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敏

　　(西南政法大學古典學研究中心)

　　哲學與詩歌的必要張力
——評普拉寧克《柏拉圖與荷馬》

　　程志敏

　　(西南政法大學古典學研究中心)

　　A Necessary Tens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 Reviewing Planinc's Plato through Homer:Poet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Cosmological Dialogues

　　Author:Cheng Zhim inis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of Classical Studie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E-mail:outis@qq.com

　　Zdravko Planinc，《柏拉圖與荷馬》(Plato through Homer:Poet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Cosmological Dialogues)，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3，xii+134頁

　　柏拉圖與荷馬的關係歷來都是學者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但如本書作者普拉寧克 (Zdravko Planinc)如此“徹底地”把柏拉圖的著作完全憑靠在荷馬史詩 (尤其是《奧德賽》)上，這倒不多見。這種獨特的視角無疑能夠開闊我們的眼界，同時也因其極端性而留下了很大的討論空間。柏拉圖誠然是在重新書寫荷馬和赫西俄德，把蘇格拉底塑造成勇士 (英雄)、先知 (祭司)、靈魂的引導者，①參奧康納，《重書柏拉圖戲劇中的詩人角色》，見費拉里編，《柏拉圖〈王制〉劍橋指南》，陳高華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56，60－61，69，73，76，83。另參C．H．Zuckert，《柏拉圖筆下的哲人:柏拉圖對話作品的連貫性》(Plato's Philosopher:The Coherence of the Dialogu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頁754，註釋15。但蘇格拉底的這種形象究竟接近甚至等同於奧德修斯還是特瑞西阿斯，很難簡單地裁斷。柏拉圖借用傳統資源，尤其大量地借鑒了荷馬史詩的內容，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否如本書所認爲的那樣，柏拉圖對荷馬簡直亦步亦趨，甚至生搬硬套，恐未盡然。

　　首先需要討論的基本問題是“如何閱讀柏拉圖”。普拉寧克沒有像海德格爾那樣把柏拉圖當作形而上學家，試圖在後者的著作中艱難尋找“理念論”之類的學說，然後把西方哲學的危機算到柏拉圖頭上，讓柏拉圖來爲後人的不肖埋單;作者也不認同最近一兩個世紀以來古典語文學家的繁瑣分析和歷史學家代價高昂的實證考古，相反，作者接過尼采的“欣賞”(relish)和“享受”的態度(《善惡的彼岸》，格言224)，明確提出“美學愉悅說”(aesthetic pleasure)的解讀思路，在作者看來，

　　要想在這個經歷了數個世紀建造而成的複雜迷宮中找到出口，也實在過於麻煩。就像閱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一樣，閱讀柏拉圖的作品也應當是一種享受。柏拉圖對話屬於文學作品，它與莎士比亞的任何一部肅劇或諧劇一樣，都是經過精心琢磨而創作出來的，並非意圖撰寫普羅提諾的《九章集》或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那樣的作品卻遭遇失敗。閱讀柏拉圖對話所產生的審美享受，是幫助我們理解文意的最好嚮導之一。(原書頁6，易帥譯文，下同)

　　所以作者不無道理地主張:“只有將柏拉圖對話當作文學作品來讀，我們才似乎算得上是按照柏拉圖自己的意思來對他進行最好的解讀”(頁9)。這對過於理論化的闡釋史來說，雖不無矯正之功，領受了這份恩賜的我們卻必須明白文學解讀的界限，正如我們已經意識到哲學化解釋的弊端一樣。矯枉過正的做法必然利弊兼有。我們不能對浩如煙海的研究視而不見，所謂“面對文本本身”，固然是經典解釋的基本工作倫理，但僅限於此，就會變成一個空洞的口號。

　　我們不能怕“殺出一條血路過於麻煩”(too troublesome to fight through)而丟棄數個世紀的研究成果，僅以閱讀的享受來代替學術的積累。作者沒有在書中向讀者介紹古往今來如此多的研究力作，也沒有在古典思想家如亞里士多德、朗吉努斯、西塞羅等人那裏尋找靈感和啟迪，這種過分的自信使得本書的學術價值大打折扣。與此相應的是，這部篇幅很小的著作言辭多有重複，顯得有些囉嗦。

　　在如何解讀柏拉圖的問題上，作者認爲，現代和後現代各式各樣重建柏拉圖“哲學”的努力終究“不得要領”(頁8)，儘管作者的所謂“審美愉悅”其實也是現代人曾經熱捧因而氾濫成災的過氣理論。作者雖不認同後現代的解釋，卻在注釋中多次提到德里達，不僅明確表示“認同”，甚至把德里達的《藥》和《空間》視爲他最喜愛和最享受的研究，儘管有所保留。①原書頁11，49，75，84的注釋。讓我們覺得不可理解的是作者對古典語文學家的態度:普拉寧克認爲他們的研究對我們也沒有多大幫助，因爲“再也沒有任何重大的語文學問題阻礙我們理解文本了”(頁9)，這多少有些“昧良心”，假如沒有他們的工作，我們很難讀到可靠的文本，更不用說理解其字詞的基本含義了。沒有小學功夫，任何微言大義的鑽營都是自說自話。作者至少應該參考古代注疏家的成果。

　　施特勞斯學派也重視文學性的解讀，更重視“按照柏拉圖自己的意思來對他進行最好的解讀”，②施特勞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再生》，郭振華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頁279。另參氏著《城邦與人》(The City and Man)，Chicago:Rand McNally，1964，頁52。因此，簡單梳理一下普拉寧克和施特勞斯學派的關係，不惟有趣，也有助於幫我們更好地評價這本書，並進而更爲深入地思考柏拉圖與荷馬的關係。普拉寧克雖然明確地宣佈施特勞斯及其追隨者的觀點 (即詩與哲學是源自人性深處的對立兩極)無關緊要，但他認可柏拉圖著作的文學性，極力主張擺脫歷史學家的索隱、語文學家外在的遠觀、康德和奥古斯丁的哲學批判，以及後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切割 (頁6)，重視其辯說 (dialogic)和談話(conversational)的特質 (頁9)，卻無疑響應了施特勞斯學派的號召——當然，僅僅重視文學這個維度，無疑既有所不足，也是在“文學解讀”的路子上走過頭了。

　　在該書正文之前的題記中，普拉寧克轉引了施特勞斯致沃格林的信，信中說到德國詩人兼翻譯家格奧爾格甚至比世界知名古典學者兼柏拉圖專家維拉莫維茨和耶格爾更懂柏拉圖!題記中另外引用的兩位作者的身份也頗有意思。施特勞斯排在第一，接下來是默多克 (Iris Murdoch，1919－1999，但在普拉寧克的書中再也沒有提到此人)。默多克受過嚴格的哲學 (和古典學)訓練，後來教授哲學，也寫過一些哲學著作。但她真正聞名於世的作品都是 (哲理)小說，或者說，她以小說的方式來講述哲學，但她的哲學著作和哲理小說主要是對包括薩特和維特根斯坦在內的哲學家的批判。這可能是因爲默多克深受薇依 (Simone Weil)和柏拉圖的影響，號稱要在他們的旗幟下爲他們戰鬥。普拉寧克題記中最後引用了一位多次獲得格萊美大獎的流行音樂家莫里森 (Van Morrison，1945－)的一句歌詞，其主題就是“愛”——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把愛誇上了天。施特勞斯是學院中人，默多克是學院中的檻外人，莫里森是學院外的人，我們不知道作者以年齡還是以重要性來排列這三位風馬牛不相及的人，僅僅從題記的引用及其編排順序來看，普拉寧克這部著作必有新意。

　　僅僅從書名來說，普拉寧克這本書很容易讓人想起伯納德特的《弓與琴》①Seth Benardete，《弓與琴》(The Bow and the Lyre:A Platonic Reading of the‘Odyssey’)，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7，中文見伯納德特，《弓弦與豎琴——從柏拉圖解讀〈奧德賽〉》，程志敏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本書修訂本由華夏出版社2015年再版)。，前者以荷馬來解讀柏拉圖，後者以柏拉圖來解讀荷馬，堪稱兩種相互對立的模式——普拉寧克在自己這本書中沒有提到《弓與琴》，卻提到了伯納德特。②正文中提到的是伯納德特翻譯的《會飲》，注釋中引用過兩次伯納德特，一次是伯納德特的《道德與哲學的修辭:柏拉圖的〈高爾吉亞〉和〈斐德若〉》(The Rhetoric of Morality and Philosophy:Plato's“Gorgias”and“Phaedru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一次是伯納德特在Interpretation上的文章《論柏拉圖的蒂邁歐和蒂邁歐的科學虛構》(“On Plato's Timaeus and Timaeus'Science Fiction”)。該雜誌是施特勞斯學派的陣地，普拉寧克也在該雜誌上發表過兩篇論文，一篇是《隨蘇格拉底上升:柏拉圖在〈會飲〉中對荷馬意象的運用》(“Ascending with Socrates:Plato's Use of Homeric Imagery in the Symposium”)，2004年夏季號，頁325－350;另一篇是討論莎士比亞的《李爾王》(2001年冬季號，頁171－185)。普拉寧克曾經爲《弓與琴》撰寫過書評，因此我們大約可以說，他這本書就是直接針對伯納德特的。普拉寧克在五年前那篇書評中堅持古人解讀荷馬的立場，即把《荷馬史詩》當作文學作品，而非任何形式的哲學著作，以此來批評伯納德特的解讀:伯納德特把《荷馬史詩》視爲“柏拉圖式政治哲學”方面的著作，以爲荷馬乃是柏拉圖的先聲。在普拉寧克看來，這顯然是受了乃師施特勞斯“神學—政治問題”的誤導，因爲“《奧德賽》中的哲學乃是具有欺騙性的簡單問題”。①Z．Planinc，《柏拉圖的先聲》(“Anticipating Plato”)，載 Review of Politics，60/4(1998)，頁810。伯納德特未能區分史詩詩人的敍述和詩中人物的話語，這種平面化的理解和“讓人驚訝地新奇”的解讀乃是一種“危險的解釋學”(同上，頁812)。且不說普拉寧克和伯納德特究竟哪一方才危險，他們的研究對我們來說必然都有助益。

　　作者的核心觀點是要把柏拉圖著作當作文學作品來閱讀，而作爲西方文學作品始祖的《荷馬史詩》便是當然的楷模。作者認爲前者甚至就是在模仿後者，與其說柏拉圖對話是詩歌和哲學的混合，不如說是文學的盛宴，哲學最終成爲了詩歌的附庸:②相反的觀點見張文濤，《哲學之詩》，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12，頁67－68，146－155，219－220。

　　學者們通常都承認柏拉圖對話是詩歌與哲學的混合。然而，一旦他們試圖將後者從前者中抽離出來，分歧便產生了，此外，他們還通常過分糾纏於細節問題，比如哪些篇章或論點可被視爲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以至於完全忽視了在解釋柏拉圖作品時的主要難題。按照對哲學本質的現代理解來看，哲學與詩歌有著不言而喻的區別，但柏拉圖對哲學的理解則完全不同。他認爲，哲學在其最高形式中與最好的詩歌無法區分。(頁7)

　　作者敏銳地看到，從哲學與詩歌的對立中抽去後者，僅僅以“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來研究柏拉圖，的確容易忽視經典解釋的主要難題。自十九世紀德國專業哲學家以來的柏拉圖研究，因爲沒有看到柏拉圖對話這個最爲外在的形式，而在哲學解釋上走得太遠，以至於很可能肢解、曲解和誤解了柏拉圖。但普拉寧克似乎又在相反的方向上同樣有些誤入歧途。

　　首先，哲學與詩歌“不言而喻的區別”並非現代人的理解，這種對立或爭吵“古已有之”，在柏拉圖時代就有。普拉寧克當然知道這個常識，但他由於過分偏重文學 (詩歌)的解讀，而試圖以驅逐哲人的 (相反)方式來消解哲學與詩歌之間的衝突。作者清楚地看到哲學與詩歌之間已經由爭吵升級爲公然的對抗，因此試圖重新彌合它們之間的裂隙，但這種以詩歌來統合哲學的方法並不能有效地解決這個古老的問題，反而還可能加深它們之間的鴻溝。

　　其次，柏拉圖對哲學的理解無疑與現代人大不相同，但未必就能夠達到“在其最高形式中與最好的詩歌無法區分”的程度——我們需要特別仔細分梳這種比喻性的說法才能明白其深刻含義，否則它就會是大而不當的糊塗話。蘇格拉底臨終前才開始“作詩”，但他的“詩”顯然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詩歌”，而他所謂“哲學乃是最偉大的音樂”(《斐多》61a)也不是單純爲哲學張本，而毋寧說哲學與音樂(詩歌)的相通首先需要以各自的差別爲前提，否則“詩化哲學”和“哲性詩學”都無從談起。①參《王制》410d－412a。另參劉小楓，《詩化哲學》，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11，頁197－199，347－348。詩人荷爾德林雖歌詠“哲學之光”，但那終究是詩人詩意的表達 (參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197－198。海德格爾在闡釋這句話時，對“哲學”一詞難得一見地嘴下留情)。

　　上述問題可以具象爲柏拉圖與荷馬的關係，普拉寧克的論據是“《斐德若》體現了柏拉圖對荷馬的友愛之情。最好的哲學與最好的詩歌是相順應的;它們之間不應有爭論”(頁8)。但這真是柏拉圖的“原意”嗎?即便如許多後現代理論家都認同的那樣，以非理性爲基礎的詩歌對哲學十分有益，可以使哲學更加地哲學，但這不正好說明詩歌與哲學是兩個完全獨立的不同思想方式，因而彼此之間雖可互補、卻也必然有著本質的區別嗎?

　　普拉寧克把柏拉圖涉及到“宇宙論”的主要著作，如《斐德若》、《蒂邁歐》、《克里提阿》、《王制》和《法義》，視爲一個整體，並且都是《奧德賽》劇情的諸多片段，或者都在局部重新刻畫荷馬史詩，這固然有所啟發，但柏拉圖的描繪真的能與《奧德賽》中的情節一一對應，甚至直接來自於後者 (頁73－74，93－95)?如果柏拉圖這幾個主要對話的主要結構和文體形式都來自於《奧德賽》，還有必要認真研究柏拉圖嗎?難道柏拉圖的工作僅僅是“將荷馬編織的意象拆散，然後將它們編織成了一個更加精密的新意象”(頁79)?

　　荷馬與柏拉圖之間，無論我們如何看待，總之是有距離的。柏拉圖對荷馬的運用無論與此前和此後的人多麼不同，總之不能把這兩個根本不同的思想家完全算作同一類人，更不能讓柏拉圖無恥地寄居在荷馬身上。荷馬的文本固然算得上是柏拉圖的語境 (頁51)，但如果柏拉圖只是在單純地模仿荷馬，又何來“創作”之說呢?又怎麼談得上“意圖取代荷馬，徹底改造希臘文化”(頁57)?即便梭倫回到雅典後都打算“創作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版本，並意圖取代荷馬，徹底改造希臘文化”(頁57)，更何況柏拉圖!就算柏拉圖的所有蘇格拉底對話都意在把蘇格拉底重新塑造成新的奧德修斯 (頁82)，但蘇格拉底如果僅僅是在效顰奧德修斯，所謂的“新”又何以可能?古希臘宗教研究專家布克特的一些論斷，如“從柏拉圖開始，並通過柏拉圖，宗教在本質上已經不同於過去之所是”，①W．Burkert，《希臘宗教》(Greek Relig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頁322，轉引自朗佩特，《哲學如何成爲蘇格拉底式的》，戴曉光、彭磊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頁276。以及“《王制》自身就意味著一種新詩，一種新神話”②西格爾，《神話得到了拯救:反思荷馬與柏拉圖〈王制〉中的神話》，見張文濤編，《神話詩人柏拉圖》，董贇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頁245。，也就變成無稽之談了。更不用說柏拉圖可能還有著“新周、故宋、王魯”的心法呢。

　　此外，普拉寧克沒有認識到，柏拉圖的哲學觀甚至與古代人 (包括他的同時代人)都大異其趣。③柏拉圖批評當時的假哲學，試圖拯救哲學於汙名之中，參《王制》487c-d，490a-e，492a-b，493d，494a，496a，499e－500b，536c。茲事體大，片言難解，就目前的話題來說，哲學與詩歌有區別，但也可互補，正是這種差異才能相互有所進益。普拉寧克強行消除它們的差異，實際上就拆除了一個互相依賴、相互扶持的穩定結構，即便濃墨重彩地強調的一方也會轟然倒塌，爲之反倒敗之。如果缺乏政治哲學的維度，大概就很難真正理解詩與哲學爲何而爭。①《王制》497a，500d。參張文濤《哲學之詩》，前揭，頁54;另參婁林，《必歌九德》，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15，頁138以下，204以下。柏拉圖對荷馬既然不是“生吞活剝”，自然也有所發明，只是究竟有哪些“回復”或“復古”，又有哪些“創新”，進言之，柏拉圖 (以及我們當今)如何“爲往聖繼絕學”，都需要認真研究。目前我們大約可以說，真正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既不讓詩歌 (荷馬)戰勝哲學 (柏拉圖)而一家獨大，也不相反 (且不說把柏拉圖僅僅視爲哲學的代言人這種簡單化的做法該有多麼糟糕)，重要的是“重新繃緊琴弦的兩端”，②劉小楓爲《弓弦與豎琴》撰寫的“中譯本說明”，參伯納德特，《弓弦與豎琴:從柏拉圖解讀〈奧德賽〉》，前揭，頁i(本書修訂本2015年由華夏出版社出版)。後以《重新繃緊琴弦的兩端》收入劉小楓，《重啟古典詩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劉小楓先生十多年前就曾提出過這樣的希望:“要是像我國經學的做法那樣，將柏拉圖作品中明裏暗裏引到和提到荷馬的地方輯出來，一定相當可觀”，可喜的是，美國Fordham大學的P．G．Lake於2011年提交的博士論文，《柏拉圖的荷馬對話:〈王制〉對荷馬史詩的引用、釋義和化用》(Plato's Homeric Dialogue:Homeric Quotation，Paraphrase，and Allusion in the Republic)，雖然僅僅涉及到柏拉圖的《王制》，但其詳實的分析堪稱模範 (該書大約相當於中文40萬字的篇幅)。保持哲學與詩歌之間必要的張力。

　　當然，普拉寧克這本書即便僅僅專注於其中的一極，也值得一讀。其間亦不乏真知灼見，比如作者特別強調《王制》和《法義》在文學形式和內容實質上的連續性，甚至大膽地猜測柏拉圖在創作《王制》時便已經有了《法義》的構思 (頁20);他還指出，《克里提阿》的戛然而止並非是該對話沒有寫完，而是如《奧德賽》中德摩多科斯的演唱被奧德修斯的哭泣突然打斷一樣，暗示它被一個更好和更高明的解釋所超越了 (頁23，62－63)。

　　普拉寧克最後啟發的便是以“薩滿”(shamanism)來比較蘇格拉底和奧德修斯的共同之處，在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們似乎很難接受這種解釋模式。③Kateri Carmola，《評〈通過荷馬看柏拉圖〉》(“Review of Plato Through Homer”)，載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2，No．4(Dec.，2004)，頁831。因爲現代人早已把包括埃琉西斯和“薩滿”在內的神秘主義思想方法放到了“科學”的手術臺上解剖，並因其不夠科學而視如敝履，至少已然扭曲和魔化——所謂“神秘”，其實質

　　也許不是與科學相對立的迷信，而是我們的不理解。就奧德修斯和蘇格拉底來說，下降到冥府、上升到神聖世界之類的意象本來是薩滿的特質。①除了普拉寧克所引用的著作外，還可參考伊利亞德 (Mircea Eliade)，《宗教思想史》，宴可佳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尤其卷三，頁953以下，另參C.Pratt，《薩滿教百科》(An Encyclopedia of Shamanism)，New York: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Inc.，2007;M．N．Walter等編，《薩滿教:世界信仰、習俗和文化的百科全書》(Shamanism:An Encyclopidia of World Believes，Practices，and Culture)，Santa Barbara:ABC-Clio，Inc.，2004;漢語學界亦有多部研究專著。這些解讀雖未必成立，亦未見得深入，卻也不無參考價值，甚至還有可能由此而打開“文明”之外和之前一個更爲神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