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里，张天海喝下一整瓶酒，死在了自己家那张冰冷潮湿的床上。那是初冬之际，他的独子张三青依旧音信杳无，儿媳赵飞娥正跟一个四川男人在广西北海市的一间出租屋里相拥而卧，十六岁的孙女张小花在沿海某个城市的一家旅馆的卫生间里冲澡，之前她刚从一个陌生男人手中接过两张面值一百的人民币。而离张天海最近的十四岁的孙子张大宝在村委会旁边的杨德贵家兴致勃勃地看人赌钱，整宿未眠。一波寒潮悄然来袭，麦地村东一棵西一棵的漆树的高枝上裹了一层薄薄的冰凌，张天海家由于缺少煤炭而没有生火，屋里冰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而杨德贵家的两层平房里，一炉炭火燃得正旺，冷风进不了屋，只把屋外落了叶的漆树的枝丫吹得呜呜直叫。那晚张大宝在杨德贵家呆了个通宵，因此他并不知道他爷爷躺在家里那床十多年未曾洗过的冰冷的破棉絮下絮絮叨叨地说了些什么。
地处滇东北的麦地村的赌博文化异常丰富，这些年来更是花样翻新，“斗十四”“猫儿经”“赶马车”“幺十五”“翻金花”“斗地主”“满天飞”“筒子二八”……玩法数不胜数。杨德贵家坐落在村委会旁边，他因地制宜，在家里开了个小卖部，顺带摆了两张牌桌，村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都爱去玩。他们可以在那里打麻将，要是不喜欢打麻将，也可以玩扑克。张大宝是杨德贵家的常客，可是因为缺钱，他并没有多少机会坐上桌去参与实战，除非某个玩家内急要上厕所，他才有机会作为替补上场帮人玩一把；赢了，人家高兴，扔给他十块八块；输了，骂几句，叫他滚开。然而就是在这种旷日持久的观战和替补上场的过程中，张大宝成了麦地村首屈一指的赌博高手，他眼尖手快，出老千的手段炉火纯青。那天晚上有人在杨德贵家玩“翻金花”，张大宝观战到凌晨的时候，瞥见门突然开了，一个身材瘦小、满面炭黑的中年男人把头伸进门来对他说：大宝，都三点多了，回家看看你爷爷吧，你爷爷快没气了。他扭头看了一眼那人，随即把目光转移回牌桌上。那个人他似乎有点面熟，却记不得是谁了；而那时牌桌上的局势特别精彩：最后剩下的三家拿到的牌都很大，一家是三个K，一家是三个8，另一家是梅花456；这样的牌局，很多人玩了一辈子牌都不曾见过。各自牌的点数只有玩家自己知道，三个玩家都以为自己的牌是这一局中最大的，因此每一次下注他们都封了顶，而张大宝的眼睛贼尖，他早已从牌桌上的一些蜘丝马迹里得出了自己的判断。桌子上的钱已经堆了将近两万块，码成厚厚的一摞，连观战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仿佛打一个呵欠或喘一口粗气就会暴露牌桌上的秘密。“翻金花”这种赌博方式，拿到大牌固然重要，但赌博时玩家的胆识和气质同样重要。张大宝虽然猜出了谁的牌最大，但他更想知道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因此当那个矮个子男人叫他的时候他并没在意，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牌桌上。那男人又喊他：大宝你快回去吧，回去点过桥灯，没有灯，你爷爷找不到路，我和你老祖祖也找不到路呢。张大宝不明白那个人在说些什么，他转过头，厌恶地乜了那人一眼，然后继续看牌。桌上的牌局有了新的变化，拿到三个K的玩家见另外两人气势汹汹，认为肯定有一人拿到了比自己的牌更大的三个A，他担心越陷越深，思前想后，把牌扔了，率先投降。拿到三个8的玩家不死心，又下了两次注，但他见对面的玩家始终神色自若，也胆怯了，权衡之后，也痛苦地扔掉了自己手中的牌。拿到梅花456的人狂笑起来，他的牌最小，可是竟然赢了，他一把抓起桌上的钱，得意洋洋地塞进了兜里。
那天晚上张大宝在杨德贵家呆了个通宵，早上八点多的时候牌局散了，他又饿又困地回到家，摸上床睡到下午一点多才醒。起床时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打算弄点什么吃，却发现炉火早已熄灭。他喊了声爷爷，张天海没有应他，又喊了几声，张天海还是没有应他。这时他突然想起半夜时在杨德贵家看牌时的那一幕，心里赫然一惊，忙推开张天海卧房的门。卧房后墙外堆满了玉米秆，它们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的光线透不进来，张大宝发现屋里有微微的灯光，却是从床下发出来的，他把门敞开，看见那只叫九黄的狗蹲坐在他爷爷床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床下，一双眼睛竟湿漉漉的。他注意到床下点着几盏灯，但他来不及去想他爷爷为什么要把灯点在床下，见九黄挡在那里，便一脚踢过去。九黄咕咕咕叫着，稍稍挪了挪身子，却不走开。他又喊了一声爷爷，见张天海没有反应，便伸手揭开床上那床冰冷的被子。微光下，他看见他爷爷歪着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他摸了摸，发现对方已然僵硬了。
那时张大宝饿极了，可是家里没吃的，便出了门，去了离他家最近的张天刚家。张天刚的三儿媳妇刘素花正站在门口跟远在江苏镇江打工的男人张三奎打电话，也许信号不太好，她打电话的声音特别大，看上去有点像在吵架。张大宝喊了她一声三婶，可是刘素花并不看他，而是继续大声打电话。他瞅了一眼敞开的门，没看见里面有人，也没发现别的什么动静。原本他希望能遇到这家人在吃饭，这样他就可以趁机蹭一顿，可是他来的时间不对，此时麦地村的所有人家都已经吃过了早饭，而晚饭尚未开始准备。
他大声对刘素花说：三婶，酒鬼死了。
刘素花瞥了他一眼，继续打电话。从语气上判断，她似乎有点恼怒，显然，她跟电话里的张三奎在语言上发生了争执。张大宝感到特别无聊，转身去了退休教师李文俊家。
李文俊家的房子很大，中间是长三间的瓦房，左边是一栋大转角厢房，右边是一栋两层高的平房。李文俊有三个儿子，老大李红旗也是教师，在镇中学工作；老二李红星早年在麦地村支书主任一肩挑，还是煤矿老板，如今举家搬去了县城，主要做建材生意；老三李波是公务员，刚当上县民政局的副局长。李文俊退休后，原本也可以跟儿子们搬到镇上或县城养老，但他在麦地小学当了大半辈子老师，习惯了乡下的环境，又舍不得这幢大房子，因此依旧在乡下过。张大宝站在李文俊家房前，看见李文俊的老伴宋慧英在院子里弓着腰扫地，李文俊坐在大门口，戴着老花镜翻一本书。
姨公！他喊了李文俊一声。
退休教师李文俊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继续低头看书。那是一本跟风水有关的书。宋慧英却直起腰来，警惕地盯着他。宋慧英知道张大宝不是个好东西，不久前，他悄悄翻进她的房间，撬开那个已经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木柜子，把里面的三十多枚各式毛主席像章偷走，以两块钱一枚的价格卖了出去。更早一点，他把她二儿子李红星从前留在家里的一对大音箱撬了，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喇叭上那两块大磁铁。
张大宝告诉李文俊，说他爷爷死了。
那个酒鬼死了，他说。
李文俊的心思还在书里，没听清张大宝说了些什么。他又抬起头看了张大宝一眼。
你说谁死了？
就是那个酒鬼，我爷爷，张天海，他死了。张大宝说完，转身朝杨德贵家走去。他饿坏了，可是看来此时要在李文俊家弄到一顿吃的也不太可能，因此他决定去杨德贵家碰碰运气。他想，说不定现在那里又有人在赌钱了，只要有人在那里赌钱，他就有办法弄到一盒方便面什么的。
李文俊和宋慧英听了张大宝的话，赫然一惊，打算问一些细节，可是张大宝已经跑远了。两人面面相觑，忙锁了门，飞快地朝张天海家跑去。两人都六十多了，一路小跑着，累得气喘吁吁。他们推开张天海卧房的门，一股恶臭就扑面而来。他们不管了，目光在屋里四处搜寻着。张天海的卧房里光线很暗淡，两人一进门就注意到床下点着灯，但灯光很暗，屋里影影绰绰。李文俊在床头摸了摸电灯开关，没摸到；他躬身下去，看了看床下，发现床下点着三盏灯。三盏灯并排在一起，灯芯如豆，火焰轻轻摇晃着，仿佛随时都会熄灭。他注意到有两盏是清油灯，另一盏却是马灯。在麦地村，只有死了人做道场的时候才会有人点清油灯；而马灯是挂在马脖子上走夜路的时候用的，麦地村已经很多年没人用这种古董了。他弯下腰，把马灯提在手中，然后站起来，到处找电灯开关。张天海，我真佩服你了，这马灯都五六十年了，你居然还留着！他嘟囔着。他终于在墙上找到了一个拉线开关，可是他拉了几下，开关并没有反应，电灯也没亮；再拉，线断了。他把马灯凑到床头，摸了摸张天海的鼻息，发现张天海的确已经死了。这时他这才感觉到屋里弥漫着的恶臭之中夹杂着浓浓的酒气，他想，张天海死之前一定喝了不少酒。
果然，他发现张天海的枕边横着一个空酒瓶子。
是喝酒醉死的，宋慧英伸手抓起那个酒瓶说。李文俊瞟了那只酒瓶一眼，酒瓶上的标识是贵州青酒，他心里一紧，随即想起了几天前发生的事。
那天张天海突然蹿到他家，见神龛上有一瓶高锰酸钾溶液，以为是酒，于是踮起脚，抓下来，拧开瓶盖就喝。那是李文俊的儿子李红星很久以前放在那儿的，李红星虽然搬去县城了，但那瓶高锰酸钾溶液还在那里，李文俊不知道它的用途，因此没敢扔掉。看见张天海把它当酒喝，他急了，忙冲上去，把瓶子夺过来，说这不是酒不能喝。张天海已经倒了一口在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去，他也许感觉到味道不对，一口吐掉了。张天海没喝到酒，就大骂李文俊：你是想用毒药毒死我啊！李文俊说：我又没叫你喝。张天海说：没叫我喝你放在神龛上干什么？你想毒死你的列祖列宗？李文俊只好说，要喝酒我屋里有，我给你拿一瓶来。李文俊进了里屋，拧了一瓶青酒出来，递给张天海，说这瓶给你了，你拿去吧。张天海拿着酒瓶瞅了瞅，不知道怎么打开。他以前喝的都是镇上的酒厂里酿的烧酒，没喝过这种铁皮盒子包装的，于是说：这不是毒药吧？李文俊说：不要就还给我。张天海拿着摇了摇，说我得留着，等三青回来了再喝。
张天海的儿子张三青、儿媳赵飞娥和孙女张小花都出门打工去了，张三青更是早就音信杳无，李文俊想不到张天海没把他们盼来，却先把自己喝死了。张天海死了不要紧，他迟早会死在酒里；可是那瓶酒是李文俊给他的，因此李文俊有点不安，担心别人知道了嚼舌根。他从宋慧英手中接过那个酒瓶，悄悄把它扔在了角落里。
这个酒鬼，果然把自己醉死了！宋慧英说。
李文俊虽然把酒瓶扔掉了，可心里仍旧有点慌乱。他说：你别胡说，他是冻死的！大冬天的，屋里又没有一炉火，不冻死才怪！
说完，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2
麦地村有个传统，村里无论谁家死了人，大家都会暂时丢掉手里的活，去死者家帮忙料理丧事，在外的，能赶回来的也会尽量赶来，因此张天海的死讯一传开，他家那间老屋里很快就挤满了人。张天海的儿子儿媳和孙女都不在家，唯一在家的是孙子大宝，可是大宝还不足十四岁，做不了主，要办丧事，得找个关系贴近的能主事的人出来说话。村委会的人也来了，他们发现没有谁家跟张天海家特别亲近，实在要找，也许张天刚家勉强算得上。张天海的爷爷跟张天刚的爷爷是亲兄弟，可是两人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死了，到张天海和张天刚这一代，关系早淡了，彼此来往不多，再到张三青跟张三奎这一代，来往就更少了。如今张天刚患有严重的腿疾，出门不拄拐棍不行，他的三个儿子都出门在外，要从这家人里找一个人出来主事，难。于是他们想到了李文俊。张天海早逝的老婆刘桂芳是李文俊的老婆宋慧英的干妹妹，算起来，李文俊是张天海的姨夫。虽然这两家人的关系七荤八素，不大扯得清楚，但村干部们权衡了一下，觉得还是请李文俊出来主持丧事比较合适，毕竟他们两家沾那么一点亲戚，而且李文俊是退休教师，在村里德高望重，说话也有人听。李文俊推辞了一会儿，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说虽然张天海的儿子张三青不在家，但还是应该按照风俗做个道场。跟村干部们商量，村干部们也认为可行，至于花费，村上会按规定拿一部分出来，如果不够，可以摆桌子收礼金，收到的礼金就用作葬礼的花费。
麦地一带的道场名目繁多，若死者年高，后人兴旺发达，道场便做九天或七天；普通人死了，做三天；凶死的、短命的，做一天，早上起，下午散，或下午起，次日早上散，道场的名字便也叫“早起晚散”。但也有例外，比如那年村里的赵礼华在李红星的煤矿上被砸死了，他并非寿终正寝，但他父母还是给他做七天六夜的道场。按说，张天海的道场应该做三天，可是条件不允许，于是李文俊便叫人去半坡村请道士孟显贵，让他给张天海做个早起晚散。
没多久，孟显贵就带着两个徒弟骑着摩托车过来了，其中一个徒弟背着一个背箩，背箩里装着鼓、锣、铙、钹、木鱼、经书等做道场的必备之物。灵堂设在堂屋里，在孟显贵的吩咐之下，几个男人把张天海从卧房的床上抬到堂屋的门板上。他们揭开张天海的被褥，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其中一个年轻人叫了一声“好臭”，赶紧捂住鼻子。那是一种奇怪的臭气，首先是张天海多年不洗的被褥的气息和他的体臭。然后是木漆的味道。张天海是村里的漆匠，他不仅割漆，还帮人刷漆，天长日久，身上便满是木漆的味道。再就是屋里弥漫的霉臭味道。那所房子也许算得上是麦地村最古老的房子了，还是张天海的父亲小富贵解放前建的，屋顶虽然换过了好几次，但柱子还是原来的柱子，墙还是原来的墙。这些颇具年代感的气味混合起来，再加上酒气，难怪那年轻人被熏得叫了起来。
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张天海的尸体从床上抬到堂屋，停在门板上，然后给他沐浴，穿衣。沐浴不过是走走过场，用湿帕子在他的皮肤上随便擦擦就行，因为张天海身上的污垢不是半盆水能解决得了的。然后是穿衣服。死者要穿八件新衣服，在麦地村，老人的寿衣一般是由女儿提前准备的，如果没有女儿，就由儿子准备。张天海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可是张三青出门后就没跟家里联系过，儿媳妇和孙女也外出了好几年，一时联系不上，因此只得安排人去镇上买。好在镇上有专卖寿衣和纸火的店，麦地村距镇上不过十来里，因此没过多久，寿衣、火纸、香烛等物品都准备好了，几个人开始给张天海穿寿衣。他们脱掉张天海身上那三件衣裳的时候，都忍不住摇头。张天海不穿内衣内裤，终年穿着三件中山装和一条裤子，无非是天热的时候把纽扣解开，冷了，系了纽扣，再在腰间扎一根草绳，或者系一匹用蛇皮口袋做成的围裙。他那三件中山装也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原本是灰白色，如今都变成了锅灰一样的黑色。帮忙的人把那三件衣服脱下来，他们感到它竟如同铠甲般坚硬。
给张天海穿衣服的时候，或许是扭动了胸部的缘故，他嘴里突然打了一个酒嗝，大家赶紧捂住鼻子。
莫非他竟没有死？一人惊叫起来。
早死了，身子又硬又冰，醉死的！另一人说。
于是有人提起张天海跟酒有关的点点滴滴。其中一个知情的老者说，其实年轻时的张天海并不喝酒，他真正嗜酒，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次他从田坝村回来，经过镇上的时候，在陈家的小饭馆里喝了七八两烧酒。他喝得大醉，摇摇晃晃地从饭馆里出来，手里还抓了一瓶酒。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手不离酒。然后那个老者说，张天海嗜酒，他能醉死在酒里，也算是死得值得，死得其所。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他死的时候儿子不在身边，没能为他送终，还有，他常常念叨他的父亲，可是他连他父亲的样子也没见过。
但麦地村那几个仅存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还隐隐记得张天海的父亲张登禄的长相。他们说张登禄个子矮小，但身体微胖，脸上时常带着笑，喜欢跟人打招呼，很讨人喜欢。他有个小名叫小富贵，“小富贵”这三字顺口，天长日久，便少有人记得他的本名，而只记得小名了。麦地村虽属云南，但紧邻四川，因此在解放前，村里男人们农忙时在地里种庄稼，农闲时就下四川做生意，背点土特产去卖了，再买成麦地村稀缺的布匹、盐巴、红糖、铁锅之类的物品回来。有马的，就赶着马去，马驮一点，人背一点，跑一趟更划算。张天海的父亲小富贵和李文俊的父亲李树生等七八个人的关系特别好，因此每次去四川，他们都相约一起去。起初他们只是背，赚不了几个钱，于是他们筹钱买了马，想把生意做大。没想到他们第一次赶马下四川就遇到了土匪，马、货、钱全被土匪抢走了。他们吃了亏，一不做二不休，又借钱买了马，还买了几条枪；为掩人耳目，他们买的是短小的手铜炮，赶马时，就把枪藏在马背上。民国三十三年五月的一天，他们又赶马去了四川。那一次原本小富贵的老婆陈幺妹是不让小富贵去的，因为陈幺妹正怀着张天海，而且就要生了。但小富贵还是忍不住去了，他对陈幺妹说，他想挣点钱买两亩地。小富贵赶着马，带着他那条名叫大黄的狗，跟着众人离开了村子。然而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村里人不仅没看到他们的马，还发现少了小富贵。几个人垂头丧气地走在入村的黄泥道上，如溃军一般。他们说在途中遇到中央军抓兵，虽然他们带了家伙，可对方是部队，他们只好扔了马匹货物，仓皇逃命。等集合拢来，发现小富贵没了。他们原路返回去寻，没找到小富贵，只找到他带去的狗和一盏破马灯，他们猜，小富贵是被中央军抓去当兵了，只好把那只叫大黄的狗和那盏破马灯带了回来。小富贵失踪后就一直没有消息，信也没有寄一封来。陈幺妹是个固执的女人，她带着张天海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死也不改嫁，说要等小富贵回来。解放以后，关于小富贵的传说有好几种，一种说，他被中央军抓去后当了逃兵，被长官一枪崩掉了；一种说，他跟日本人打，被日本的大炮轰死了；一种说，他是被解放军消灭掉的；最后一种说法是，他跟蒋介石的部队去了台湾。
然而小富贵到底在哪里？没人知道。他始终杳无消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人们已经忘掉这个人的时候，1990年的一天，突然从田坝村传来一个消息，说那边有个叫范从龙的人，解放前被抓了壮丁，国民党败退后就没了音讯。然而，失踪了几十年的范从龙突然从台湾写信来了，他在那边发了财，而且最近就要回田坝村探亲了。有人把范从龙要回来的消息告诉张天海，然后说，说不定你父亲也在台湾呢。张天海赶忙跑去田坝村打听消息。范从龙离开家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他在田坝村的父母早已亡故，只有一个弟弟叫范从山。范从山告诉张天海，他哥哥在台湾做很赚钱的生意，说是要回来，但具体时间还没确定。张天海问范从山：你哥哥的信里有没有提到我爸爸？范从山说没有。他从屋里把他哥哥的信拿出来，一句一句念给张天海听，信念完了，果然没提到小富贵。张天海很失落，对范从山说，你给你哥哥回信的时候请他帮我找找我爸爸，要是我爸爸还活着，叫他老人家跟你哥哥一起回来，要是来不了，写封信回来也好。
麦地人发现张天海从田坝回来之后，连说话都结巴了。一到赶集天，他就跑去镇上，问邮电所的营业员有没有他的信。营业员问他是哪里的，叫什么名字，他告诉了营业员，营业员翻了翻信件，说没有。到下一个赶集天，张天海又去邮电所打听有没有他的信。起初的时候营业员对他还算客气，到后来脸色就不好看了，还不等张天海开口，他就嚷起来：没有张天海的信！
后来张天海又去了一回田坝，打听到了范从龙回乡探亲的日子：9月12日。1990年9月12日那天，有很多人看见张天海满面春风地出了村，他提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身后跟着一条黄狗。他们还听见他居然在唱歌。他唱道：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欸……
有人问他：你这是去哪里呀？
他答：去田坝范家打听三青他爷爷的消息。
问的人说：大白天的，你提着个破灯干什么？
他答：是三青他爷爷留下的灯呢。
张天海去田坝村见到了范从龙，可是没打听到一点他父亲的消息。后来那些在范从山家看热闹的人说，那天张天海在范从山家闹了一回笑话。范从龙说他既不知道张登禄，也不认识小富贵。张天海蹲下去，左手提着一盏脏兮兮的马灯，右手抱着一只狗的头，说这马灯是我爸爸当年赶马时留下来的，这只狗是当年他养的狗的后代，你怎么会不认识我爸爸呢，他跟你一样也是被抓去当兵的，他肯定也在台湾。范从龙说可是我真不认识他。张天海突然一下子跪下去，给范从龙磕了几个响头。人们看见张天海的眼泪哗哗哗地流出来，他眼巴巴地看着范从龙说，你还回台湾去吗？请你帮我找我爸爸，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儿子三青也没见过他。我不图他什么，我只想知道他在哪里，要是他活着，我去接他回来跟我过日子，要是他死了，我就把他的坟迁到麦地村，在他坟上点三炷香……
那天张天海从田坝村回来，经过镇上的时候，人们看见他的背明显驼了，头发似乎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也更密了。人们就是从那时起发现张天海爱上了喝酒。他比从前更爱去镇上了，他在镇上晃荡，腰间挂着一把酒壶（那种绿色的军用水壶）。最初他也常常去邮电所，可是邮电所的人一看见他就朝他摆手：没有张天海的信。后来他再去镇上，便不进邮电所了，偶尔从邮电所门口经过，发现营业员看见他了，便讪讪一笑，说，我知道，没有我的信。
3
张天海嗜酒，却经常买不起酒，只好到处蹭酒喝。
那几年，张天海常常带着他那只黄狗去麦地煤矿闲逛，在矿工们的窝棚里进进出出。只要矿工们买了酒，无论藏在那个旮旯，都甭想逃过他的鼻子。有人说，张天海的鼻子堪比狗鼻子，但也有人说，不是张天海的鼻子灵，是他那只狗的鼻子灵。那只狗善解人意，它会把张天海带到有酒的窝棚里。那时麦地村的煤矿还很原始，除了村干部兼矿老板李红星的办公用房是三间平房，矿上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建筑，无非是些横七竖八的竹草盖的窝棚。张天海钻进窝棚，矿工们就拿他开心：老张，你儿媳妇赵飞娥的奶软不软？张天海听了，脸红一阵白一阵。矿工们接着问他：老张，老实告诉我们，你睡过赵飞娥没有？张天海站起来，目光在窝棚里四处搜寻，然后抓起矿工们藏在床头或房草里的酒，拧开酒瓶，咕噜咕噜一阵乱喝，骂骂咧咧出了窝棚，边走边絮絮叨叨地骂：我睡过你妈，睡过你祖宗，睡过你家仙人板板！
据说，张天海的确摸过她儿媳妇赵飞娥的奶，这事还是张三青和赵飞娥说出来的。那时赵飞娥的女儿张小花还不到一岁，赵飞娥给小花喂奶的时候，张天海常常盯着儿媳妇的乳房看，看得赵飞娥的脸上像结了一层霜。有一次赵飞娥正给小花喂奶，小花也许是吃奶呛着了的缘故，突然大哭起来。张天海赶紧去抱小花，抱过小花的时候，他炭黑的手在赵飞娥的乳房上不经意地捏了一把，赵飞娥白白的乳房上便呈现出几个黑黢黢的指印。赵飞娥尖叫一声，往后退了几步，一仰八叉摔倒在地上。她满面怒容地翻起身来，抢过张天海手里的小花，腾出一只手，一巴掌抽在张天海的脸上。据说还有一个夜晚，张三青正跟赵飞娥在卧房里行房事，他们忘了关卧房的电灯和门，这时张天海不知在什么地方喝了酒，他推门进来，竟然鬼使神差地撞进了儿子和儿媳的卧房。他痴痴地站在门边，像一截木桩，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床上。张三青大怒，他套上裤子，跳下床，把张天海推出了家门。第二天清晨，有人看见张天海抱着一个酒瓶，蜷在门口的墙边酣然入睡。原本张三青和赵飞娥都在麦地煤矿上干活，张三青当安全员，赵飞娥给矿工们做饭，这件事发生以后，张三青就带着赵飞娥和女儿搬到了矿上的窝棚里。那时李红星在矿上的三间平房，靠右那间是办公室，靠左那间是卧室，中间那间是商店，店里出售的物品以大米、面条、食用油、香烟、白酒等物品为主，都是矿工们的生活必需品，平常是李红星的老婆刘昌燕在经营。那时恰巧刘昌燕要去县城带孩子读书，李红星便叫赵飞娥去当售货员，每月给她发工资。
张三青两口子搬到矿上去了，把张天海一个人撂在家里，引得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说张天海老不正经，居然把歪主意打到儿媳妇头上，完全是咎由自取。但也有人替张天海辩解，说或许张天海并非出于本意，赵飞娥敞胸露怀，有可能是张天海去抱小花的时候无意间碰到赵飞娥的奶，至于那两口子行房事被张天海撞见，谁叫你张三青不关门呢？而且，张天海是从外面回来不小心撞见的，又不是躲在床下蓄意偷觑。有知情人说，其实不是张三青要撇下张天海，而是赵飞娥的主意，张三青寡言懦弱，家里的事他根本就做不了主，而赵飞娥自从嫁过来后就从没给过张天海好脸色看，她早就巴不得把老头子甩开呢。
总体说来，村里人对张三青两口子的做法表示谴责，而对张天海的遭遇表示同情。他们说张天海尚在母腹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失踪了，文革开始后不久，母亲陈幺妹又自缢身亡，他孤苦伶仃，常常被队上派到外地去伐木、修路，受了不少苦。村里的青年在二十岁左右便纷纷成家，可是张天海到二十八九岁的时候还是光棍一条，要不是李文俊的老婆宋慧英把她的干妹妹刘桂芳介绍给他，说不定他真会打一辈子光棍。都以为张天海成家后日子会越过越好，没想到张三青才四个月，刘桂芳就得怪病死了。张三青还在吃奶，没奶吃，张天海就背着他在村子里到处找奶吃，可是那年月各家都缺吃的，乳妇的奶水普遍不足，谁有多余的分给别人呢。好在那时宋慧英也正在生养，老二李红星虽然两岁多了，却还在吃奶。她见张三青可怜，便不时抱去喂一顿奶。宋慧英还记得当初张三青吃奶的样子，才几个月的张三青一闻到宋慧英身上散发出的母乳气息，就一头扑过去，嘴角的口水直流。他一含到奶头就猛吸起来，宋慧英感觉她身体里的奶很快就被他吸空了，似乎连血也要被吸出来。那样的时候，宋慧英就抱着张三青大哭，一边哭一边咒骂张天海。因为她知道刘桂芳是被张天海糟蹋死的。刘桂芳死之前告诉过宋慧英，在张三青尚不足月的时候张天海就熬不住了，隔三差五就要跟她行一回房，以致她的下身一直流血不止。刘桂芳死后，张天海没有再娶，期间宋慧英曾帮忙介绍了几个女人，曾有一个带着四五个孩子的寡妇愿意嫁过来，但张天海嫌对方负担太重，犹豫之后决定作罢。他也请媒人去谈过几个条件稍好一点的，可是对方又瞧不上他。就这样耽搁着，张三青渐渐长大了，张天海也渐渐老去，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酒鬼。
张天海每年靠割漆和给人漆家具、棺木等赚点零花钱，但常常入不敷出。村里有一些人家把地边的漆树承包给他割，五角钱一棵，一共五百多棵，但他常常喝得大醉，刚到漆树下就没劲了，便躺在树下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骂天上的云，骂飞过的鸟，骂树叶上落下的漆树虫。他给人漆家具、棺木，没钱买酒喝，就预支漆工钱，结果常常是钱花了，活儿还没干，这样一来，村里的很多人家他都欠了钱，只好今年还去年的账，明年还今年的账。
张天海有钱的时候要喝酒，没钱了同样要喝。李红星还在麦地煤矿当老板那阵，他常常带着他那条狗在矿上闲逛，李红星的商店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一名矿工曾谈起他在李红星那里的一段见闻。他说那次他去李红星那里预支工资，看见张天海带着他那条黄狗，笑眯眯地推门进来了。那时赵飞娥在那里卖东西，见张天海进屋，立马抱着孩子，摔门出去了。张天海不以为意，他大大咧咧地坐下来，眼睛盯着墙根下的酒坛子，然后跟李红星搭讪。
红星，生意还好吧？
一般。
酒还好卖吧？
还行。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喝了酒，干活才有劲呢！
什么粮食精！这些工人一天就喝酒，活也不干了，我打算以后不卖酒了。
年轻人喝醉了是不大好，不像我这种要死的老者，得靠酒来养命。
姨爹，我劝你别喝了，再喝早晚死要在酒里。
不会不会，我今天一口都还没喝呢。
李红星不说话，仍然低着头翻账本。张天海站起身，走到墙根下，揭开酒坛的盖子，深深吸了几下说：这酒不错，一闻就知道是镇上刘永林家煮的。
李红星抬起头说：谁家煮的还不都一样？
张天海说：当然不一样，这酒有五十四度，我闻得出来，我猜口感肯定比夏兴华家煮的好。
李红星说：我不懂这些。
张天海说：你不懂我懂，不过我听说最近刘永林家煮酒的时候在里面加了敌敌畏，说是这样产量会增加。我不信，敌敌畏是毒药，那不是要毒死人吗？酒里有没有敌敌畏，我一尝就知道。
李红星摇摇头说：你自己舀来尝尝吧。
人们说张天海的高明之处不是他能够嗅到别人家的酒藏在哪儿，而是无论别人在说什么，他都能够接过话题，然后巧妙地转移到酒上，再想着法子让主人倒酒给他喝。他嗜酒如命，村上偶尔会给他们家解决点救济款，他都拿去买酒喝了，没酒喝的时候就往各家跑，一嗅到酒香，他便想方设法让主人把酒拿出来，以至村里有的人家一看见他的影子就迅速把门关上，来不及关门的，也借故要出门，把门锁了。
大家不愿意拿酒给张天海喝，倒不是吝啬，而是厌恶他醉酒后的胡言乱语。一喝醉，他就会找个显眼的地方坐定或躺定，红着眼睛，满脸怒容，破口骂人。他骂村委会的干部，骂他的儿子张三青，骂姨夫李文俊和李文俊的三个儿子，骂刘顺山还没满月的孙子，骂台湾那个不知是否还活着的范从龙，他至骂村里死去多年的光棍冯二和李文俊已经死去的父亲李树生，李文俊说，张天海就像一条疯狗，只要能想起的人他都会咬一口。李文俊谈起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他说那年吹大风，张天海家屋顶上的草被吹跑了。大风过后，他约了几个人去帮张天海盖屋顶，张天海却喝得烂醉，在下面骂给他盖房的人，说老子家的房子有政府会管，你们这些狗日的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大家不理他，他便抓起一根竹竿去捅房顶上的人。当时李文俊站在屋顶上，他见张天海在下面上蹿下跳的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张天海骂他：你狗日的下不下来？不下来摔死你！话音刚落，李文俊一步踩滑，扎扎实实摔下来，脚踝和手肘都脱臼了，头也破了。
张天海被装进棺材之后，李文俊站在旁边，一边摇头一边叹息说：你不是喜欢骂人吗？现在你骂呀！
4
醉酒后的张天海除了骂人，还会兴致勃勃地陈述他清醒时所不能看到的一些奇特景象。按照他的说法，每当夜幕降临，麦地村的空气里就游荡着数不清的亡魂，他们像活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命运，有的在死后不久便投胎转世，有的在受尽折磨之后最终迎来了轮回之机，而有的如丧家之犬一般四处游荡无所依托，久久不能超生。那些亡魂像雾气一样有影无形，他们跟麦地村的空气融合在一起，缥缈如烟，张天海虽然能看见他们，却无法跟他们说话。
张天海醉酒之后最常见到的人是他的母亲。他说他老是看见他母亲的魂魄在村子里游荡，可是喊不应也抓不住，就像电视里的人，这令他无比沮丧。张天海说，电视里的人把看电视的人惹哭了，可是他们还在演，从来不会从电视机里跳出来安慰流泪的人。
村里那些年长的老人还记得，张天海的母亲陈幺妹自缢于1967年的秋天，虽然当时队上给她定性为畏罪自杀，但很多人都明白她是含羞而死。事情说起来有点长，之前她的丈夫小富贵一走之后便没了消息，村里的媒婆们都劝她改嫁，可是她们磨破了嘴皮子，陈幺妹依旧不为所动。陈幺妹说：我等小富贵回来。人们无法理解她的固执，甚至有人因此而猜测小富贵并没有失踪，他或许正潜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要伺机破坏人民政权。为此公社来了几拨人对陈幺妹进行调查，但结果都不了了之，而小富贵的下落也成为麦地村最大的谜团。那时村里有个光棍叫冯二，此人好吃懒做，长一张麻脸，他常去骚扰陈幺妹，陈幺妹特别讨厌他，却又无可奈何。有一回陈幺妹背着一个背篓从家里出门，刚到路上，冯二就突然从旁边的包谷林里蹿出来，抱着陈幺妹一阵乱啃。陈幺妹挣扎着大叫，可是冯二并不放手。那时陈幺妹手中拿了一把镰刀，她使力挣扎，镰刀划在冯二屁股上，把冯二的裤子划破了，屁股上的皮肤也被割了一道裂痕。见硬泡不行，冯二就改变战术，实施软磨。他常常站在陈幺妹家门口的路口唱一些下流的小曲，唱得连过路的人听了都脸红。李树生当年跟小富贵是生死兄弟，小富贵失踪之后，他想照顾陈幺妹和张天海，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见冯二百般骚扰陈幺妹，他实在忍不住了，狠狠教训了冯二一顿，打掉了冯二的一颗门牙。李树生这一顿打出一个谣言来，不久之后就有人在村里悄悄议论，说当年李树生和小富贵等人赶马下四川，李树生等人觊觎陈幺妹的姿色，悄悄把小富贵杀了，却谎称是被中央军抓去了。李树生等人杀死了小富贵之后便暗中跟陈幺妹相好，因此陈幺妹迟迟不肯改嫁。但这个说法太离谱，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也没激起什么波澜。李树生曾暗中追查过谣言的来源，最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冯二，但冯二死不认账，李树生只好警告了他一番，放了他一马。
时间摇摇晃晃到了一九六七年的秋天。那天清晨，麦地大队门口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内容惊心动魄骇人听闻。上面说，小富贵逃到了台湾，如今陈幺妹、童忠林、许老三和田寿喜等人还跟他有联系，他们要做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内应。上面说，当年，小富贵、童忠林、许老三和田寿喜等人都是土匪，干了不少杀人放火的坏事。上面还说，陈幺妹与童忠林、许老三和田寿喜等人长期通奸，连张天海也是他们的种。大家正在猜测大字报的作者是谁、内容是否属实的时候，陈幺妹与童忠林、许老三和田寿喜等人已被义愤填膺的红卫兵们捆起来，押到了麦地大队。一番批斗之后，红卫兵们又押着他们在村里游行。麦地大队派人去临近的半坡大队，把从前专给人做道场的道士孟世发叫来，让他一边敲锣一边打鼓走在前面；陈幺妹等人走在中间，胸前挂着写有“间谍”“土匪”“通奸犯”等字样的牌子；红卫兵们紧跟在后面，他们高喊着“打倒间谍、打倒土匪、打倒通奸犯”的口号，他们高亢的口号声吸引了众多孩童的目光，一群孩子尾在队伍后面，也跟着红卫兵们振臂高呼。游行的过程中，一个红卫兵别出心裁，他把李树生的背心当成了鼓，前面的孟世发敲一下锣，他就用擀面棒敲一下李树生的背。每敲一下，李树生就闷哼一声。有人还记得当年红卫兵押着陈幺妹和李树生们游行时发生的一段插曲。当队伍行进到途中的时候，村里的老光棍冯二突然疯了一般朝队伍跑过来，他把李树生脚下的草鞋扯下来，然后挂在陈幺妹的脖子上。
破鞋！陈幺妹你这个千人捅万人捣的破鞋！那些目睹过当时的情景的老人回忆说，那时冯二丑陋的麻脸上闪着斑驳的金光，他的愤怒的呼喊声在悠长的锣声中显得抑扬顿挫。田野里，一群打雷雀忽而向东，忽而向西，起起落落，麦地村的天空因而笼罩了一层更厚更暗的阴云。第二天早上，陈幺妹畏罪自杀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最先发现情况的是红卫兵，他们原本打算继续揪陈幺妹去批斗，没想到一推开陈幺妹家的门，就看见她的身体悬挂在楼枕上，舌头长长地伸着，身体早已僵硬。
陈幺妹死的时候，张天海看上去虽然依旧矮小，却已二十三岁了，他跟麦地大队的一个富农子弟一起被队上派到百里之外的观音山修路。待他闻讯赶回家中，陈幺妹的尸体已然入殓，只能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张天海常说她母亲一生孤苦，活着时苦，死了也苦，因此他醉酒后眼中所见到的陈幺妹着一身麻布青衫，梳着发髻，她的身体如同灰暗的云朵在村庄里慢慢飘过，有时她静静地站在张天海家门前的路口，有时静止在村口的大路边，安静，冰冷，荒凉。村口的大路从前很窄，是马蹄踩出来的，如今已变成了一条宽阔的黑得发亮的柏油路，张天海说有时候他发现他的母亲像一只灰色的打雷雀立在那里，形单影只，楚楚可怜。他喊她，她不应，也不看他。因此每见到她一次，他的心就撕裂一次。
醉酒后的张天海说他也时常看见冯二的鬼魂。张天海最憎恶的人就是冯二。陈幺妹死后不久，那个写大字报的人冒了出来，就是村里的老光棍冯二。冯二突然病了，全身长浓。临死前他用双手抓扯自己的脸，整张脸被他抓得鲜血淋漓，面目可憎。他厉声叫着，喊着村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求他们别抓他，说他自己会走。然后他从床上滚到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大叫，说，陈幺妹我错了我不该冤枉你不该写大字报害你。几个人试图摁住他，但是将死的冯二力大无穷，他把自己的脸抓得面目全非之后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最后他翻身起来，跳进自家的粪坑里，把自己淹死了。村里人对冯二之死没有一点同情，但出于道义，他们还是把他从粪坑里捞出来，用一张草席卷了尸体，在乱坟岗上随便挖个坑埋了。张天海醉酒后见到的冯二依旧保持着临死时的可憎面容，他的游魂游荡在村庄，但他并不走大路，每当看到别的鬼魂经过的时候他就赶紧避让，有时候避让不及，他会被对面的鬼魂踩在脚下。
张天海说他也曾见过李树生的魂魄。那次批斗过后，李树生被打得口吐鲜血，在家卧床一年多，最终含恨而终。张天海眼里的李树生依旧高大，他赶着几匹马在村庄的小路上不知疲倦地行走着，有时候他停下来，抬起头，静静地凝视着远方。李文俊并不相信张天海醉酒后能看见他的父亲，却又忍不住问：你真看见我爸了？张天海说：我骗你干什么，有一次我看见他用一根草绳拴着冯二，冯二像一只死猪一样趴在地上，他不走，你爸就挥舞手中的马鞭，一鞭一鞭地抽在他的身上。李文俊说你别瞎扯，我才不相信你的胡话，我爸爸死了几十年了，早投胎了。但不久之后李文俊从半坡村请来了道士孟显贵，孟显贵说，你父亲死了那么多年，他的鬼魂却仍在村里游荡，是因为他死的时候下葬得太草率，得给他做一个超生道场。李文俊以为然，因为李树生死那些年，村里道士们的锣钵和经书早在之前的大炼钢铁的时代就已扔进了高炉，为超英赶美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了，做道场的经文早已被豪迈的语录取代，村里有人死了只能开追悼会。李树生生前是人民的罪人，不能给他开追悼会，因此家人草草把他葬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李文俊对孟显贵说，既然他老人家还没有超生，就给他补做一个超生道场吧。
李文俊请孟显贵给故去多年的父亲做了超生道场之后，张天海说他醉酒后再也没见到过了。他对李文俊说，你爸爸显然已经投胎转世了，不然的话，我肯定还能看见他。后来张天海也请孟显贵给他的母亲做了一个超生道场。他说他母亲生前已经够苦了，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不仅挨饥受冻，还要遭受白眼，受人欺负，死了之后魂魄依旧漂泊不定，他看着揪心。
大家已经习惯了张天海酒后的胡言乱语，极少有人愿意理他。村里曾经有一个姓郭的年轻人在外地打工，不小心被机器绞死了，他的骨灰盒被带回村里，家人按照惯例做了三天道场。但做道场的道士孟显贵让郭家的人把棺材停在屋外，孟显贵说，要是棺材停在屋里，道场就白做了，死者的魂魄进不了屋。张天海非常赞同孟显贵的说法，做道场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他说他看见那个姓郭的年轻人的魂魄在大门口晃荡，他试图把他拉进屋，可是那年轻人在进门的时候面前仿佛出现了一堵铁墙，怎么也进不了；而事实上，屋门敞开，并没有什么东西阻隔。
他进不了屋！张天海眯着一双醉眼，手指指着空空的前方，声音里满是焦急。
在场的人们顺着张天海的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可是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只听见张天海在自言自语：不过还好，他的魂魄总算回来了。
按照张天海的说法，死在异乡的人，要是尸骨回不了家，他们的魂魄自然也回不来，那些游魂注定将漂泊异乡。可是就算他们的魂魄跟着尸骨回来了，却也进不了家门。不过张天海认为，那些亡魂虽然进不了家门，但总算回到了故土，比在异乡做孤魂野鬼好得多。
曾经有人问张天海：你既然看得见人的魂魄，那么你看见你爸爸了吗？
张天海摇摇头。这是他最疑惑、也让他揪心的一件事。他的父亲已经失踪了数十年，虽然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但都是人云亦云，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在什么地方。有好几次，人们发现张天海醉酒之后躺在地上狂叫，他的声音低沉苍凉，像夜风贴着地面滚过：
爸爸，你是死是活，你究竟在哪里？
5
在张天海的葬礼上，人们注意到他养的那只名叫九黄的狗。按照麦地村的规矩，死者入殓之后，棺材停在堂屋当中，棺材下面点上过桥灯，棺材前布设香案，道士们做道场时，孝子要披麻戴孝跪在灵前。张大宝收敛了孩童的顽劣和因缺乏教养而养成的种种恶习，规规矩矩地跪在他爷爷的灵前，配合着法师口中吟唱的经文和手中敲打的鼓、锣、钹、铙和木鱼的声音不断做着作揖磕头的动作。张大宝如此规矩，已经难能可贵了，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那只叫九黄的狗竟然不吃不喝，它卧在棺材下面，目光怔怔地盯着过桥灯。灯上的火焰一闪一闪，九黄的眼睛也一闪一闪，目光里似乎要渗出泪来。
大家都说这真是一条奇怪的狗，它的样子仿佛是在为张天海守灵。于是年长一点的人逆着九黄的身世回忆起另一条叫做大黄的狗来。他们说大黄虽然是一只普通的土狗，身上的黄色并不鲜艳，黄毛中偶尔还夹杂了一撮白毛或黑毛，看上去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它特别通人性，当年它跟着小富贵下四川赶马，小富贵被中央军抓走之后，就是它主动去找李树生等人报的信，可惜大家没能找到小富贵，只带回小富贵遗落的一盏马灯。
那几个跟张天海同龄的老头看着九黄说，张天海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是狗，因此他死了，狗当然舍不得他。
其中一人提起少年时代的张天海。那时的他总是沉默寡言，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别人叫他，他也只是垂着头，跟中年后死皮赖脸混酒喝的张天海判若两人。有时李树生的老婆冯德珍做了好吃的叫他去她家吃，他不说话，不摇头，也不看冯德珍，仿佛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并不存在。那时候冯德珍常常叹息：这孩子，一点也不像小富贵的亲生儿子，小富贵那张嘴，就像抹过了蜂蜜似的，可甜了，可是这孩子，跟木头似的。
张天海不理大人，也不跟村里的孩子们玩，只跟狗玩。乡下人爱养狗，很多狗都很凶恶，见人就追见人就咬，可是再凶恶的狗也不会咬张天海，它们一看见他，就摇着尾巴屁颠屁颠地朝他跑去，伸出长长的粉红色的舌头舔他。人们常常看见张天海一个人坐在乡间的黄土路上，旁边蹲着大黄和别的几只狗。张天海用手摩挲狗的背脊，狗们叽叽咕咕，似乎在向他诉说它们的喜怒哀乐。麦地村养狗的历史几多浮沉，一些年月里村里野狗泛滥，不时有人被狗咬伤，庄稼地里常有狗在打群架，它们滚过一片，庄稼就倒下一片，像突然刮起的大风。野狗泛滥，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政府便组织打狗、炸狗、杀狗，试图把狗斩尽杀绝。果然，一场运动下来，村里的狗几近绝迹，然而张天海家一直养着狗。有人要消灭张天海的狗，张天海就把狗藏起来，藏在楼上，藏在床下，藏在被窝里，甚至在深夜的时候悄悄把狗抱到村后的山中，藏在山洞里。最终，他的狗总算幸免于难。张天海生命里的第一只狗便是他父亲留下的大黄，大黄伴随着他一起成长，彼此成了亲密朋友。后来大黄虽然死了，但它的后代在麦地村繁衍生息，如今麦地村那些东奔西窜的土狗，它们几乎都是大黄的子孙。而据张天海说，他养的每一只狗都是大黄的纯种子孙，因此它们的名字先后被他命名为二黄、三黄……如你所知，张天海死的时候，他养的那只狗的名字叫九黄。
张天海和他的父亲小富贵一样也是小个子，而由于营养不良，他更是瘦得皮包骨头。人们说张天海之所以瘦弱，是因为他老把自己的吃食分给狗，而自己宁愿饿肚子。农业合作社时，大家都在伙食堂里吃饭，饭食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吃，可是张天海依旧把碗里的饭分给大黄。有人说，那条叫大黄的狗之所以深受张天海的喜爱，很大一个原因在于那是他父亲小富贵养的狗，张天海没有见过他父亲，但他能从大黄身上感受到他父亲的气息。
然而很多人对那只名叫大黄的狗印象深刻，却是另外一件事。
前文曾提过光棍冯二骚扰陈幺妹的事。那时冯二常常在陈幺妹家门口瞎唱，唱得陈幺妹连门也不敢出。张天海已经长到十二三岁了，可是人长得木樗樗的，他坐在大门口的地上，抱着大黄，看冯二在路口唱，他不明白冯二想干什么。
李树生对张天海说，这个人老是在你家门口鬼喊呐叫，你使狗去咬他呀！冯二站在路口，咧嘴笑起来，他朝大黄招手，说大黄你听李树生的话，过来咬我呀！可是大黄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它跟冯二早已熟识，怎么会去咬他呢。
一天午后，冯二又在陈幺妹家门口的岔路口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陈幺妹见了，砰的一声关上门。张天海和大黄蹲在大门口，看着冯二。冯二唱了一阵，停了下来。他朝张天海招手：幺儿，你爹我唱累了，给我舀一瓢水来我喝！张天海心里的气突然就上来了，他咬紧牙齿，嘴里滋滋作响。他虽然没见过自己的爹，但他知道自己的爹大名叫张登禄，小名叫小富贵，而不是眼前这个满脸麻子的讨厌家伙。很显然，冯二是在占他便宜。他使劲拍了一下大黄的头，指着冯二说：大黄，咬他！大黄扭头看着张天海，伸出舌头，身子并不动，它不明白主人为什么要让它咬眼前这个熟人。张天海见大黄不动，在地上抓起一粒碎石，朝冯二扔去。大黄终于明白张天海的意思了，它站起来，弓了弓身子，伸了个懒腰，突然箭一般朝冯二扑去。冯二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他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二黄冲过去，从冯二身上越了过去，却没有下口。但冯二早已吓坏了，他翻起身，狼狈逃了。
几天之后，大黄便受伤了。那天天气阴沉，麦地村被浓浓的雾气笼罩着。下午时分，有人听见从陈幺妹家附近传来一声爆炸声，紧跟着一只狗嗷嗷叫了起来，然后是张天海的哭喊声，随后便知道大黄被人用雷管炸了。人们听见大黄连续不断地哀号着，张天海连续不断地呼唤着它的名字。那些喜欢看热闹的孩子跟在张天海后面追过去，发现地上有一串血迹。后来他们在村外追到了张天海和大黄，他们看见大黄满嘴是血，张天海抱着它的头，一屁股坐在地上，大黄也一屁股坐在地上。大黄喘着粗气，咧着嘴，嘴上血迹斑斑。张天海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大黄恸哭，他的哭声如同午夜的狗在呜咽，无比凄厉。后来张天海坐了起来，他抱着大黄的脖子，要它跟他回家。大黄不走，呜呜地嘶鸣，身子往后缩。张天海使劲抱着它的头，彼此就这样僵持着，最终，大黄一路悲鸣呜咽，跟着张天海走了。
后来有知情的人说，炸伤大黄的人是光棍冯二。冯二找了一个火雷管，把雷管的外壳剥了，然后包进饭团，悄悄放在张天海家门前的路口上。大黄见了饭团，不知是计，一口咬去，雷管爆炸了，它的嘴也炸得鲜血淋淋。大黄虽然没有死，却变成了一只可怜的狗，它再也不能啃骨头了，连稍微坚硬一点的东西也咬不动。那些记忆深刻的老人们说，大黄被炸伤那天，他们看见它吊着一片鲜红的舌头在村里东游西荡，它一路悲鸣呜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后来张天海又养了一只狗。那只狗是村里杨家的母狗生的，透体通黄。少年时代的张天海并不像后来一样喜欢在各家乱窜，一闻到酒香就变着法子让人倒酒给他喝；他害羞、木讷，从不轻易去别人家窜门，但是那次，他竟然去了杨家，央求杨家把那只小狗送他。那时各家都缺吃的，很多人都养不起狗，杨家的母狗一共生下三只小狗，主人正想把它们扔掉，听说张天海要一只，自然乐意。张天海高高兴兴地抱着那只小狗回了家，并给它取名叫二黄。有人问他为什么给狗取这样一个名字，他的回答让人惊讶不已，他说：因为它是大黄的儿子。
张天海一生养了九条狗，狗命亦如人命般多舛，然而在他养的众多狗之中，最长寿的却是那只被炸得半死的叫大黄的狗。大黄虽然没了牙齿，却活到二十多岁才死。普通的狗活十来年也就死了，而大黄活了二十多岁，人们都说这是一个奇迹，要是它寿终正寝，指不定还会再活多少年。在张天海的葬礼上，有人提起数年前大黄死那天发生的事情，都忍不住唏嘘。那天早上，大队的一名干部带着红卫兵去抓陈幺妹，大黄从屋里冲出来，嗷嗷大叫着朝红卫兵们扑去，两个胆小的吓得鬼喊呐叫，转身就逃，可是那个大队干部知道大黄没牙，不会咬人，于是提着棍棒，朝它挥舞过去，其他的红卫兵们也抓起棍棒、石头，纷纷砸向大黄，没过多久，大黄便呜咽着倒地而亡。后来张天海一提起他母亲和大黄的死，就忍不住自责。他说虽然当时他己并不在家，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但远在百里之外的他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那天他在观音山修路，清晨，天空弥漫着浓雾，他正轮着大锤砸石头，他带去的二黄突然嗷嗷叫着从远处跑来，身后跟着一群野狗。他放下大锤，冲那群野狗吼了几声，野狗们四散而逃，却发现二黄却拖着伤腿，一瘸一拐地来到他身边，全身颤抖。他看见它的一条腿鲜血淋淋，显然是被那群野狗咬伤了。他心烦意乱，朝二黄踢了一脚。二黄倏地从他胯下钻了过去，蹲在他背后，嘤嘤哀号着，哭声悲切。他不管它了，继续打石头。那块石头又大又圆，他的大锤砸下去，石头没有裂开，锤印上却显出一道血红的印迹，那道血印如同一条长长的舌头。他突然眼睛一花，一屁股坐了下去。次日中午就有人来告诉他，说他们公社摇电话来，他的母亲自缢了。张天海说他后悔没有把二黄留在家里。大黄是一只将死之狗，柔弱无比，连老鼠都敢欺负它，它怎么能保护人呢，但二黄就不一样了，它凶猛，又敢下口，要是它在，那些人肯定不敢那么嚣张。
然而村里已经没人记得那条叫二黄的狗了，人们只记得张天海身边一直养着狗，它们的名字无一例外都是两个字，其中第一个字是数字，第二个字是“黄”字。人们一想起张天海，就会想跟他如影随形的狗，他在家里时，狗就坐在门口，无所事事地注视着门口的小路；他一出门，它便跟在后面，如同长在他身上的一件器官。醉酒之后的张天海丑态百出，常常躺在镇上的街道上、麦地村的小路旁、自家的门槛下……他躺在地上，他的狗便蹲在他旁边，充当守护神。要是有路人试图接近他，狗便会愤怒地跃起、狂吠，样子无比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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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起张天海生平的点点滴滴，不可避免地提及他的儿子张三青。有人说，张三青能够长大成人简直是个奇迹。他老早就没了妈，张天海背着他在村里走东窜西找奶吃，才几个月的孩子，常常饿得翻着白眼，哭声柔弱无力，像躲在地窖里的猫发出来的。张天海到哪儿，就把张三青带到哪儿，起初是背在背上，大一点了，就让他跟在屁股后面。张天海在地里干活，张三青就在地边玩泥巴。有一回天气酷热，张三青被晒晕在地上，满脸发紫，差点死了。等张三青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张天海出门干活，就把他关在家里，有一次张三青一个人在家里，邻居看见张天海家的房子上冒出滚滚浓烟，又听见张三青在屋里哭，于是赶紧跑去灭火，把张三青救了出来。张三青到学龄时虽然也上学，但他脑子笨，在麦地小学连续读了四个一年级，最后只好回家干活。因此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家里的主劳力，除了干地里的活，农闲时还会去矿山上背煤或挖煤，挣点零花钱。待李红星当老板的时候，张三青不当矿工了，而在矿上当安全员。安全员的工资虽然没有矿工的高，但是不危险，而且轻松，不是一般人想干就能干的，因此村里人都知道，李红星是在照顾张三青。
李红星跟张三青自小就是好朋友，他们一起长大，有时免不了吵，甚至还打，却不影响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但两人的成长轨迹不一样。李红星从小学读到初中，又从初中读到高二，要不是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肯定早去大城市工作了。回到麦地村后，他经营煤矿，很快把煤矿做大；然后当村委会主任、支书，成了全村首屈一指的人物。张三青呢，读书不行，回家干体力活，挣钱不多，加上有个嗜酒的父亲，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他自小就寡言，在李红星面前，除了听李红星说，他甚至都找不到话说。跟张天海一样，张三青二十好几了还没成家。张天海特别着急，他四处央人做媒，想给儿子娶个媳妇，可是女方要么看不上张天海家的穷，要么看不上张三青的貌，偶尔有愿意的，张天海家又出不起彩礼钱。眼见着张三青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没想到他突然娶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媳妇，吓了大家一跳。那时赵家湾有七八个人在李红星的矿上干活，没人做饭，便带了同村的赵飞娥来给他们做。李红星见赵飞娥长得好看，就逗她说，赵飞娥你看我们麦地村好不好，赵飞娥说当然好。李红星说那你就在这里找个男朋友吧我给你做个媒。其实李红星早就知道赵飞娥许给了她们村的杨家，年底就要出嫁了，他说做媒，就是开个玩笑。没想到赵飞娥说，红星哥要给我介绍什么样的男朋友呢？李红星指了指张三青说，我这兄弟不错，勤快，踏实，你看怎么样？赵飞娥咔咔笑起来，说红星哥介绍的，当然好。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谈笑风生，唯有张三青坐在角落里，满脸通红。张三青相貌平平，老实木讷，而赵飞娥年轻漂亮，且已经有了人家，两人怎么会在一起呢，在座的人知道是在开玩笑，都不以为意，没想到十多天之后张三青竟带着赵飞娥去找李红星了，说他要娶赵飞娥，可是赵飞娥之前已经许给杨家了，现在要退婚，需要赔杨家很多彩礼钱，叫李红星借钱给他。李红星听了大笑，说不管是赔彩礼还是结婚，需要多少尽管给我说。
李红星借钱给张三青娶媳妇的事曾令很多人羡慕，后来却又成了笑谈。那时张天海常常带着狗在矿上瞎逛，有一段时间，人们注意到他不去矿工们的窝棚了，一到矿上，他就直奔李红星那里。每次从那里面出来，他都满脸通红，腰上的酒壶沉甸甸的。有人摸了摸他的酒壶，发现里面装满了酒。张天海身上时常连硬币也没有一个，他偶尔去村委会旁边的杨德贵家买一斤盐巴，也都是赊的，哪来打酒的钱？矿上的人先前有点纳闷，后来就释然了；再后来，他们一看见张天海醉醺醺地从李红星那栋平房里出来，腰上的酒壶晃呀晃的，都开心地笑起来。
李红星和赵飞娥之间的风流韵事很快在矿山上流传，但没有人告诉张三青。大家说张三青一钻进矿井，李红星就和赵飞娥钻进被窝，有时连门也不锁。矿上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彼此传播却又能管住自己的嘴，因此并没有人把它透露给李红星的家人和张三青。有人说张天海时常在矿上闲逛，他当然知道儿媳妇和李红星偷情的事情，但李红星投其所好，用酒堵住了他的嘴。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张三青终于还是知道了。告诉他这件事的人是他同村的族兄张三奎。张三奎在矿上干活，最初他对赵飞娥与李红星的事情也只是观望，并把它当做茶余饭后的笑谈，但随后他的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因为张三青是他血缘比较近的堂弟，他感觉人们在嘲笑张三青的同时似乎也在嘲笑他，他甚至觉得自己头上也戴着一顶鲜艳的绿帽子。
于是他把事情告诉了张三青。
你得管管你老婆！他说。
张三青虽然痛苦无比，却又羞于声张，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去捉奸。但他不敢一个人去，便叫张三奎跟他一起去壮胆。张三奎说你老婆是我弟媳，我去捉奸，要是恰巧看到他们做那种事情，我的脸往哪里搁？他只答应跟张三青一起去，但他不直接到现场，而是守在外面断后。
有我在外面，你不用怕。他给张三青壮胆。
张三青跟张三奎开始实施他们的捉奸计划。那天午饭后，他们像往常一样下了矿井，可是他们在里面只呆了半小时就出来了，张三青提着一把弯刀，跟张三奎一起弓着腰直奔李红星的平房。办公室门关着，却没有闩，他们推开一条缝，悄悄钻了进去。里面没有人，炉火燃得正旺，屋里的气息有些暧昧，他们似乎听到了赵飞娥的呻吟声。张三奎在煤矿的办公室里站住了，示意张三青继续向前挺进。张三青蹑手蹑脚穿过中间的商店，来到李红星卧室的门边，把耳朵贴在门上。里面的叫声正欢，连张三奎也听见了。张三青再也忍不住了，他飞起一脚，把面前的门踹开了。
张三奎听见张三青跟李红星在里面吵了起来。张三青说，李红星你欺人太甚了我砍死你！李红星说张三青你砍上来呀，只要你砍上来，你的班房就坐定了，赵飞娥从此就是我的小老婆了。张三青说砍就砍，谁叫你睡我老婆。张三奎听见张三青的声音里充满绝望，这时他听见李红星说，张三青你前前后后借了我多少钱？你算过没有？我账本上都记着呢。张三青说老子不还了，老子把你们都杀了，然后自杀！李红星说张三青我不是吹牛，就算你拿着刀子，我一只手抓着鸡巴你也不是我的对手，不信你试试。张三奎听见张三青尖叫一声，他担心出人命，于是赶紧跑过去。他看见赵飞娥站在床上，已经穿好了衣服。张三青坐在地上，手中的弯刀掉在了一边。而李红星只穿了一条短裤，他站在床边，威风凛凛。李红星吼张三奎：狗日的给老子滚出去！张三奎赶紧退出门去。
捉奸的事情被张三奎说了出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但随后就淡下来了，张三青依旧在矿上当安全员，赵飞娥依旧在商店里当营业员，张天海依旧常常钻进李红星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双眼通红，腰上的酒壶里依旧装满了酒。张三奎曾担心李红星会开了他，但李红星对他一如既往，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李红星的老婆刘昌燕似乎是听到了一点风声，跑回来指桑骂槐闹了一阵，却也没激起什么风浪。村里人起初对后续的情况充满期待，见刘昌燕并没有闹出大的动静，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事情上来，反正麦地村并不缺少新鲜事，比如赵丽兰家的母猪生了十三个崽，其中一只像大象；邱明君家十九岁的儿子吸毒，前几天被抓去戒毒所了；比如杨天友家的二十出头的女儿在城里打工，最近嫁了个五十多岁的老者；比如刘贵发砍了他家屋后的五棵杉树，因为没有办砍伐手续而被派出所抓走了；比如王胜田跟他老婆刚离婚，就被煤矿顶棚上掉下的一块石头砸断了腿……各种新鲜事层出不穷，因此大家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事情上，比如麦地煤矿被关停的事情。那年政府开始整治煤窑，麦地村的大小煤窑共计十几家，但绝大多数属于私挖乱采，只有李红星的煤矿办有开采证。但政府下文称之前的开采证全部废除，如开采设施和规模达到要求，可重新办理。按照县里的规划，一个镇只能保留一家煤矿企业，李红星知道消息后忙去县里找关系，但他的开采设施设备还很原始，要真正办成一家合格的煤矿企业，还需要花上千万，他根本无力投资。最终，李红星把自己的煤矿以八十万的价格卖给一个广西老板，而麦地村其他煤窑全部被镇政府炸封了。广西老板接手煤矿之后，带来了大型机械和近百名工人，对煤矿进行现代化改造，而矿上之前的工人绝大部分作鸟兽散，张三青一家也从矿上搬回家里，重新跟张天海住在了一起。从前的矿工们在村里挣不到钱了，大家纷纷相约出门打工，张三青在家呆了近一年，也跟张三奎等人一起出了门。
麦地村的人们谈起张三青，免不了谈起他出门打工前那次惊人之举。那是张三青离家那天发生的事情。按计划，张三青将和张三奎等六人一起走路去镇上，然后坐班车去市里等火车。但那天张三青说有点事情需要耽搁，叫同伴先行一步，他随后就跟上去来。事后据麦地村委会副主任王永光说，当时村委会办公室只有他和李红星在，他看见张三青背着一个大牛仔包大步流星地跨进村委会办公室的门，手中拿着一叠钱。张三青把钱递给李红星说，我还欠你三千块，现在我给你三千二，那两百是给你买奶粉吃的。你数数，看有没有少一分？张三青说话的声音中气十足。李红星问他，你哪儿来的钱？张三青说你甭管，从今以后我不欠你的钱了，你再敢打我老婆的主意，我一定杀了你。李红星嘿嘿一笑，说我才不想打她的主意，可是你得先管好自己的老婆，那婆娘骚得很。张三青说我的女人不用你管，她生锈了也跟你没关系。李红星哈哈大笑，说生锈了多可惜。然后把钱还给张三青，说这钱我不要了，给你吧，当是补偿你的。张三青说，你拿去当住院费吧。王永光看见张三青突然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水果刀，他举起刀子，疯狂地朝李红星刺去。那时王永光被吓傻了，他想去拉，又担心自己受伤，他退到墙壁边，手足无措。他看见张三青握着水果刀朝李红星乱刺，李红星坐在老板椅上，虽然不停躲闪，并用面前的茶杯抵挡，可脸上还是挨了两下。他一退再退，最后跌倒在了角落里。张三青没有乘胜追击，他把刀子扔在地上，转过身，雄赳赳气昂昂地出了村委会办公室。王永光见张三青走了，才把李红星扶起来，见他脸上有血，忙开着自己的皮卡车把他送去县医院。途中王永光问李红星要不要报案，他说张三青估计还没到镇上，现在报案，派出所的正好可以截住他。然而李红星摇摇头，说狗日的张三青长到三十多岁了，杀个鸡都不敢，现在他居然敢跟我动刀子，也算是有出息了。
张三青刺伤李红星这件事情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们不相信张三青居然敢跟李红星动刀子，但李红星都住院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信。关于李红星不报案这种做法，有人说原本这事就是他错在先，要是报案就不男人了；但也有人说其实李红星是为自己考虑，他是村干部，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当然是闹得越小越好。李红星受伤的第二天，他老婆刘昌燕就从县城回到了村里。刘昌燕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张天海家。大家一看那架势，就知道她的目的了，于是有人跟在她后面去看热闹。他们看见刘昌燕大步走到张天海家门口的时候赵飞娥正在门口洗头，刘昌燕几步跨过去，一把就抓住了赵飞娥湿漉漉的头发。那时赵飞娥并没有发现刘昌燕，待她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她已经被刘昌燕拽倒在地上。刘昌燕抓住赵飞娥的头发死活不放，赵飞娥滚到地上，她也一屁股坐在地上。两人在地上展开了一场激战，用手抓，用牙咬，之中夹杂着骂声。看热闹的人试图把两人隔开，大家使了些力气，两人果然坐起来了，可是她们死死抓住对方的头发，头顶着头，像斗牛一样。大家只好捉住他们的手，把她们的指头一个个掰开。终于把两人分开了，两人披头散发指着对方大骂，谁也不饶谁。
这场战争过后不久，村上便举行换届选举，李红星落选了。他在县城买了住房和门面，一家人搬去了县城。李红星做起了建材生意，三两个月才来一回麦地村，一来，刘昌燕必然跟着。看得出来，他跟赵飞娥之间的关系是被刘昌燕给生生隔断了。但关于赵飞娥的风言风语依旧不断，有知情者说，虽然李红星不在村委会办公了，但赵飞娥依旧时常朝村委会跑，她跟新任村主任王永光有一腿。一个贵州来的弹花匠在麦地村弹棉花，有段时间就住在张天海家。那个知情者说，弹花匠跟赵飞娥也不是普通关系。其实张天海也知道此事，但老头子买酒的钱都是弹花匠给的，因此虽然他知道，却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知情者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张三青连李红星也敢捅了，要是他回来知道赵飞娥跟王永光和那个弹花匠的事情，会不会再动刀子？
7
但张三青一去之后就再没回来。
后来张天海常常提起张三青临走时的情景，忍不住黯然神伤。他说那时张三青背着一个牛仔包下了屋檐的台阶，转身对他说：爸，我要走了。他望着儿子，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后来他说那时他的脑中忽然翻江倒海，忽然又一片空白。他看见张三青蹲下身，抱起站在台阶上的四岁的大宝，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然后摸摸旁边六岁的张小花的脸说：爸爸去山西打工，过年就回来，来了给你们买新衣裳。小花拉了拉张三青的衣袖，眼泪花花的，喊了一声爸爸。张三青放下大宝，对赵飞娥说：飞娥，我走了。赵飞娥瞟了张三青一眼，没说话。张三青大声对卧在窗下的那条狗说：八黄，我走了！八黄跑过去，舔了舔他的裤腿。张三青背着大牛仔包，咚咚咚踏上门口的土路。张天海说这时他终于忍不住喊了一声：三青——他的儿子就在路上停住了，可是他停了停，没回头，又往前走了。张天海看见八黄伸了个懒腰，甩了甩头，跑过去跟在张三青后面。张天海说当时他追到屋檐下，见张三青没有回头，心里忽然一疼，感觉儿子这一走就不会回来了。他的脑中无端闪现出他的父亲小富贵离开麦地村的情景，那是一个遥远的大雾弥漫的夜晚，小富贵离开了麦地村，再也没回来，从此以后，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身在何方，是死是活。他看见八黄跟在张三青后面，它的影子在雾中越来越模糊，于是高喊：八黄，回来！八黄，你给我回来！八黄停住脚，转过身，摇着尾巴，小跑着回来了。他蹲了下去，摩挲着八黄颈上的毛。他的眼睛涩涩的，喉咙一阵哽咽。后来他常常说，要是知道张三青一去之后便无消息，就算拼了老命，他也要把儿子给拽回来。
张三青出门打工那年，城里人早已安上了电话，还用上了手机，而麦地村地处偏僻，没人有电话也没人有手机，因此村里人出去打工，要跟家里联系，只好写信回家，不会写信的，连信也不写，等过年回家再把一年发生的大事小事说出来。张三青和村里的几个男人出门打工，他们都不会写信，因此他们的亲人都没收到信。腊月里，跟张三青一起出门打工的几个人都回来了，唯独张三青没回来。见儿子没回来，张天海忙去问回来的张三奎。
我家三青呢？
在山西。
你们不也去了山西吗？
去了，可是我们在山西呆了半个月就去河南了，只有三青还在山西。
三青在山西干什么？
也是在煤矿呢。
那么过年他为什么不回来？
谁知道？我们离开山西后就没联系过。
可是，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怕是要等到明年过年。
可是到第二年过年张三青还是没回来。不仅那年过年他没回来，第三年过年他也没回来。最初有人猜测，张三青之所以不回来，是因为他用刀子捅了李红星，他怕被公安抓才不敢回来。张天海也很担心，他听说李红星并没有报案，可是他不太相信，李红星挨了刀子，怎么可能不报案？他去问李红星：你报案了吗？李红星说：我报不报案关你什么事？张天海说：你睡了赵飞娥，凭什么还要报案？三青还没告你通奸呢！李红星说：这是两码事。张天海急了，说：李红星你只要敢报案，我就告你跟赵飞娥通奸！你老实告诉我，三青走了这么久还没消息，是不是你让公安把他抓了？李红星说：我再说一次，我并没有报什么案，我就是跟三青发生点冲突，他把我的脸弄破了点皮，我报什么案？好歹他是我表弟，又是飞娥的老公，我不看僧面看佛面！
渐渐地镇上有人安了电话机，还有人买了手机。麦地村偏僻，村里没信号，要打电话，得去镇上。但还是有人买了手机，村里虽然不能用，他们可以在外面用。村委会旁边的杨德贵家不知怎么弄的，竟然安装了一部座机电话，村里人要打电话到外面去，就去他家打，按时间收费。杨德贵在门口那棵高高的香椿树上安了一只高音喇叭，有人打电话来找人，他就在高音喇叭里高喊，叫人去接电话。说是接，实际上电话已经挂了，是去回电话。张天海去杨德贵家，叫杨德贵给张三青打个电话。杨德贵问：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张天海摇摇头。杨德贵说：没号码怎么打？见张天海有点失落，杨德贵便安慰说：我这个号码知道的人多，说不定三青听说了，哪天就打电话来了呢。
张天海只好等，可是他一直没等到儿子的电话。
后来，赵飞娥要跟村里的一个妇女出门打工了。有人看见赵飞娥走那天，张天海像影子一样跟在赵飞娥后面，而赵飞娥的脸拉得像一匹长长的瓦片。张天海不管，他对赵飞娥说：飞娥，你出了门，就把三青找回来吧。赵飞娥说：你叫我去哪里找？张天海说：去山西呀，三青在山西。赵飞娥不耐烦地说：好吧，我去山西给你找你儿子。
赵飞娥在广东打工，她去了一个月就打电话到杨德贵家，喊小花给她回一个电话。
小花去杨德贵家打电话，张天海也跟了去。小花拨了赵飞娥在那边的号码，刚说没几句，张天海就抓过电话。
飞娥，你找到三青没有？
没有。
多找找，多问问，可不能把他弄丢了。
他有两条腿，丢了也不是我弄丢的！
赵飞娥不乐意跟张天海说话，就叫他把电话还给小花。
张三青和赵飞娥都打工去了，可是没寄一分钱回来，因此张天海带着孙女小花和孙子大宝，日子过得很烂。小花读完三年级就不上学了，跟张天海一起种庄稼。张天海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酒鬼，一天没酒喝就活不下去。他没钱买酒喝，就想着法子去赊，镇上和麦地村卖酒的地方他都欠了酒钱。实在赊不到了，只好继续割漆，自己去挣。他已经老了，割漆要爬树，他就在树上用爬藤绑上一截木棍，把它当成梯子，一级一级爬上去。割漆的时候，他穿着厚衣服，系一匹蛇皮口袋做的围腰，把装木漆的竹筒挂在腰上。天长日久，他的衣服和围腰都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黑漆，整个人也像落了叶的漆树一般。张天海爬上漆树割漆，他的狗就站在漆树下，仰着头，眼巴巴地望着他。
麦地村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也去山西。一有人回来，张天海就去打听儿子的消息。
有没有看见我家三青？知不知道他在哪里？
不知道。
连他的电话号码你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
张天海神色黯然，深一脚浅一脚走了。
然后传来一些不好的消息，人们说在外面打工的人有的被骗进了黑工厂，黑工厂的工人有人看管，不让出来，也不准跟家人联系，每天吃又黑又臭的猪食，病了不给治，死了就悄悄挖个凼给埋了。还有人提到了煤炭工人，说有的犯罪分子把人骗进煤矿弄死后伪装成矿难，再假扮死者的亲属找矿老板赔钱，弄死一个，他们能得到几十万赔偿款。还说这种事情并非空穴来风，连电视里也报道了。张天海家没有电视，他听大家说电视里在放，忙去村里有电视的人家看，可是他没看见；再听到别人议论这种事情，他就骂人了：你狗日的些是巴望我家三青死吗？
张三青没回来，赵飞娥却回来了。她的头发染成了黄色，像城里的女人一样，而且穿得花枝招展，看上去比以前更鲜艳了。可是她回来才几天就要走，还要把小花带走。赵飞娥说反正小花已经没读书了，在老家也挣不到几个钱，而大城市里的钱好挣，要不了几个月，小花准能给张天海寄钱来。张天海不愿意，说小花在家里砍柴挑水背粪样样来，跟大人一样。可是小花是赵飞娥的女儿，赵飞娥要带走她，张天海有什么办法呢。
人们还记得小花临走时的情景。那天早上，张天海一直把小花送到村委会。赵飞娥和小花在村委会坐村上直达县城的微型车，张天海抓着小花的手，眼泪花花地说：小花，你去了，爷爷不要你寄钱，你经常打个电话回来，告诉我你在哪里爷爷就高兴了，别跟你爸爸一样，走了之后见不到人，连声音也听不到。
小花点点头。
张天海说：小花，你要把你爸爸找回来，现在我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小花哭着说：爷爷我不想走了。
小花走了之后，打过三次电话来，都是打在杨德贵家的座机上，叫张天海和大宝去回电话。小花第一次打电话来说她在惠州，第二次打电话来说在金华，第三次说在漳州。这些地名张天海都没听说过，但是一听到小花的声音，他就激动，一张脸涨得通红。
小花，找到你爸爸没有？
还没呢。
你要去山西，你爸爸在山西呢。
小花就敷衍张天海，说等忙过了就去山西。
小花最后一次打电话回来，在电话里哭，哭得很伤心。张天海说小花你哭什么，是不是你妈打你了？小花啜泣了一阵说，爷爷我想你了，我想我弟弟了。张天海听着听着，一双眼睛就红了。他说小花你回来吧，回家让爷爷看看，爷爷也想你了。
有人猜测张三青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上一年村里有个人在新疆摘棉花，没挣到钱，他就沿路乞讨，徒步走了几个月，最终回到了家。张三青就算一分钱也没挣到，也可以像别人一样走路回来啊，可是他出门都好几年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人们发现张天海的头发全白了，背也更驼了，他每天醉在酒里，难得有清醒的时候。有时他去镇上赶集，喝醉了就直挺挺躺在街面上，身边只有那只狗守着他。人们说，他养的狗更像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大宝在学校读书，读着读着就逃学了，然后就彻底不读了。他经常在村委会旁边的杨德贵家看人赌钱，身上有钱的时候，也会坐上桌去，跟大人一起玩几把。他几乎不回家，要是弄到钱，会在杨德贵家的小卖部买一桶方便面吃，其他时候，就在村里各家混吃混喝。
有人看见他买方便面吃，就说：大宝，怎么不给你爷爷买一桶？
他说：又不是他给我的钱，我为什么要给他买？
人家说：他是你爷爷啊。
他说：他都没管我，我为什么要管他？
在张天海的葬礼上，人们看见孤零零地跪在灵前的张大宝，都忍不住说，虽说张天海生前并不怎么照顾大宝，但不管怎么说，大宝总算有个家，如今张天海死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就连家也没有了，以后他的日子怎么过？
于是那些心软的女人忍不住滴下了几粒眼泪。
8
张天海死了，他的床下竟然点着三盏灯：两盏清油灯，一盏马灯。
人们对那盏马灯尤其好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麦地曾有着规模不小的马帮。人们成群结队赶着马下四川做生意，行夜路时就把马灯挂在马脖子上照路，那样的夜晚，朵朵微光在黑暗里缓缓前行，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后来马帮消失了，那些马灯成为了部分人家平常用来照明的工具。麦地村的照明工具繁多，曾有人用松脂当做燃料进行照明，有人把干透的竹子点燃用来照明，还有人用桐油灯、清油灯和煤油灯照明。马灯的燃料也是煤油，但它的结构复杂，价格较高，而普通煤油灯结构简单，用一个橡胶水瓶就可以制作，不用花钱去买，因此马灯渐渐就被淘汰了。20世纪80年代初，村里通了电，马灯作为一种古老的灯具，迅速在村里消失了踪迹。
但很多人知道，张天海家有一盏年代久远的马灯。
关于那盏马灯的来历，李文俊说，那是张天海的父亲小富贵留下来。当年小富贵他们下四川遇到中央军，大家都作鸟兽散，后来聚集在一起，发现单不见了小富贵。他们等了半天，没等到小富贵来，却等到了小富贵带的那只狗。那只狗咬着李文俊的父亲李树生的裤腿，众人便跟着狗朝前走。后来狗停下来，跑进路边的草丛，咕咕咕地叫起来。李树生踏进草丛，发现里面有一盏马灯。他认出那是小富贵的马灯，于是把它带了回来交给小富贵的老婆陈幺妹。陈幺妹接过那盏马灯，狠狠地扔在地上，玻璃灯罩摔碎了，而她本人也跌了一跤，胯下见红，产下了张天海。李树生把灯捡起来带回家，买了新的玻璃灯罩换上，然后锁在柜子里，他担心它生锈，还时不时在灯上抹点清油。李文俊说他父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父亲跟小富贵是喝过血酒的兄弟，他父亲感到小富贵一去之后很难再回来，因此将那盏灯留下来用作纪念。
而关于那盏马灯后来为什么回到张天海手里，李文俊最清楚。那天白天，李树生和陈幺妹都被人绑去批斗，李文俊没敢去看，在家里窝了一天。傍晚时分，有人通知他去把他父亲背回来，他跑到大队，发现李树生一个人趴在大队的院坝里，就快没气了。他把父亲背回家中，给他敷了些草药。晚上他正要睡觉，陈幺妹却推开了他们家的门。李文俊说，在他的印象里，张天海的母亲陈幺妹之前从没去过他家，想不到那晚她竟然去了，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陈幺妹穿得整整齐齐，头上梳着光滑的发髻，像要出远门的样子。她问那盏马灯是否还在，李文俊的母亲忙进屋打开柜子，拿出了那盏马灯，加了满满一灯煤油，然后交给她。李文俊说他以为陈幺妹是拿那盏马灯回家照明，没想到她另有用途。第二天早上，他就听说陈幺妹上吊了。据说红卫兵们清早涌进陈幺妹家，看见陈幺妹瘦弱的身子直直地挂在楼枕上，在她脚下不远的地方，点着一盏马灯。一个红卫兵抬腿踢过去，哐啷一声，那盏马灯滚到墙角，熄灭了，灯罩也碎了。
陈幺妹下葬后，张天海在墙角发现了那盏没了罩子的破马灯。他问是谁家的，李文俊的母亲接过马灯瞧了瞧，虽然灯罩已经没了，但她确定就是陈幺妹拿走的那盏。她说：我明白了，你妈是想用这盏灯照着她去阴间，她怕她找不到路。
李文俊说，关于那盏马灯，曾发生过一件诡异的事情。那天，那盏破灯被张天海随手放在卧房里的窗台上，然而第二天他发现窗台上的破马灯竟然变成了一盏完好的马灯，他仔细辨认了一下，发现就是他父亲小富贵留下的那一盏，只不过多了一个新的玻璃罩子，里面还加满了油。张天海提着马灯去李文俊家，问是不是他们家的人把灯修好了，可是那几天李文俊一家人一直担心受怕，都窝在家里四门不出，谁有闲情去替张天海修灯？此事过去了几十年还偶尔有人提起，不过很多人都说是张天海故弄玄虚，明明是他自己把灯修好了，却故意说得神神鬼鬼的。而且后来还有人指出疑点：陈幺妹在临死时给自己点了灯，说明她的魂魄已经去了阴间，早就投胎转世了，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张天海在酒醉之后还会常常看见她呢？这说明张天海自称看到了村里那些死者的亡魂，不过是他酒后的胡言乱语。不过对此张天海有自己的说法，他说他母亲之所以不急着去投胎转世，是在等他父亲。他说：也许，我爸爸并没有死；也许他在了远方，没有人给他点灯，他找不到回麦地村的路，我妈就一直等他。可是我怎么忍心我妈的魂魄受苦呢，因此我请孟显贵给她做了个超生道场，做了道场之后，我就看不见她老人家了。大家认为他的解释漏洞百出，但懒得反驳他，他们认为，如果很认真地跟一个醉鬼讨论一个人死后的去向，除非你也是个神志不清的醉鬼。
人们渐渐忘记了那盏马灯，它再次出现，是张天海去田坝村见范从龙那一年。那天张天海提着那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跪在范从龙面前声泪并下：这是我爸留下的马灯，当年他不在了，只留下这盏马灯。大家都笑张天海傻：范从龙就算知道他的父亲小富贵，也不可能知道这样一盏破马灯，何况他根本不知道小富贵是谁。张天海提着马灯去见范从龙，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大家都以为那盏马灯不在了，没想到二十年之后，它又出现了。最先发现它的自然是张天海的孙子张大宝，但是张大宝对这盏黑黢黢的马灯并无兴趣，因此当他发现它出现在他爷爷床下的时候，他连碰一下它的欲望也没有，何况那时他饥肠辘辘，根本没心思想别的。之后发现它的是李文俊夫妇。李文俊提起它，然后又放回原处，但他的注意力同样没有集中在马灯身上，那时候，张天海死去这件事情占据了他的头脑。那时候他已经预感到埋张天海这件事情，多半会要由他去承头，因此他的脑子里一直在盘算该怎么办。然后，知晓张天海的死讯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在那间窄屋里进进出出，刺激众人感官的是屋里散发出的刺鼻的臭味，没有人去关注那盏不起眼的马灯。张天海的尸体被抬到堂屋后，人们给他洗澡、穿衣，然后入殓，点过桥灯。过桥灯的制作非常简单，用土碗装半碗清油，再用棉花作成灯芯，留一截在外面，便可以点燃了。灯点起之后，得小心照看好，在出殡之前，是不能熄灭的。至于为什么要点灯，最普遍的说法是，死者从阳世到阴间，需通过一座奈何桥，桥上黑暗如漆，没有灯，死者的魂魄看不见光亮，就过不了桥，也就投不了胎转不了世。点过桥灯这样的小事，麦地村的成年人很多都懂，因此不需要做道场的道士动手。入殓时，不知谁把张天海床下的两盏清油灯和一盏马灯端了过来，放在了堂屋里的棺材下面，把它们当成了过桥灯。道士孟显贵敲锣打鼓跟他的徒弟们做完了一坛，忽然瞥见棺材下有三盏灯，便说：过桥灯点一盏就够了，怎么点了三盏呢？尤其是那盏破马灯，放在这里干什么？赶紧提过去。
于是大家低头去看那盏马灯。他们发现那盏灯锈迹斑斑，灯罩上满是灰尘，不知有多少年没擦拭过了，以至于灯芯上燃起的那朵灯焰也仿佛胆怯一般藏在里面，发出暗淡的光。他们这才觉得奇怪，之前他们并没注意到棺材下竟然有三盏灯，而且有一盏是马灯。
那时张大宝正跪在他爷爷的灵前烧纸。他说：三盏灯都是爷爷自己点的。
孟显贵很惊讶：你说是你爷爷自己点的？哪有自己给自己点过桥灯的道理？
张大宝说：可是我发现他死在床上的时候，他的床下就点着那几盏灯。
那时李文俊坐在堂屋的墙根下，手握木槌，用钱錾在火纸上一槌一槌地錾着钱眼。七铜八铁九金银，这是錾钱眼的规矩。也就是说，火纸上每行最好錾九个孔，那样的话，死者收到的便是金锭或银锭。他一边錾，一边默默地数着钱眼。这时他瞥了一眼棺材下面，灯焰在微微摇晃，他忽地想起常常醉酒的张天海的样子，恍惚之间，那灯焰竟如张天海的脸一般。他看见三盏灯旁边，九黄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于是他对孟显贵说：大宝说的没错，那几盏灯老早就点在他爷爷的床下了。我猜呐，张天海是害怕了，他老说看见那些孤魂野鬼在村里游荡，也许他担心自己死了过不了奈何桥，不能投胎转世，就先给自己点了过桥灯。
孟显贵说：可是也用不着点三盏啊，尤其是那盏马灯，哪有用马灯当过桥灯的道理？我做了几十年道场，从来没见到有人这么干过。
李文俊沉默了一会儿说：他或许有他的道理，我猜这三盏灯，一盏自然是给他自己点的，另外两盏，一盏是给他父亲点的，另一盏……怕是给他儿子三青点的。
孟显贵说：算起来，他父亲已经年过九旬，多半是死了，可是他儿子才三十多岁，虽然这几年没有音讯，保不准是在哪里发财呢，怎么能给他点过桥灯呢？莫非……
李文俊说：谁知道呢，张天海自称看得见鬼魂，说不定他看见他们的魂魄了。
大家都议论纷纷，不知道张天海点三盏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其中一人突发奇想：张天海给自己点灯，就说明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是醉死的，一个醉鬼怎么还点得了三盏灯？说不定是九黄点的，它跟张天海的关系那么好，你看现在它静静地守着那几盏灯，寸步不离，也许真是它点的。
大家都纷纷摇头，说难道你被张天海的鬼魂附身了？狗点灯这种怪事亏你想得出来。
道士做道场写文书，要写上死者死亡的具体时辰。孟显贵叹了口气说：张天海死的时候身边没一个人，连死亡的时辰都不知道，这文书怎么写呢！
张大宝依旧跪在灵前烧纸钱，他说：他是夜里三点多死的。
站在旁边的杨德贵说：昨晚你一直在我家看人打牌，你怎知道？
张大宝说：我正在看他们翻金花的时候，有个人来告诉我，说我爷爷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人说那时候是三点多。
那个人是谁？
看着有点面熟，可是我不认识他。
是不是我们麦地村的人？
不知道，我只看见他有点矮，个子有点小，脸上黑黑的，也许是煤矿的外地矿工，但口音是我们本地的。他叫我回家给爷爷点长明灯，说不然的话爷爷就找不到路，他和我老祖公也找不到路。只不过我不知道我老祖公是谁，他又是谁，因此懒得理他。
大家面面相觑，李文俊说：他是不是你爸爸张三青？难道你爸爸真的死了？
我爸爸？张大宝茫然地说，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张三青离开麦地村的时候张大宝才四岁，他并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因此张大宝已经记不得他的长相。然而村里的很多人都还记得张三青长什么样，他们根据张大宝的描述，认为那人就是张三青。他们说，莫非张三青的确已经死了，是他的鬼魂去喊张大宝回家？要是真是那样的话，那三盏灯真有可能是张天海点的。于是有人猜测说，张天海的父亲小富贵和儿子张三青早就死了，可是他们都死在异乡，死得不明不白，他们死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们点过桥灯，因此，他们的鬼魂就不能超生。现在，张天海也死了，他死了，便把他父亲和儿子的魂魄召回麦地村，三人是要结伴走过奈何桥。他点了三盏灯，其中的两盏清油灯，自然是给他和他儿子点的，那一盏马灯，显然是给他父亲点的。他把那盏马灯藏了这么多年，原来竟是给他父亲准备的。
然而杨德贵对张大宝的话表示怀疑。他说夜里他家的门的确开过一次，但那是一只狗钻进屋，他认出是九黄。当时他把九黄赶了出去，然后就把门闩上了，他只看见一只狗，并没看见什么鬼影子。
我确定半夜推开我家门的就是这只狗，而不是什么张三青，杨德贵指着趴在棺材下的九黄说。
【责任编辑 杨恩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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