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莲莲

　　距今245年前，德国一个叫尼采的哲人，不能忍受西方工业理性对人生命意志的压制和束缚，写出了他人生的第一部美学著作《悲剧的诞生》。在这本书里，尼采深情地为一个在希腊神话里不起眼的小神——酒神狄奥尼索斯树碑立传。狄奥尼索斯是一位不受控制，僭越权威，沉迷个人意志，一往情深的艺术之神。狄奥尼索斯的迷醉和非理性精神，与工业时代崇尚的理性大相径庭，在尼采看来，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工具理性是应该用酒神精神的非理性主义加以调和和矫正的。这是尼采推崇酒神精神的关键。作为一部美学著作，在这本书里，尼采强调古希腊悲剧作品震撼人心的“恐惧”和“净化”的情感魅力，多是狄奥尼索斯的精神力量所赐，好的艺术作品，既需要日神阿波罗所赐予的形式感和形象性，也需要酒神狄奥尼索斯所赐的情感感染力和情绪宣泄效果。当然，这一原则也适应于好的小说作品。借着这一理论，我们一起看看李发强的这篇小说。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起步比西方晚了四五百年，如今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场复杂又激越的现代化进程中，最难适应，却又不得不被时代的狂潮裹进来的，是中国农民。宗法制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已经深入中国农民骨髓。所以，阅读李发强小说《点灯》的开头，一个醉汉在孤寂与寒冷中死去，死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亲人守在他身边。这是能让读者动容的。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比死的时候没有亲人守在身边更悲戚呢！之后的几个章节，作者好像在为这个死去的老人写一篇盖棺定论的悼词，回溯了醉汉张天海不同常人的生命状态。

　　张天海是一个守望乡土，从未离开的农村老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宗法文明是他内心的亮光，如日神阿波罗一样照耀着他的生命，对血缘亲脉的看顾与寻求应该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但是他内心的这点秩序被激荡的现代化进程给活生生地阻断了。先是父亲从麦地村离开，遭遇中央军的掳掠，下落不明，再未还乡。父亲的失踪重创了他根深蒂固的宗亲意识。文革的时候，母亲陈幺妹又遭遇不幸，因村上流氓坏蛋的欺凌，加上文革时候造反派的批斗，陈幺妹自杀。张天海的母亲也离开了他。陪伴他的童年的只有父亲遗留下的黄狗，所以他对黄狗的爱超乎寻常。时隔半个世纪后，革命年代的动乱被市场经济的紊乱所取代，张天海的儿子也从麦地村离开，去外地打工，和祖父一样的结局，张天海在死前也没有等来儿子的回乡。接着是儿媳、孙女的离开。“离乡——未归”的模式重复轮回出现在张天海的至亲身上，于时代精神来看，似乎隐喻着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对传统宗法制乡土的侵袭和掠夺。

　　因为亲人们的一再离去，他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宗亲秩序一次次地被击碎，日神阿波罗的光照从张天海身上隐去，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魂魄附在了这个老汉的身上。张天海沉醉在找酒、喝酒到醉酒的状态中，因着这样的存在，让他可以借着迷醉的原始想象看到飘飞在麦地村的亡灵。在众多的亡灵中他最关注的，是那些和他有着亲密关系的孤魂野鬼，比如那个一直不能投胎的母亲，以及那个曾经跟父亲一起离乡的李树生，还有，他最记挂的却从未在麦地村见过的父亲的亡灵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儿子的亡灵。在张天海看似轻盈超脱的迷醉生命背后，却有着他内心深处的“生命之重”。小说的最后，作者画龙点睛般地细致描写了张天海死后为自己、为父亲、为儿子点起的那三盏灯。原来，能够照亮亲人亡灵回乡之路的灯，才是张老汉最后的惦念。无疑，醉汉张天海以醉的姿态与他憧憬的宗亲伦理进行着一种消极反抗，同时，以点灯的仪式完成了他对父亲和儿子的招魂，也是对他心目中的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的最后祭奠。小说开头那个无亲人守在身边凄苦死去的老汉，因着那三盏灯的光亮，而让读者感觉到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合体而产生的艺术魅力。

　　然而对于张天海这样一个一直坚守在麦地村的醉汉来说，除了以上时代因素在他身上造成的悲剧之外，小说作者也写到了他与他的亲人们的麻木不仁：张天海的无知和纵欲，造成了妻子刘桂芳的死；儿子张三青在处理李红星和他妻子通奸的问题上的意气用事；儿媳的势利和风流；孙女张小花年幼外出打工沦为妓女，孙子张大宝的好赌以及面对爷爷的死冷漠等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张天海这个家族的不可救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句在上个世纪初用来形容鲁迅笔下农民形象的评语，用在张天海以及他们的家人身上，依然适用。

　　那么这篇小说相比于一百年前的乡土题材有没有突破呢？这个突破我想应该在于，小说在描写张天海这个家族灰暗无序的生活状态之外，他还写出了麦地村其他村民的不同。与张天海家族形成对比的，是李文俊家族，这是一个颇为兴旺的家族，这个家族适应了现代化进程，在麦地村脱颖而出，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日神的理性之光，李文俊家族在一定程度上有爱心，知荣辱，明是非。然而，作家在讲述张三青和李红星二者因为女人问题的两次交锋时，颇有戏剧性。第一次张三青的莽撞捉奸，失败受屈辱，村里的“人们”对此也很不以为然；第二次，张三青对李红星还钱杀人的行为却着实赢得了“人们”的惊叹。在这两次李家和张家因为女人而进行的对决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莽撞的酒神和理性的日神的对决，竟没有分出胜负，在我看来，这是作家的一个大手笔。

　　还要说说小说里一再出现的“人们”。这里的“人们”不再是鲁迅笔下那群无知愚昧的看客，这些对张天海家族遭遇议论纷纷的村民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衡量张家行为的一杆秤，掂量着张家人行为的荒谬性。张家人也并非脆弱如祥林嫂，他们对于村民的非议并无反应，而是沉醉于个人的生存状态中，恰恰是他们的无反应，造成了他们生命的迷失。叙述者基本上是采取零度叙事的方式讲述故事，但是“人们”的介入使得小说的叙述有了温度，作为小说的参与者，“人们”也成为故事进行下去的一个引导者。“人们”还使得作品有了“间离效应”，拉开了读者与小说主要人物之间的距离，帮助读者更理性地看清张天海这个家族的悲剧命运。然而“人们”在小说中的以上作用也使得作品的叙述变成了一个乡间传闻一样的油滑故事，这与作者开篇生冷艰涩的冷静关照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减弱了因为零度叙事产生的强烈悲剧震撼力。我在想，如果小说中不让“人们”裁判张天海等人，酒神的魅力是不是更强烈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