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

　　(揚州大學哲學系)民主政制與宗教相容嗎?
——評伊文斯《公民祭儀》

　　劉振

　　(揚州大學哲學系)

　　Is Democracy Compatible w ith Religion Review ing Nancy Evans'Civic Rites:Democrac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thens

　　Author:Liu Zhenis lecturer at Department of Philosiphy，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E-mail:zezhengliu@126.com伊文斯(Nancy Evans)，《公民祭儀:古代雅典的民主政制與宗教》(Civic Rites:Democrac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the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272頁。

　　

　　正如伊文斯自己指出的那樣，《公民祭儀》採取一種雙線並行的論述方式，奇數章節論述與雅典城邦宗教相關的重大政治變革和政治事件，偶數章節則結合城邦政治論述雅典宗教的狀況。伊文斯試圖表明，古代雅典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政教分離(sepera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民主政制不僅與城邦宗教相容，而且“相互依賴”:

　　宗教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這種徹底的相互依賴關係，或許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是民主雅典最奇怪最出人意料的特征。由於我們對啟蒙之後(post-Enlightenment)民主政制形式的政教分離如此習以爲常，我們想當然認爲政府的日常功能與祭司在儀式和祈禱方面的功能毫不相干。可是，對於任何希臘城邦(polis)——從最傳統的君主制城邦到最激進的民主制城邦，這種分離都完全不可理解。(頁20)

　　根據伊文斯的結論，如果古代雅典的“德謨克拉底”可以看作民主政制——亦即屬於民主政制本身的範疇，那麼就相當有必要重新思考現代民主國家對政教關係的理解。

　　

　　

　　《公民祭儀》對城邦宗教的論述支持這樣的觀點:儘管在城邦宗教中不可能不出現神的權威，但是，城邦宗教中的諸神本質上是政治的而非超越的權威——是對城邦所尊崇的事物或價值的肯定。城邦諸神本質上象征著對於城邦至關重要的事物，是對城邦政治秩序的神聖化。就城邦宗教與民主政制的關係而言，宗教性的儀式實際上是民主秩序的重現與再生產，如果考慮到古代雅典的公民民主與現代大眾民主的區別，參與儀式性的宗教活動對於雅典民主本身的意義就顯得更爲重要。不過如此一來，伊文斯必須解釋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是否應該將城邦政制對宗教的決定作用理解爲對宗教的超出限度的強制?就問題本身而言，伊文斯應該通過追溯荷馬式的神話傳統追溯希臘宗教與希臘民族的政治性，畢竟古風詩人的神話對希臘民族的政治性有相當大的決定作用，而荷馬的神話具有十分明顯的理性品質。

　　但是來吧，不要再說這事啦，你我都精通

　　機巧，因爲你是所有凡人中最

　　擅計謀和說辭的，而我在所有神祗中

　　以聰明和機巧著稱;可是你不認識

　　帕拉絲·雅典娜，宙斯的女兒，就算面對一切苦厄

　　都一直站在你旁邊護佑你的這位。

　　——荷馬《奧德賽》(Odyssey)13.296－301

　　

　　

　　

　　伊文斯意在憑藉《公民祭儀》思考一個根本理論問題:古代雅典的政教關係是否具有政治哲學意義。由於雅典城邦宗教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傳統習俗，上述政治哲學意義最終取決於習俗與民主政制的本質是否相容。習俗與民主政制的相容性從根本上說源於民主政制本身包含的核心矛盾——民主政制作爲政治共同體的形式原則並未規定公民決斷的實質政治倫理依據;形式與實質的矛盾在康德那裏體現爲自由與善的矛盾。就具體的公民自由決斷而言，訴諸傳統習俗當然可能出自公民的自由選擇，因爲民主政制就其定義而言僅僅決定誰是統治者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作爲傳統習俗的宗教與民主政制本身並不矛盾。正如伊文斯看到的那樣，宗教與政制的徹底分離屬於“啟蒙之後”的民主政制形態。最終從理論上爲這種分離奠定正當性的是康德哲學:康德堅持自由政體的絕對性，將政體的形式原則等同於政治共同體的正當性本身。但是，由於只有純粹理性的普遍性能夠產生高於實質善的作爲命令的普遍道德法則，自由與善的矛盾只有在自由社會等於理性社會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決，因此，只有在康德式的理性社會中自由政體才應該與傳統習俗徹底分離;由於理性社會依賴於徹底啟蒙，宗教與民主的對立最終屬於啟蒙之後的激進民主社會。

　　與現代啟蒙精神對城邦宗教的批判不同，柏拉圖的批判並不針對宗教與城邦的結合本身，而是針對城邦宗教的道德品質。在蘇格拉底身上，伊文斯發現城邦性的政治宗教與真正的道德性不無矛盾。在希臘世界，個人性的“普遍宗教”(universal religion)與城邦性的“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之間始終存在激烈鬥爭(見尼爾森，《希臘宗教史》，同前，頁232)，這種鬥爭一方面關係到道德與政治的張力，一方面關係到宗教的超越性與政治性的矛盾。雅典的城邦宗教是古代人對宗教問題的政治與哲學的解決，這種解決與啟示性的宗教解決之間存在難以瓦解的張力——雅典與耶路撒冷之間的張力;在基督世界與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古代人的政教文明逐漸走向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