话。金旺还是强忍着，但这些人越来越放肆，明目张胆地抢他的生意。金旺再也忍不下去了，有一次，他一把抓起宰猪刀，把个胖乎乎的家伙按在一块猪肉上，一刀下去，就把贴着脸的一块猪肉剁飞了。旁边看的人都吓傻了，以为把这个人脸上的肉给剁掉了。金旺说，他只是想吓唬吓唬，并不想把谁怎么样。金旺说得轻松，但我觉得他是真地受到委屈了，不然，他是不会轻易跟人动刀子的。

　　 虽是一场虚惊，但这些人还是让金旺的那一刀剁怕了，都一个一个开始讨好金旺。金旺说，咱们也不用拉帮结派，大家都凭苦力吃饭，挣两个钱都不容易，钱要大家挣，忙要大家帮。大家都点头，都说，以后肉摊上的事金旺说了算。

　　 金旺说，我说把你卖的肉钱分给我一些，你愿意吗？所以，谁说了都不算。这是市场经济，是市场说了算。我们都是公平竞争，谁有能耐把城里的肉一个人供应了，我们都不眼红。

　　 金旺做生意，靠的不仅是头脑，更是诚信。他从来不会在秤上缺斤短两，也不会给顾客卖一些腐肉和烂肉，肉卖不出去，他宁可喂狗，也不会坑蒙人。这是他做人的原则，也是父亲出门时对他的忠告。所以，卖了近十年的肉，周围的一个一个改行了，关门了，他的生意一直红红火火。攒了钱，娶了媳妇，买了一套楼房。除了一身油腥味，闲下来的金旺也会领着妻子和孩子转商场，逛公园，跟真正的城里人没有啥区别。

　　 但金旺骨子里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个城里人。有时，我和金旺喝酒，聊起农村和城市。金旺会说，还是咱农村好啊。你看这城里，到处都是人，都是车，都是垃圾。我说，是啊，咱们农村空气好，干净。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哪里人多就爱往哪挤。金旺就会盯着外面的街道看。他会问我，你说这么多的人都挤进城里干什么呢？我说，为了生存。越是拥挤的地方生存的竞争就越激烈，所以，人就显得忙碌。金旺会问，你说农村的人咋就那么悠闲呢？我说，人放在农村就只是一种生活了。生活是平静的，没有竞争，没有压力。而这样的生活年轻人不适应，它只适合老年人。这可能就是农村为啥只有老年人，而没有年轻人的缘故吧。我们如果有回农村的想法，就证明我们已经老了。

　　 几天的工夫，金旺就把我妻子城镇低保的证办下来了。我看着这个本本，觉得自己这些年算是白混了，给别人做了十年的嫁衣，给领导唱了十年的高调，到最终竟然沦落到靠国家救济生存的份上了。但想想，如果这份低保真能解决了我的居住问题，使我和妻子住上那套名称叫做廉租房的楼房，这些日子我也算没有瞎折腾。

　　 这样想时，那有如潮水的悲凉，就从脚底一直浸润到了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