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宗义

　　人们可以根据物的属性，结合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定出“内在的尺度”进行生产。马克思认为，人的“内在的尺度”是在认识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性质和特征之后就“内在”于“观念地存在”于主体的头脑中，然后在生产中、在建造中按这种“观念”模式去要求对象、改造对象，并“运用到”劳动对象上去。一生与文学相拥的小说家，到天命、耳顺之年，对于小说创作，早就有自己的内容领域、叙事习惯、语言风格等。拜读周远清的《我来看看我的胳膊》《终将远去》，大致可以观其艺术的“内在的尺度”。

　　一、彰显文学的艺术品性与精神力量

　　周远清老师从事了一生的艺术精神生产，不但审美心理结构和创造能力在一生的艺术生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高，而且自身性情受到文学艺术的长期熏陶，形成比较温柔敦厚的性情品貌。“温柔敦厚”，本是《礼记·经解》中的观点，说在一个国家看到人们温柔敦厚的情性品貌，就可以知道《诗》的教化作用。唐孔颖达注疏：“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再后来，“温柔敦厚”成为对作家精神品性和作品美学风貌的要求。在周远清的《我来看看我的胳膊》《终将远去》中，大致可以观其文学艺术对作者的精神品性的影响，进而无意识地渗透到作品中，通过作品影响读者，培养热爱文学艺术的情感，甚至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的精神品性与精神力量。

　　在两篇小说中，小说人物都喜爱文学艺术，并且这些人物的精神品性于常人相比，高尚许多。《我来看看我的胳膊》里的主人公章小明，虽然只是一名平凡的进城务工人员，却又是一位了不起的见义勇为的英雄。为了保护天真烂漫的孩子，面对凶恶的社会报复者，他比老师勇敢，大吼一声“住手”，飞奔过去抢夺歹徒的菜刀。他的左手拇指被削掉，血溅校园。一位打工者，具备如此高贵的精神品性，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笔者固执地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受文学艺术在无形中熏陶，产生了超现实的艺术品质与精神力量。作为一名靠出卖体力的劳动者，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失败者，在劳累一天之后，痴迷于文学艺术，不禁令人想《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生活坎坷，却奋斗不止；现实残酷，却精神富有。虽然作者是从文学艺术的危害来表现——出事那天，我头晚上看了一本小说没睡好，特别疲倦，一跤倒在搅拌机旁，我的左胳膊，就……被搅碎了，与水泥灰浆一起搅拌了，被砌进了这幢大楼——但是，行文中并没有一丝怨言与悔恨。即使吃尽苦头，也无怨无悔，这才是真正地热爱文学艺术。试想，如果每一位劳动者，像章小明一样，接受艺术的熏陶，重塑精神灵魂，或许都可以成为先进典型。

　　小说中还写了一个热爱艺术的人物——吴校长。他是如何把市实验小学办得风生水起，作者并没有介绍，只说校长是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一手颜体在当地无人敢望其项背。这是不是在暗示，艺术力量有助于学校管理，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作者竭力张扬艺术品质与精神力量，在中篇小说《终将远去》中尤为显著。语文教师张亚峰热爱文学，订了《小说月报》和《外国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深受文学艺术的熏陶，为人温柔敦厚。在竞争副校长岗位中，被无耻之徒暗中作梗，面对艰难处境，他被迫选择离开。他没有耿耿于怀，更没有以牙还牙，而是选择回避、隐忍。他这种品性与抉择，都渗透出艺术的气质。可以想象，张老师的语文课，一定具有文学艺术气息，才使得他的语文课别具特色。他还喜欢写作，所以教学研究成果显著。

　　苟文学的老爸特崇拜茅盾鲁迅沈从文，却无法实现作家的梦，特意给儿子取名为“文学”，逼着孩子选择文科，即使替父亲圆不了作家梦，也可以向从政方向发展。苟文学虽然不喜欢文学，但在跳舞、音乐方面很有才华，组织文艺活动，担任工会主席，游刃有余。作者略写这个人物，是要证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是具有精神价值的，并无优劣贵贱之分。作者还委婉地暗示，如果把艺术追求功利化，可能会误入歧途。苟文学的老爸当小学老师，穷酸一辈子，手里无职无权，畏畏缩缩一生，希望儿子出人头地。这种意愿或许损伤了人的艺术品质，所以作者猜测，背后作梗的人，也可能是苟文学。可见，艺术的精神品质应该是纯粹的、超凡脱俗的。

　　张亚峰的另外一位朋友赵允，喜欢画国画，美术不错。张亚峰出一本教学论文集的书，赵允给他做的封面设计，大气上档次。那本书出来后，果然不错，好评如潮。若艺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意义非凡。

　　吴珊珊虽然是一位商人，但她身上并没有铜臭味，散发出高雅的性情。她与张亚峰交往，成为知己，产生世人难以理解的纯粹感情。除了谈孩子的教育，他们谈得更多的是文学艺术。她并不是借文学之名来谈情说恋，而是真正交流阅读文学杂志之后的心得体会，谈谈小说的语言、结构和反映的社会现状，还有一些独到的看法和见解，让专攻中文的张亚峰刮目相看。如今这世道，只要有点时间，人都一股脑儿搓麻将娱乐去了，看小说的人凤毛麟角，何况人家还是一个女老板，这就很难得了。作者塑造这样一个形象，旨在突出艺术可以蜕去世俗的一面，变得纯洁干净、高雅大方的宗旨。

　　小说结局设置了“蓑笠翁”这个形象，来解救困于世俗的张亚峰。这位过去的文化局长，精神矍铄，慈眉善目，工作中颇有政绩，口碑甚好，后为筹办文化艺术节得罪上司，经常受气，主动辞职，提前退休，后组织老年钓鱼协会，经常外出垂钓，生活倒也充实。其中的寓意很明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可能是艺术隐忍退让的一面，也可能是它最无敌的一面。

　　周远清不仅将文学情怀寄予在小说中，而且使其作品洋溢出浓郁的艺术气息，让读者真切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体会艺术的精神力量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作用。文如其人，作者自身接受了文学艺术的长期熏陶，并且无意识地将这种熏陶辐射到小说的人物设置上。虚构的人物，真实存在着作者的艺术性情，这就是周远清创作小说的一个“内在的尺度”。

　　二、剖析教育的现实伤痛与人性扭曲

　　周远清老师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对教育情深意重。可以说，教育已渗透到他的每一滴血液、每一个文字。这不仅体现在他热衷于教育题材创作，而且体现在创作“内在的尺度”上。

　　章小明为什么会被打？作者迟迟不肯揭晓迷底，直到小说结尾，才轻描淡写地说，章小明的左胳膊被搅碎了，混入水泥灰浆，砌进了实验小学的教学大楼。他第二天就要回老家了，可能再也不来这座城市了，想来看看那幢大楼，看看他的胳膊。章小明为什么要来看看自己的胳膊——只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留念，对自己躯体告别，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寓意？胳膊被砌进了实验小学的教学大楼，除了安全事故之外，是否还有什么深刻的影射？

　　章小明痛苦得想跳楼的时候，看到妹妹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情景，看到父亲因他放弃读二本而大发雷霆，脸部肌肉因愤怒而变形的画面。父亲的骂声还回荡在他耳边：二本不是大学？你不读，要当一辈子老农民？什么？你说你还想再复读，明年再考？吹你妈的大牛，你就肯定考得起？再说，老子也没钱再供你读了，你就死了那条心吧。什么？你不耐烦读二本，要去打工，生活的路也不止上大学这一条。

　　这些细节，不仅表现出作者浓郁的教育情结，而且隐藏着作者对教育的“内在的尺度”：追求教育理想化，反受其噬。当年，章小明考上了二本却不读，想通过复读考上更完美的大学。结果，希望的泡沫被父亲无情刺破，他赌气出来打工，受尽辛劳，还被人误会毒打。试想，如果当年他不歧视二本，他的人生即使不精彩，也不致于如此不幸。这一切，都是一味追求优质教育梦想，反受其噬的伤害。这仿佛是一枚火箭，不但没有把理想送上蓝天，反而爆炸，伤人伤己。

　　现实世界里，追求理想教育的现象比比皆是：择校热、复读、不输在起跑线上、名校优越感、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等等。表面是国民重视教育，追求教育理想化，实际上，子女被父母不断送去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削尖了脑袋挤名校，踮起脚尖盯着学而优则仕的梦想。结果，在太多人心里，“学校”“教育”这些字眼太尖利，伤人很深。所以，章小明怕再受到伤害，不敢蹚学校这趟浑水，拒绝了实验小学的校长邀请。伤得太深，人性都被扭曲了。

　　《终将远去》中着力打造名校名师品牌，大力宣扬市一中如何辉煌，夸张地渲染张亚峰如何了得。作者浓墨重彩地塑造主人公张亚峰，肯定他不仅课上得精彩纷呈，成绩有目共睹；而且教研成果丰硕，情场春风得意。他是学校骨干教师，是全市学科带头人，是准特级教师，是副校长最佳人选。学校与政府都想打造名师效应，扩大影响，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但他最终变成了一只伤痕累累的鸟儿，当台风来临的时候，已习惯收起双翅，躲在一个避风的角落里，任凭雨狂风骤，不摇不动。他不禁感叹：名人难当，名教师更难当。他淡泊名利，与“蓑笠翁”为友；他惹不起躲得起，逃离是非之地。

　　这个中篇，主要从教师的角度，展示教育理想化的艰难险阻。张亚峰出类拔萃，仕途通达，结果招同事妒恨，被人暗中作梗，让他名誉扫地，处境窘迫，只好狼狈逃离。中国人，自古以来，单纯地追求优而则仕的梦想。但现实太锋利，处处有刀子，一不小心就伤得遍体鳞伤。深藏于阴暗处的偷袭他人者，虽看不见丑恶嘴脸，却知晓扭曲人性——妒才，见不得人好，损人不利己。张亚峰明哲保身之举，除了穷而独善其身的宽慰，还潜藏着无尽的悲凉与绝望。

　　无论是学生层面、教师层面，还是家长群体、社会现实，在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度，挤独木桥的悲剧难免摔得体无完肤。作者或许期望，教育均衡发展，常态发展，更利于人性健康，社会和谐。急功近利，恰恰适得其反。

　　三、放大苦难的悲悯情怀与模式固化

　　周远清老师作为昭通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描写苦难方面，也是得心应手。许多评论者认为，昭通文学善于关注底层人物，描写苦难，抒发悲悯情怀，成为昭通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昭通作家在创作时，放大苦难，已是一种固化的“内在的尺度”，周远清老师也是如此。

　　《来看看我的胳膊》开篇写得很沉重，很压抑。被人毒打的章小明不忍其辱，想跳楼自杀的时候，想起工伤的工友：从三层脚手架上摔下来，脊柱骨断了，左手也断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做了手术，脊柱钉了2根钉子和钢板，左手上也钉了钉子。医生说，至少要在床上躺1个半月才可以下床；3个月后，左手背做2次手术把钉子拿掉；1年以后，脊柱做2次手术拿钉子和钢板；以后，不能干重活了，可能会有后遗症。老板收买了医生，要他回家去调养。可怜的工友纵身从15楼跳下，一了百了。

　　通过章小明绝望的眼，看到住院大楼的肝癌病人被人搀扶到绿茵茵的草坪上，仰巴朝天的躺倒，上身衣服全脱了，整个胸腹部裸露着，肚皮像一面灌入空气的鼓。章小明知道，那是胸腔里充满积液而形成的腹胀。中午阳光热烈的时候，肝癌病人就要出来享受最后的灿烂，他至少在这个草坪上躺了三天了。他其实也应该从15楼飞身而下，对他来说，那绝对是一场亘古未有的飞行壮举。

　　一开篇，苦难、绝望就席卷而来，沉没了读者的身影，阴暗了明亮的天空。人生的不幸，生活的苦难，在每一个文字里，被瞬间放大，被慢慢解剖，血淋淋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描写苦难，体现悲悯情怀，表达渴望美好的急切心情，本是作者的使命感之一。但是，当昭通作家的苦难情结纠缠在众多作品里，泛滥成灾，读者的天空布满阴云，抬头总见不到明亮的阳光，自然会慢慢厌倦。或许我们自己习惯了家乡的味道，并乐在其中。但外面的作家与评论者，已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昭通作家群的苦难情怀泛滥成灾了。

　　这篇小说的苦难开篇大有乌云压城之感，但作者并没有结束之意，大有让苦难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强烈愿望。作者接着描写章小明被实验小学的马保安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值班室，先用手铐将其右手铐在椅子背上，继而用电警棍将其电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这样写苦难，远远不够，作者雪上加霜，接着写学生家长雷高杨因女儿被拐走，急火攻心，不问青红皂白，往死里打人，致使章小明鼻骨和三根肋骨骨折，一根肋骨戳进肺叶形成气胸，送进重症监护室。

　　此时此景，每一读者的眼里都盛满了泪水，紧握着拳头，想与媒体记者朋友们一起伸张正义，打抱不平，将铐农民工的画面，配上文字，在微信圈里流传，寻求声援；或者做得更专业一些，写篇纪实通讯，拟个悲催一些的标题——《英雄章小明再次血洒校园》，把苦难放大，释放出正义。

　　关注底层，描写小人物，放大苦难。作家心怀悲悯，本无可厚非。但昭通作家群乐此不疲，或许就会被人非议，不仅内容雷同化，情感模式化，也与美丽中国梦相离太远。

　　笔者分析创作的“内在的尺度”，既想分析作家如何以“观念”模式去创作，解读作家作品风格形成的内在因素与外部影响，也想看到“内在的尺度”可能固化模式，成为束缚创新的绳索。

　　（作者系云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昭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 杨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