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伟

　　“宁夏文学”作为一个被学术界接纳并受到广泛关注的文学事实，应该说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此前，在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描述当中，“宁夏文学”是一种隐形的存在——我们不能说1958年之后的宁夏文学创作园地没有提供作家和作品，是一片空白。事实上，自1959年《群众文艺》（《朔方》的前身）创刊之后，当代宁夏文学之树就已经在塞北这片土地上悄然生长。然而，由于宁夏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还不能够拥有独特醉人的气味与芳香，也因为其他的一些历史因素，宁夏文学终究没有能够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1949-1966年）时期和“文革”（1966-1976年）时期赢得全国性的注目与喝彩。翻开新时期初期出版的任何一本有关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几乎没有撰写者会提及1949年至1976年间的宁夏作家和作品。所以，这一时段的“宁夏文学”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宁夏本土正在生长作家和产生作品，而风行天下的当代文学史书籍却没有即时的描述。打破中国当代文学这一习惯性文学描述格局的是作家张贤亮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人生大痛苦大磨难的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不仅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而且，至为重要的是，张贤亮以其卓越的文学表现为宁夏文学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当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叙述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创作实践时，宁夏文学不再是隐形于历史地平线下的存在，它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升起于东方的新的朝阳。这以后的二三十年，宁夏文学的创作事实就很清晰了，我们有了相当数量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在张贤亮之后，不断向中国文坛奉献着创作面貌独特的作家与作品。于是，宁夏“三棵树”“新三棵树”等等，既是宁夏文学山岳隆起的标志，也成为一个历史时期描述宁夏文学的核心关键词。

　　从宁夏文学的地理空间分布来看，宁夏北部的宁夏平原作家群和地处南部的“西海固”本土作家群，在新时期以来宁夏文学的造山运动中共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三十多年来，以张贤亮为首的主要以移民迁徙作家为主的北部平原作家群和以石舒清为杰出代表的“西海固”作家群，以其内涵丰富、艺术精湛的创作，构建了宁夏文学区别于祖国其他地域文学的特殊思想艺术风貌。这样的思想艺术风貌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宁夏文学是一种来自大地深处，来自人的生命深处的文学，它是对大地的礼赞和歌吟，是对生活于土地上的人的命运的透视和慨叹，是乡土人生社会的全景式的呈现与描述;第二，宁夏文学是一种关心时世、拥抱现实的文学，它与奋进的生活保持同步，与时代的洪流相互激荡;第三，宁夏文学始终又是一种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学样式。从张贤亮开始，宁夏文学不仅从古老的中国文学传统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而且也不断地从西方的文学经典中获得强身健体的方法与技巧。无论是张贤亮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借鉴，还是石舒清对川端康成的喜爱，它们实际上共同显示着宁夏文学创作者思想和艺术胸怀的开阔与博大。

　　 应该说，四位作家以勤奋的创作，为“西海固”文学同时也为宁夏文学提供了新的质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二个十年，宁夏文学的总体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70后作家，尤其是80后作家的总体创作势头并没有达到此前60后作家的综合水准，80后作家当中除了马金莲和王正儒具有全国影响力，其他的80后作家走出宁夏还需要时日;第二，在年轻作家的创作中依然需要解决一些基本的艺术问题，比如读经典、将经典的思想和艺术能量化为自身创造力的问题，比如写作中“选材要严、开拓要深”（鲁迅语）的问题;第三，年轻作家需要受到更多关注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三棵树”与“新三棵树”的崛起，与当时的“送本地作家出去，请优秀的评论家、编辑家进来”的文化战略直接相关。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送出去、请进来”的工作做得颇为艰难。今后，宁夏文学若想登高望远，就必须把这一工作做好。只有使年轻作家的思维变得活跃了，视野变得开阔了，我们才有可能重新造就又一个宁夏文学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