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慧萍

　　写下这个标题。透过书房宽大的玻璃窗户，看向窗外，褐色的高楼和蓝色的天宇之间，有位沉默的人，站在那里，慈悲地看我。

　　 只有性情相通的人才会更多默契。我是个沉默的人。在我的感觉里，他也是一位沉默的人。

　　 心如烈焰却沉静如水。这是谁说的话。放在他身上，是否准确，暂且不论。我只想说出我的感觉。说说我感觉里的李成福老师。

　　 现在，他永远的、切实地沉默了。他的慈悲却在我的心里活跃起来——在我读过了他的《北坡堂存稿》之后。这其实与我之前对他的印象是一致的。活泼热情和沉默沉静并不矛盾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只是，他把活泼和热情内化了，而用沉默和沉静来表达。

　　 在乡下过年，最热闹的是看社火。也许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小时候能进社火队，那可是非同小可的高兴，第一是能到各家各户吃到美味的暖锅子。二是能把快乐和热闹送进每家每户。但是，随着年龄渐长，便不屑与之为伍了。是潜意识里的贵贱等级作怪？还是年龄渐长之后失却了童真童趣？或许是所谓的“高雅”冲淡了农俗的繁华？不过，老年人还是很期待社火的到来，似乎只有社火来家里“嚷踏”一番，这样的新年才会成为真正的新年，这样的新年里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吉祥，幸福如意。

　　 社火里最热闹的是那个走在社火队伍前面的长须红袍的仪程官，也叫春官。那些吉祥和幸福的祝贺语大都出于这样的春官之口。因此扮演此等角色的绝非一般人，他必须能出口成章，见物赋形，随机应变，而且要有幽默感，要善表演，给人祝福的同时给人喜悦和快乐。总而言之，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好这个春官的。我很是佩服这样的人。第一佩服他的机敏聪慧。第二佩服他的热情和能够抹下脸皮，能够耐下这烦。

　　 正如李成福老师在他的《绝唱春官词》一文中写到的扮社火毕竟是“草民乐事……被一些‘雅人讥诮，视为有失身份。”一般扮演春官的都是民间艺人。有着公职的人，尤其是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正统的“知识分子”是很不屑拿自己给人家为“乐子”的。

　　 而李成福老师却“素喜这类草民乐事”并以此为乐！

　　 我想到那句著名的话：“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也想到了那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话和那位叼着烟斗的老人。

　　 “每年的春节一定要回乡间老家去过。家里的老人孩子需要我，邻里乡亲需要我。……我能给乡亲们苦焦的日月里创造一点快乐，让他们年头节下有个念想和盼头，微躯复有何求！嗓子哑了，腿肿了，甚至贴上些钱，一概不足挂齿。一个人能为众人活着，这也是一种生存价值。”在一篇题为《我的“民间行为”》的散文里，李成福老师这样说。这篇散文记叙了他创建家庭社火队的经历，记叙了他大年初一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七点走村串户给父老乡亲拜年而喊哑了嗓子，走肿了双腿的经历，记叙了他给乡亲带来快乐的同时乡亲们给自己的肯定和温暖……

　　 相信，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你和我一样，心里是温暖的，温润的。李成福老师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安静如水，内心里热情似火的人。

　　 说实在的，李成福老师我并不熟悉，但是在听到他离世的消息之后，我还是久久地怀着遗憾和怀念。似乎他与我已经相熟很久了。

　　 本来是应该去看望老师的，在他来银川做治疗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去的，因为我的疏忽和大意而错过了和老师见面的机会。

　　 后来，在李老师的女儿，现在也同为编辑的李敏女士的博客里，我看见了李老师辞世的消息，我沉默了很久……却觉得有许多话要说。

　　 记不清我们到底有没有见过面。却本能地觉得他就是我的一个熟人，一个亲人。

　　 在李成福老师主持《六盘山》散文编校的时候，每次，在《六盘山》上发表文字，责任编辑那里我总能看到“李成福”三个字。就像说话时遇到了应和者一样，就像倾诉时找到了最善于倾听的人一样，“李成福”三个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写作大多是倾诉型的。这是我写作的初衷，也是我写作的习惯，写作时总有假设的听众在听。稿子发出去了，能不能被编辑采纳而发表出去对我来说是很左右情绪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相当于一个用写作当“情书”的人，“情书”发出去了，当然期待着对方的肯定与回应，期待着有人“接纳”这封“情书”，接纳这份“感情”，甚至这个“人”。这个接纳的第一人便是编辑。只有编辑接纳了，才会有读者。尤其在那只靠纸张传播文字的年代。

　　 因此，很长时间里，我似乎是为编辑而写作的。这也从我愿意经常投稿给一个杂志，一份报纸，一个编辑可以看出来。当然，我明白这样的写作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就像一个人一生只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那样局限，就像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种单调的生活方式一样狭窄。

　　 但是，在我初学写作的时候，我就这样把自己紧紧地和某个编辑某份杂志联系起来了，只为他（她）而写作。李成福老师无疑以他忠厚和宽容的爱心接纳了我的局限而狭窄的写作。几年来，在他主持《六盘山》散文编校时，我几乎没有从他那里收到过退稿信。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的，因为懂得，就有了宽容和宽恕的慈悲之心！

　　 当然，我也明白，李成福老师“懂得”的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对所有和我一样有着敏感、脆弱之心的写作者都怀着细心的呵护和细腻的体贴。

　　 “都说散文最难藏拙，信哉斯言。小辑中的个别篇什难掩稚嫩气，是初学者的试笔之作。唯其稚嫩，才多了几份真性情，比之那些云天雾地的文字游戏和指手画脚的高头讲章，反而更有可取之处。刊物还在办，作者也还在写，谁说他们就没有日渐成熟的希望呢？”

　　 这是李成福老师为《六盘山》1996年第一期“散文小辑”写的卷首语。现在记不清楚我到底有没有在这本“散文小辑”中发表作品，但是这段话恰恰应证了我对李成福老师的感觉：对于年轻人、初学者，他有一颗呵护和爱护兼而有之的慈悲心肠。因为，他懂得，每一颗热爱文字的心灵都需要用宽厚和宽容去浇灌，也需要用宽厚和宽容去鼓舞。他懂得，严苛对于初学者来说，无疑是一场施与初芽的霜冻严寒。

　　我没有和李老师有过面对面交谈的机缘。依稀记得，有一次在固原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我似乎谈过我对文字的认识，原话已经忘记，大意是说：文字就像我妈妈给我缝的花棉袄一样，温暖，朴素。现在想来，我的话多么幼稚浅薄啊。但是记忆里，我对面坐着的一位高大结实的中年男子，他听到这里，微微笑了，频频点头。微笑里我看见他的眸子明亮而温暖。对照着李老师刊印在《北坡堂存稿》上的照片，我觉得这个记忆里的男子一定就是李成福老师。

　　 李老师对作者的呵护和关爱也许来自他本性的善良和宽厚，也许来自他对文字和人情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懂得。

　　 文字并不仅仅是文字。它更代表着文字后面的人和人心。正是基于此，李成福老师并没有拿文字作为自己成名和成功的敲门砖，而只是把文字作为人和人之间情感交流的一种手段，甚至是交往的一种手段。如果能因为自己的文字给别人带来快乐，李成福老师是非常愿意写出这些文字的。

　　 在李成福老师的《北坡堂存稿》里，有不少的文字是他应各方面的要求而写的应景应时之作，也有不少篇幅是写给自己的同事和朋友的唱和勉励文字。说实在话，一般的文人都是很怕写这些所谓的“官样文章”或者说“命题作文”的。文人大多追求心灵的自由和舒畅。而李成福老师之所以接手这些文章实在是因为他绝好的脾气和宽厚的心肠，也因为他对文字的懂得。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按照成福老师的话说就是“于人为帮忙，于己为遣兴”（《只有相思无尽处》）可见，老师并不觉得这是给人多么大人情的事情。

　　 “我教书，我当编辑，以自己的努力促进他人走上正道不断进步。我常常向青年习作者开玩笑说，老李这副宽厚的肩膀就是你的奠基石，帮助你攀登新的目标。我老有所靠，家事和顺。无非分之念，有向善之心”（《我相信报应》）。

　　 “文学创作是令人内心愉悦的事，无需过于苦恼。……以本色之心和本色之笔，阅读、写作并享受着，快乐着，没有明确的目标，仅此而已。”（《偶然与必然》（李敏散文集《背面》代序）。

　　 通过文字，李成福老师这样说。我想，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定也是假设了听众的，也许李老师有很多听众，我愿意做他最忠实的听众。可惜，李老师再也不能说话了。好在，他的女儿李敏女士为我们整理了父亲的书稿，留下了《北坡堂存稿》这本书。让我可以在某个安静的夜里，沉静地倾听先生说话。

　　 悲伤来自于遗憾。古人有“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先生的小女儿李敏女士也在父亲辞世后无奈地呼喊：世上再无父亲！

　　 我以一个已经失去父亲的人的身份劝慰李敏：每个人的父亲都是独一无二的！

　　 人之常情是失去了才觉察其美好！

　　 而对于我来说，因为美好，才倍觉失去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