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鹏飞

　　一、感觉化叙述的文本分析与艺术渊源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莫言一直笔耕不辍，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势头。其中，在他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创作的多部小说中，有大量的感觉化叙述。即在文本叙述中编织进大量新颖、奇特、大胆、怪诞的直觉体验描写，营造出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以其浓烈的“感官刺激性”，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阅读冲击力。如：

　　“啪嗒一声细响后，一道火光蹿出枪口，黯淡了霞光，照白了他的红脸。一声尖利的响，撕破了村庄的宁静，顿时霞光满天，五彩缤纷，仿佛有仙女站在云端，让鲜艳的花瓣纷纷扬扬。上官吕氏心情激动……只要是看到铁与火，就血热。热血沸腾，冲刷血管子。肌肉暴凸，一根根，宛如出鞘的牛鞭，黑铁砸红铁，花朵四射，汗透浃背，在奶沟里流成溪，铁血腥味弥漫在天地之间。”（《丰乳肥臀》）。

　　这种感觉化叙述是从叙述者的内部视角出发，倾诉当事人的感官发现与微妙体验，细致描摹个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的感受，及其瞬间的情绪印象、幻觉、错觉、潜意识、下意识等非理性的内容。这种叙述方式强调了感官的功能，突出感觉的审美价值，实际上属于现代主义表现艺术范畴。

　　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感觉化叙述的文学源头可以上溯到“一战”后的欧洲。当时，法国作家保罗·穆杭以感觉化方式表现现代人的现代体验，被推为“新感觉主义的巨擘”（苏雪林语）。保罗·穆杭对1920年代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0年代，莫言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通过对其作品艺术特征的品味、领悟，逐步摆脱僵化的现实主义方法的束缚，开始以浓烈的主观色彩和丰富、细腻的感觉观照对象。

　　二、感觉化叙述的文化批判价值

　　感觉化叙述从文学“内部”看，具有丰沛的审美价值；而放在文学“外部”即传统和“当代”双重的文化语境中看，它有文化批判价值。

　　前文指出，感觉化叙述是采用内部视角，通过描述当事人的直觉体验，创造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当读者阅读这样的小说文本时，由“作者—作品—读者”构成的文学“公共空间”形成了。在这个空间中，当莫言将瑰异、奇特的直觉体验诉诸笔端时，读者的感官体验也复苏、被调动了，他们的视觉、听觉、嗅觉、以及味觉、触觉会围着莫言的指挥棒转；读者在作者营造的感觉世界中，会产生同样的感官反应，体验到同样的情绪。此时，莫言的感觉化叙述就抚摸、唤醒了读者的感官（身体），使它们从被传统和“当代”的文化语境压抑、遮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从身体的文化政治学角度看，我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伦理道德实践存在着重视道德理性、轻视身体的价值取向。孟子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程朱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论述中，“生”、“身”、“视”、“听”代表身体及其感官活动，“仁”、“礼”代表某种道德理性，二者处于二元分立状态，道德理性以某种终极真理、正义目的自居，身体则沦为工具、手段，处于次要甚至被罢黜地位，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的身体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化语境中，人们的身体受到经济制度的压抑。这个时期，我国在社会财富匮乏、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为尽快实现工业化、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决定了当时只能推行重积累、轻消费的国民经济政策，在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下，人们犹如“苦行者社会”中的清教徒，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身体的基本需求（吃穿用）很难得到满足。与此同时，国家也形成了配套的“意义供给机制”，以“污名化”策略不断贬低、丑化包括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内的追求满足身体需求的消费观念，对身体形成了遮蔽、压抑（刘心武《班主任》中谢惠敏认为女孩穿短袖、裙子就是“资产阶级作风”即为例证）。

　　而莫言在童年、少年时代遭受的饥饿、贫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种身体遭受严重压抑的历史记忆构成了莫言写作中难以摆脱的情结，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文学与科学，都是被压抑的性能量升华后进行的转移。“作家的创作，即艺术作品，正和梦一样，是无意识的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莫言的创作与这种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反抗压抑的隐喻关系，他的狂放不羁的感觉化叙事，就形成了对这种身体压抑的反抗。

　　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认为，肉体是审美感性对理性话语霸权反叛的形式力量。正像理性话语向生活世界进军要肉体来开道一样，审美感性从理性话语中突围也是从肉体开始的，肉体是审美话语反叛理性专制的乱臣逆子。在这种意义上，在文学的“公共空间”内，莫言通过感觉化叙事，实现了对传统和“当代”文化语境中某些不合理的道德、理性、制度的批判，反抗了它们对身体的压抑，使身体从被压制、被漠视、被遮蔽状态下解放出来，达到了感官解放、身体解放，开始向生命的自由状态迈步。

　　【本栏目责任编校 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