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仲舫

　　老朋友成福去世了！就在他离世前五天，我去医院探望他，一进病房，疲惫的他便挣扎着要起来。儿子和女婿扶着他坐了起来，伸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精神这么好，我却成了这个样子……”。虽然脸上努力溢着笑，但伤感之情不言而语。我轻轻拍打着他的脊背，力求让他喘得慢一些，并言不由衷地安慰着他：“这是你的一点灾难，精心医治，是会康复的。”他的病情不宜多说话，聊了一会儿我就离开了。没想到，他去得如此匆忙。

　　 为成福吊唁送葬后，我静下心来阅读他的《北坡堂存稿》一书，与他当年相处的往事历历在目。上世纪80年代，我在西吉县工作，他已经在固原地区文联工作，并担任《六盘山》杂志编辑。我当时的写作水平很差，连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都把握不准，闹了许多笑话。是成福同志帮了我不少忙，指出了稿子中的不足，也提出了如何写好作品的建议。他当年的散文《院墙春秋》对我影响很大。他能由一堵不起眼的院墙举一反三、左右逢源，写出大西北农村风情，折射时代烙印，对我的写作启示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每次来到固原，我便与他促膝长谈，吃他亲手做的洋芋面和炒的土豆丝，吃了饭便一同到街头观赏秦腔自乐班。因为共同喜爱秦腔，观赏之时，我们也不时评头论足。之后回到他的单身宿舍兼办公室，与他抵足而卧，谈天说地，十分融洽。上世纪90年代末，我有幸调也到固原地区文联，反而成了成福的直接领导，然而，我们并没有那种生涩的上下级感觉，而仍然以朋友相处。因此，我建议上报地委宣传部，将他提任为《六盘山》杂志副主编，由他全权负责办刊。他的文字功夫，不仅在固原地区是一流的，在全区甚至全国范围内，也不会逊色的。而且他的政策水平高，处事严谨，刊物交给他把关，我放心，领导也放心。在他的影响下，我纠正了许多是似而非的字词用法。如，“平心而论”，我原来常用“凭心而论”，“不言而语”，我以前用“不言而喻”，“的、地、得”的用法，我也是从他那里得到准确答案的。与他相处，我在文字上，文学方面受益匪浅——我能胜任刊物主编，后来创作了那么多文学作品，与他的潜移默化影响不无关系。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同共努力，在每年仅有一万元的财政拨款情况下，将《六盘山》杂志由黑白印刷的56页码变成了与国际接轨的80页码的四封彩色印刷品。每期刊发的稿件，总会有作品被《人民文学》《十月》《小说选刊》《中国作家》等重要刊物选登，我们举办了颇有影响的“西部潮——第二届西海固文学研讨会”“西海固诗会”，评选了“西海固小说、诗歌创作双十星”活动，举办了“老龙潭笔会”和“火石寨笔会”，编辑出版了第一辑、第二辑《西海固文学丛书》，还在年头节下举办每年一度的“全市文艺界迎春团拜会”，争取中国作家协会支持，在固原创建了“中国作家生活创作基地”，有效地实施了“朝霞工程”，使155名贫困少年儿童受到了中国文联的资助。“西海固文学”的影响力也由此蜚声海内外。2000年8月的《文学报》在头版头条以《宁夏六盘山区崛起一支青年作家队伍》进行了报道，当年年底，美国《侨报》和香港《成报》也分别以《宁夏西海固乡土作家多》和《宁夏西海固作家高产》为题给予了报道评价。在这些工作中，身为办公室主任（之前还兼任秘书长）的他，无疑做了大量繁杂的组织工作，所形成的各类文件材料大都是他起草或者过目修改的。

　　 作为成福的老朋友，我觉得他的文学创作与他的文字功底以及文学功力相比，还是没能相辅相成。他的文字功夫扎实，社会阅历丰富，悟性好，文学创作起步又早，他的创作成就应该远远不至于《存稿》内容，而应该更加丰富多采。究其原因，是他看重编辑工作，将大量时间用在编校作者稿件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全心全意为人做嫁衣。

　　 一切，都成为过往。忠魂一缕绕北坡。成福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