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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与我和我的山村，是有一段缘分的。

　　准确讲，对重庆的亲切感，最早源于二耶（叔）。

　　记得20世纪80年代，二耶在重庆市铜梁县当兵，三年间给云南昭通老家来了无数封信，父亲也给他去了无数封信。如今，诸多事务都已忘怀，但我还清晰地记得二耶部队的番号。可见，重庆在很早以前，就以密码般的印记铭刻在心。

　　小时候，有些事情大人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比如，二耶在部队做过一次大手术，我隐隐约约听大人们神秘地议论，一脸的肃穆和焦急，大概是二耶的病很急，部队里都未先通知家属，直到做完了手术，才告知家属的，幸运的是，二耶还是在那场劫难中保住了命。不仅如此，二耶还在铜梁的部队里学会了精湛的厨艺和照相技术。这两门技艺，都被二耶成功带回了故乡昭通——一个海拔三千多米的叫做大山包的山村。除了厨艺二耶只在家中秀一下，给我们做青辣椒拌黄瓜、水饺和包子馒头外，照相技术成了二耶在乡场上摆摊谋生的重要手段。每逢赶场天，二耶就早早起床，骑着单车赶往大羊窝集镇，把从重庆购置回来的布景等照相器材往集镇显眼的地儿一挂，几件照相的奇装异服一摆，几束塑料花儿一插，那场子就会引来众多山里人的围观，生意还马马虎虎，赚点小钱养家糊口没问题。

　　那时，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夜晚，就在二耶自己设计的暗室里看他冲洗照片，当看着那一张张照片在显影液和定影液里渐次呈现出清晰的人像时，那种莫名的兴奋与神秘感油然而生。要知道，我所居住的山村，是大山包距离集镇还有五公里的村庄，可以算得上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山村之一了。就是在这样一个信息闭塞的小山村里，还能亲自看到这种令人惊叹的文明呈现，对于一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小孩子来说，该是一件多么兴奋的事。

　　记得，二耶一高兴，就会翻出他拆去领章帽徽的旧军装，对我吆喝一声，“走，操一转去。”就见二耶在一瞬间像是换了个人样的，一下子精神抖擞，腰板挺直，带着我村里村外转悠。现在想来，真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后来，我上了初中，得从高山下到八十公里开外的乐居坝子里求学，那里不像故乡这样冷得夏天连蚊子都存活不了，二耶生怕我被蚊子叮咬，把他在部队用过的一床旧蚊帐送给我，不明世事的我到了乐居才知道，二耶帮了我的大忙，要不是有他那床从重庆铜梁带回来的蚊帐，我不知要喂肥多少大蚊子。

　　儿时，我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啥概念，家中唯一出过远门的人就是二耶，二耶去的是重庆，自然给我们家带回了不少重庆的信息，带回了像怪味胡豆、酥心糖这类对我们孩子极具诱惑力的美食。更重要的是，从二耶语言和骨子里透出的精气神和他掌握的那些关于烹饪及照相的神秘技术，就足以让我这个对外面世界充满想象的孩子无比震撼。

　　遗憾的是，二耶英年早逝，因为一次意外的触电事故，才39岁，就离开了人世，我们从二耶身上获得的关于重庆的认知也就此中断。

　　后来，重庆再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小耶搬家。

　　其实，也不是搬家。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老家潮起一阵搬湖南热。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村里人恨不得立马搬离这个“大山包，高又高，风吹石头打垴包”的不茅之地。听说湖南有大片闲置的农场和土地，插根扁担都能长出庄稼，这样的肥沃之地，谁不向往。但是我的亲人们到底慎重，搬家可不是儿戏，决定组一个团前往考察。那年冬天，正好农闲，小耶和二姑爹一行十余人打上背包，背上行李，像一群讨饭人一样又是汽车又是火车的风尘仆仆赶往湖南某农场。

　　可是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自己亲眼所见。到了农场后，让我的亲人们大失所望，那种农场的军事化管理让小耶和我的亲人们感觉到像是又退回到土地包产到户之前的生产队时代，而且湖南的大平原让他们感到寒风凛冽，无遮无拦，更刺骨，更要人命。总之，我的这些亲人们并没有找到心中的伊甸园。在把盘缠用得所剩无几之后，决定打道回府。正应了那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的古话。

　　这就又回到重庆的话题上了。因为盘缠不多，我的亲人们并没有一路玩耍着回家的打算，而是抄近路，走水路，乘坐轮船到重庆，再乘坐汽车回昭通大山包老家。

　　这一行，虽然旅途难免有些狼狈不堪，但对少年小耶来说，确实让他大开眼界，回到大山包这座安静的小村庄多日，仍处于兴奋中，给我们讲坐轮船经过三峡那种雄伟，风光那种美丽，轮船那种讲究，重庆山城那种气派，直讲得唾沫飞溅，两眼发光。不光如此，小耶还异常神秘地向我展示了一张他站在朝天门码头拍的彩色照片，小耶面朝黄汤一样的长江，背朝高楼林立的山城。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亲人与大城市合影，由此在我心中激荡起的兴奋，胜过那照片上滚滚流淌的浪头。这让我也一下子对小耶刮目相看，觉得小耶已经不是一月前未出过远门的小耶了，而是一个跑过几个省的见过大世面的人了。

　　当然，我的所有兴奋和向往，最终都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对重庆这座神秘莫测的山城充满了无限向往。我给自己立下誓言，长大了一定要去重庆走走，一定要去朝天门码头看看，一定要站在江边亲手去浇浇那黄汤一样的江水，一定要去乘坐一次豪华漂亮的邮轮。

　　后来，由于工作繁忙，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多次想去重庆，却一直未能如愿。直到几年前，孩子吵着要去重庆玩玩，我们一家三口才利用春节长假，乘坐火车从昭通直达重庆。比起三十年前小耶他们的搬家之行，我们的旅途自然要高大上得多，其目的和心境自然也大不一样。首先，住店的事由读初中的女儿在网上预订，而且还订了核心商圈解放碑附近的宾馆，环境雅致，安静舒适，不用再像当年小耶和我的亲人们一样，背着个行李像是逃难一样露宿街头或小店。其次就是旅游，虽然因为时间不够没有去乘坐三峡游轮，但我们参加了重庆市区一日游，看了渣滓洞、白公馆、晚上还登山看了城市夜景，游了解放碑，吃了重庆的特色小吃。

　　女儿兴奋得不得了，对重庆山城充满了好奇，我给她拍了不少照片，背景有朝天门码头，有轮船，有城市的高楼，这些打上重庆这座古老而文明的城市烙印的标志，配上女儿红色喜庆的衣服和灿烂的笑容，让这座城市定格在每一幅照片里，总是那样厚重而又充满朝气。

　　这次简短的重庆之行，留下了很多遗憾，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走到，不过，与重庆的缘分看来没断，对于重庆的认识正由表及里慢慢铺陈开来。

　　2

　　重庆与昭通，是有一段历史和故事的。

　　就在去年十月，昭通市委与重庆市委党校有一个培训合作计划，我有幸再次到重庆，并且在重庆市委党校那园林般的青葱校园里度过了美好的一周。每天下午，吃完饭后，我们就三五相约，沿大街散步，锻炼身体。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提议去转转鹅岭公园，几个人便欣然前往。

　　鹅岭公园位于渝中区长江一路，是重庆最早的私家园林，前身为礼园，也称宜园，系清末重庆商会首届会长富商李耀庭的别墅。鹅岭原名鹅项岭，因其地处长江、嘉陵江南北挟持而过的陡峻、狭长的山岭上，形似鹅颈项，故而得名。环抱重庆半岛的两江在这里距离最近。相传蜀汉太守李严曾想于此凿穿高崖，连通两江。鹅岭背靠山城，临两江迎西而立，地势险要，雄奇峻美。是观两江夜景的绝佳之地。

　　李氏友人清侍御赵熙曾书赠“鹅岭”，刻石立碑。礼园建成之初，即有“园极亭馆池台之胜”的说法。光绪年间进士宋育仁《题礼园亭馆》诗云：“步虚声下御风台，一角山楼雨涧开。爽气西浮白驹逝，江流东去海潮回。俯临木杪孤亭出，静听涛音万壑哀”，可谓写尽礼园传神风韵。

　　抗战时期，蒋介石夫妇在园中“飞阁”居住半年；英国大使卡尔也在“飞阁”居住达五年；澳大利亚大使馆曾设于园中。1949年重庆解放后，为西南军区司令部驻地。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李达同志先后居住此处。

　　说到鹅岭公园，出生于昭通的李耀庭自然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李耀庭，何许人也？晚清至民国时期昭通涌现出来的一个传奇人物，其出生卑微、当过小贩，但后来成为身家百万，震动朝野的工商巨子。李耀庭，原名李启荣，后改名正荣，字耀廷，公元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出生于昭通府恩安县（今昭阳区）。这位农民出生的商业奇才，从贩卖叶子烟的小买卖开始起家，在四川宜宾与人合伙开设了“荣茂公”商号。光绪六年，成功在昆明和迤南开设“天顺祥”商号，在昆明与工商界首屈一指的大商贾王心斋联手，成为了“天顺祥”的大股东，担任“天顺祥”渝号管事（相当于今董事长），常驻重庆打理业务，成为王心斋生意场上的中流砥柱。在精明持重的李耀庭的苦心经营下，“天顺祥”成功在四川开设了民办的“汇兑业务”，使“天顺祥”的业务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一时间名噪一时，全国闻名。后来，李耀庭还先后投资在四川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在重庆创办由其次子李湛阳出面控股的“烛川”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由其三子李和阳出面合股收购“永清祥”丝厂，改设“潼川锦和”丝厂，投资开办川江轮船公司。光绪二十九年王心斋病逝后，李耀庭继续主持“天顺祥”至宣统三年，凡与王心斋有关财产、债务皆分配得一清二楚，“无昧天之思，无昧心之举，世谓古今难得一人。”李耀庭是一个成功的大商人，一个实力雄厚的金融资本家，但他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关心国事，关注民生。他常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慷慨解囊支持辛亥革命，支持护国讨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在《四川近代史》一书中，曾多处记载了昭通人李耀庭的光辉事迹。据史载，当时朝廷的封疆大吏上门求见，都尊称他为“世伯”，四川的百姓则戏称他为“在野相爷”，孙中山先生则感念李耀庭支持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讨袁中所作出的义举而亲笔手书“高瞻远瞩”横幅赠予李耀庭。

　　可见，李耀庭在促进渝滇经济流通与繁荣上，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和高尚的爱国精神，已经成为渝滇工商界发展史上昭示后人的一座不朽丰碑。

　　如今的鹅岭公园，古木参天，楼阁幽静，一揽两江，夜景斑斓。每天早晨或者是下午，总会有无数的山城人在此锻炼。白天，还不时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前来观瞻。公园在历史的大幕下演绎了无数风云变幻之大戏，显尽历史之沧桑，该静时静，该热闹时亦不显寂寞，其历史刻在青石上，其岁月写在大树之年轮里，其沧桑印在那一间间红色小楼斑驳的旧漆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能感受到鹅岭的历史与厚度。尤其作为一个昭通人，走进这座由昭通老乡，晚清时期的西南商业巨子李耀庭所建的私家园林，不由得又让人回到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也不由得被这个靠自己双手创造商业奇迹的昭通人所感动和折服。

　　可见，重庆山城，定是一座包容之城。他没有排外，没有拒绝一个来自云南昭通的李耀庭，而是选择了成就一个商业奇人的创富传奇。

　　3

　　重庆与昭通，因为文学而变得亲近。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和民族风情，都有一个地方的特产和美食，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有着各自明显标签的话，那么，也许唯有文学与文化，是没有边界和隔膜的，是相通的。著名作家夏天敏先生说，昭通是个地级市，而重庆则是一个中央直辖市，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技，两地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相差着十万八千里。但唯有文学，是平等的，是没有行政界限的。因为文学，两地作家的心走得更近了，更亲切了，文学让昭通不再自卑，不再寂寞，让大家的心灵可以自由表达和飞翔。

　　事实上，渝昭两地作协拟开展一次文学交流采风活动，是在2014年就筹备的事，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还好，这事在重庆文学院邓毅院长的有力推动下，终于给办成了。2015年11月，一群来自昭通的作家作者，与重庆山城的数十位知名作家作者齐聚一堂，论道文学。各自介绍经验，谈了心得，相互启迪，相互勉励。昭通作家多来自泥土，来自乡村，长得像粗砺的洋芋。而重庆作家多生活于都市，从小沐浴着城市的光辉成长，像是宝玉，精明雅致。想想这样的两支文学队伍撞在一起就有趣，那一定得撞出火花，撞得火星飞溅。果真，一土一洋的交流与碰撞，还真是喷溅出无数心得与灵感，让两地作者都从中受益。最重要的是，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文学友谊，这种友谊，定会像长青树不老，年年发芽，慢慢生根。

　　在为期三天的采风活动中，昭通十余作家在重庆文学院院长邓毅、院长助理程浩、院办公室主任彭小容和作家何开明、扬子等人的陪同下，重走了红岩纪念馆，渣滓洞、白公馆等革命教育基地，实地考察了具有战争传奇神话的钓鱼城、武隆的天坑和地缝，看了重庆的港口和两江新区，领略了重庆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站在“一棵树”欣赏了山城美轮美奂的夜景。每到一处，我们都游走于历史和现实之间，那一幢幢鳞次栉比、耸入云天的高楼，那呼啸着穿城而过的城市轻轨，那每一座横卧在长江和嘉陵江上的彩虹般的吊桥，那在夜晚闪烁的霓虹灯下婆娑的江涛，那扭动着万种风情的朝天门码头，那大街小巷穿行的棒棒军，等等，还有小时候小耶给我买回小山村的山城怪味胡豆，这一切的一切，无不立体式地展示着一座城市的丰富和厚重，无不彰显着一座城市的妖娆与朴素，艳丽和优雅。尤其重庆作家立足巴渝大地，扎根泥土，勤奋耕耘，孜孜以求，放眼世界的文学精神，更是为山城增添了浓厚的文学氛围，使这座原本就古老文明的山城，更显现出其深厚文化的无限芬芳。

　　更让人温暖的是，在这次采风过程中，有一件事至今想来仍令人感动。记得在白公馆采风当天，我们刚参观完烈士照片，出门便见长椅上歪靠着一个肥胖的老先生，老人看上去八十多岁模样，头靠在椅背上，眼睛微闭，嘴里喘着微弱的气息，一看便知得了急病，要么心肌梗塞，要么脑梗，反正情况危急。周围站了不少围观的人，可是都吓傻眼了。情急之下，只见重庆文学院的办公室主任彭小容赶紧上前，立马把老人的左手拉在自己手里，不停地给老人按摩关键穴位。看小彭主任那娴熟的动作，无疑懂得一点急救常识，在她的精心处理下，老人嘴角微动，喘了一口气，大家这才稍放心了一点。这时，热心的昭通作家、永善县文联主席陈永明先生也眼疾手快，赶紧从自己的包里摸出了一盒速效救心丸，迅速倒出一粒给老人喂进嘴里。小彭主任也不断变换手法，不停地给老人按摩穴位。过了约摸十来分钟，老人才慢慢苏醒，睁开了眼睛，缓过神来。大家绷紧的心，这才算放松下来。没事了，小彭主任说。从小彭主任那娴熟的动作和镇定的神态看来，她不只热心，还真是一个有几招急救术的好人。这时，围观的人都议论纷纷，有人说，要是今天没有人上前抢救，这老人的命，就难说了。也有人在背后小声议论，说这女孩子也真够胆大，要是救不活，那人家子女来了才不饶她呢！另一男子也说，是啊，现在这社会，救人都不敢啦，你看，那个家伙竟然还敢拿药给老人吃，要是吃错了，才惹大麻烦呢！说着只是摇头。这时，省外旅行团的同伴见走丢了人，赶紧找回来，正好与老人会合。小彭主任也拉拉挽起的衣袖，露出了一脸灿烂的笑容。我们的车子正在停车场等着大家，看来是再不能耽误了，大家这才启程，朝停车场奔去。

　　无独有偶，在这次交流活动中，还发生了另一件感人之事。当我们知晓重庆诗人红线女正在为一名患尿毒症的年轻女孩募集救助资金时，大家深受感动，为重庆诗人的担当和大爱精神感染，十余位昭通作家纷纷捐款，献出一份爱心。

　　在重庆，我们充分感受到了重庆人的热情与厚道，那热情，如重庆火锅一样辣辣；那厚道，似巴渝大地厚墩墩。

　　尤其这次交流活动中偶遇救老人和为重病患者募集善款之事，算是这次重庆和昭通作家交流过程中的一个花絮吧，尽管施与援手的当事人都表现得轻描淡写，觉得无非小事一宗，但在我心里，却一直久久回荡，温暖如春，不能忘怀。这难道不正是重庆作家和昭通作家另一种友谊的拓展？不正是一种大爱担当、无私无畏的文学精神的延伸吗？

　　尤其小彭主任，见老人已奄奄一息仍不畏麻烦上前抢救，红线女在自己经济并不宽裕、家庭负担很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一位身患重病的年轻女孩处处奔忙募捐，像是在抢救自己的亲人一样。这样的两个重庆女人，虽同为弱女子，我觉得她们却有着一颗英雄的心。也正是她们的这种义举，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去加深了对重庆人的认识。

　　凡此种种，重庆，无疑是一座有着担当精神的大都市，一座有着无限魅力和魔力的城市，无疑是一座活力四射充满大爱的城市。今日之重庆，无论从通信、路网还是精神，都有着联通世界的强大能量，渝新欧铁路的贯通，更是让重庆连通了世界，重庆不再是封闭的内陆。更让人欣喜的是，渝昆高铁即将启动建设，不出三年，从昭通到重庆吃火锅，去感受重庆开放、包容、厚重、创新的重庆人文精神，已不再是梦想，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使昭通到重庆近得像是小时候我从老家的山村走路去乡场上买一包盐巴一样。

　　云南昭通与山城重庆的距离，真的就那么近。

　　作者简介：沈洋，七零后，出生于云南昭通大山包。在《中国作家》《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已出版长篇小说《大救驾》《万物生》等八部，中篇小说《包裹》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编剧）。昭通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 吴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