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文焜

　　二十多年前，我带着单位的北京吉普把李成福从海原杨明“挖”过来，做了《六盘山》杂志的一名编辑。为此有领导问我：一个普通干部调动，怎么还要亲自去接？我说当下人手紧缺，怕拖下去会半途而废……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一，海原县本不想成全这件事，他们的意图是安排成福到方志办担当重任。而且，此前已借调工作过一段时间，终究由于不适应“城市”环境，成福便又悄悄回到了他的杨明中学。从山沟沟折腾到县城工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可这位教书先生偏偏不识抬举——他的不辞而别，让爱才若渴的县领导非常恼火。其二，虽然成福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高手，但对疏通关系办理调动一类的事并不在行。况且，他所在的杨明中学距海原县城有近百里崎岖山路，仅有一趟过路班车，即使你有幸挡得住车，也未必能挤得上去。县人事局、教育局还有分管县领导都得一一点头，这来来回回不知要跑多少趟，到底能不能过关，还很难说。

　　 俗话说：老大难，老大难，找到老大就不难。这事终于得到了时任海原县委书记王安蔚的首肯，一路绿灯，很快就办妥了。王书记还专门设便宴款待我们。他不无幽默地说：虽然海原也需要人才，但也得顾大局。我把这个“逃兵”交给你们，希望他在地区大单位做大文章。（“逃兵”是对成福从方志办“不辞而别”的批评。）

　　 其实，从我的作者到我的同事，成福和我除了一起谈工作谈作者作品，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交情。他不吸烟也不嗜酒，不作假不偷懒，不讲大话也不唱高调，更听不到他说是道非一类的事，始终保持着谦逊厚道的先生风范。和他在一起，就觉得有依靠;经他过手的稿件，就感到很放心。所以，凡是需要踏踏实实办的事，凡是需要加班加点干的活，凡是需要下功夫修改的稿件，我一般都会交给他来做，而他总会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诗人艾略特曾经回答过出版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的，我认为有些编辑是失败了的作家——但是，大多数作家都是编辑。”成福或许就是这“大多数”之一。在西海固作家群里，成福并不是很有名气的，但那些有名气的作家却大都受益过成福的指点。

　　 成福的写作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他在师范学校读书，便常“吟诗作赋北窗里”（李白名句），即有抄本传世。后来他陆续发表过不少好作品，如《也来说马》《院墙春秋》《追寻大先生》等等，但他对个人名利和作品影响一类东西从不在意。他的作品如同他的人一样实在，不为文造情，不添油不加醋，不肆意夸张虚构，正所谓“要约而写真”者，乃有原生态的古朴醇厚之美。

　　 从这本《北坡堂存稿》中可以看出，成福其实堪称“杂”家。如果我们单纯从狭义文学角度来评说，也许并不能真正理解他。他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善于运用各种文体写作，可以说古今兼用、信手拈来，传、序、文、记、论、书、赋、说、铭、对联以及散文、诗歌、社火词等等，无所不能。这样的本事我实在没有，我相信大多数作家也难得具备。

　　 成福这样总结自己：“我教书，我当编辑，以自己的努力促进他人走上正道不断进步。我常常向青年习作者开玩笑说，老李这副宽厚的肩膀就是你的奠基石，帮助你攀登新的目标。我老有所靠，家事和顺，无非分之念，有向善之心。”（《我相信报应》）教师与编辑有共同之处——这就是用科学文化知识和优秀精神产品塑造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学高”还是“身正”，成福都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更是我值得尊敬的良师益友。

　　 西海固是我和成福共同的故乡。“山背着山，山抱着山，山窝窝长的金蛋蛋。黄土土黄，蓝天天蓝，山丹丹开在山尖尖。” （歌词拙作《亲亲的西海固，亲亲的家园》）那里饱经沧桑干涸苦焦的黄土地，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美好。但是，它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这样的评价又常常使我陷入感情和理智的矛盾之中。我想，成福的感受应该也不例外。

　　 调离西海固二十多年来，我和成福偶有通信或遇面，相互之间都没有刻意的走访。去年秋天成福身体抱恙，在银川疗养期间，我专程探望过一次。简单介绍过身体情况后，他又把话题转到了往事上。他说的一件事是“遗憾”：想请我好好吃顿洋芋面，再送一双夫人手工做的布鞋，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另一件事是“高兴”：介绍自己的一篇纪实文章《一杯茶·一封信·一个村庄》，写他如何由一杯茶想到给中卫市长徐力群写信，因此改变了老家一个村庄的命运，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深处喝苦咸水的乡亲终于移民黄河之滨喝上甘甜自来水的事——这是我唯一听到成福自己“吹捧”自己的一次，得意与幸福溢于言表。

　　 水啊水！我顿时觉得眼眶湿润，只想说两句话：上善若水……君子之交淡如水……

　　 回想起来，这一切恍如昨天。

　　 成福的女儿帮助父亲选编了这部《北坡堂存稿》，并把它交给我，希望我写点什么。吾当乐而为之，借此机会略表我对故乡的感恩之心和对故人的感怀之情！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