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21世纪，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的崛起引发了中国文坛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惊奇、惊喜之余，学界中多有人开始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昭通这样一个僻居边地、近几十年经济社会滞后发展的贫困地区，何以会养成如此蓬勃兴盛的文学现象，何以会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作家诗人？探讨者角度不同，判断也各有差异，不足为奇。但就笔者所见而言，探讨文章大多没有或极少关注昭通历史文化渊源和文学传统的影响，少了几分“守先待后”“彰往昔而开来兹”的自觉。事实上，昭通文学现象非自今日始，昭通作家群的涌现也并非是跨入21世纪才悄然而至的特异事件。俊彩星驰，非一时之泉涌；文脉赓续，实源远而流长。笔者于此无意作追根溯源的论证，且就清代昭通文坛作一浮光掠影的记述，供研究者参考，也为当下正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昭通作家们留存一份不该疏离、漠然甚至遗忘的记忆。
首先想到了徐成贞
回望清代昭通文坛，首先想到的一位前辈，是一位按常情与文坛不会发生太多关系而事实上又发生了太多关系的人。这位前辈大号徐成贞，首任昭通镇总兵，昭通凤池书院的创建者。
雍正九年（1731年），在镇压了乌蒙土司残余叛乱，巩固了改土归流成果后，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雍正，对乌蒙一地的治乱兴亡、长治久安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一，除旧布新，改乌蒙府为昭通府，弃“乌暗蒙蔽”之旧途，谋“昭明宣通”之新境；废乌蒙府旧治，另建昭通府新城（即今昭通市昭阳区老城）。其二，将原来独立建置的镇雄州并入昭通府，府辖五属，即恩安县（附廓）、永善县、鲁甸厅、大关厅、镇雄州，厘定府、厅、州、县主官及佐杂官员。其三，驻军由原东（东川）蒙（乌蒙）威（威宁）镇改为昭通镇，镇辖前、后、左、右及东川、威宁等六营，以便号令。其四，慎选官员，清廉吏治，招安抚，劝农耕，兴文教。雍正批准了鄂尔泰奏陈各条，并按干部任免程序，由吏部拟定了昭通府知府和总兵的人选。上谕下达，鄂尔泰却对总兵的人选提出了不同意见。雍正拟定的总兵叫韩勋，其父曾任巡抚，本人也曾以镇雄营参将的身份率部参与平定乌蒙叛乱，有背景、有资历、也有功劳，升任总兵，本也无可厚非，但鄂尔泰却不认可。鄂尔泰认为：“乌蒙初复，一切军民事务皆资总兵料理。”而韩勋，虽“强压攻取皆可以优为”，但“条理精详尚有所不足”。否定了。那么用谁呢？鄂尔泰推荐了原梧州协副将徐成贞。为了说服雍正，鄂尔泰还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用人原则，即：选贤任能，不但要一般地评价德才，而且要考虑“用当其可”“人地相宜”。他说：“……为政在人，人存政举。……独是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弱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雍正被说服了，徐成贞也就当上了昭通新府的第一任总兵。
总兵是武职，以行兵布阵、攻守杀伐为建功立业的根本。当然也有例外，文韬武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类并不多见的例外，青史垂名，便会赢得“儒将”的称誉。徐成贞属这类“例外”吗？
徐成贞留有《昭通书院碑记》，坦露了他创建书院的初衷、理念与寄托。《碑记》说：“贞等仰承我公（指鄂尔泰）化在成俗之心，兴贤育才之意，爰建书院，择子弟之野处而颖秀者，敦致宿儒以训诲之。使之我公改土归流之意，盖去其椎髻，易以衣冠；弃其巢窟，易以室庐；弃其戈矛，易以揖让；弃其剽掠，易以讴呤，诚千万世型仁讲让之勋，非仅一时除残禁暴之绩也。”在徐成贞谢世百余年后成书的《昭通志稿》中，对徐成贞任职总兵后的作为有这样的记述：“……乃下令，凡贼逃亡及被胁从者，概为招抚，共得数万户，给予田地、耕牛、谷种，俾得各安其业。九年改名昭通，成贞即倡修昭通书院，择野处之颖秀者，延请宿儒以训诲之，盖欲以俎豆化干戈，以衣冠易椎髻，可谓知大体也。十年……又与知府监修黉宫、武庙，于镇署前设立商市，复修大阅堂为训兵之地，浚省耕塘为劝农之场……昭通初以蛮夷渊薮而一变而为文物之邦者，悉皆公力。其功德固宜馨香祀之也哉。”——武戏文唱，徐成贞以一总兵而开有清一朝昭通书院教学之先河，以一总兵而植有清一朝昭通学术传承之根苗，令人佩服，令人敬仰，也不枉鄂尔泰慧眼识珠，竭力推荐。
关于徐成贞，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
昭通因雍正八年禄万福叛乱，兵连祸接，田园荒芜，民生凋敝。徐成贞履职未久，即效法前贤铸剑为犁，倡修省耕塘农田水利工程，库塘水渠，规划井然。开垦田地数千亩，部分由驻军屯垦，以实军用，部分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以为生计。工竣，有地方贤达倡议，在省耕堂建“徐公祠”，以纪念徐成贞种种功德。徐成贞闻讯，把倡议其事者请拢，意味深长地提出几个问题请教：昭通一府的苍生百姓都富足安宁了吗？缺衣少食的孤残病弱之人都衣食无虞了吗？伏莽不靖的情况都彻底改变了吗？行旅商贾都能安心地经营谋利了吗？兴儒明教的大事都办妥当了吗？被询问者都无法满意地回答徐成贞提出的问题，徐成贞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享祀的待遇。他说：“吾职而未信。祀吾，吾又何敢？”
修建徐公祠的事暂时搁置了，但在徐成贞离任后，顾念旧情、不忘前贤的昭通人还是为徐成贞修建了享祀的徐公祠。
世事沧桑，估计徐成贞不会想到，在几经改朝换代、革故鼎新的今天——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他当年经营的成果如文庙、如书院、如省耕塘，仍在为昭通的发展提供开发的资源和机会。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文渊民智的凤池书院
书院，亦称“精舍”“书堂”，是受佛教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由官方或民间开办的讲学肄业之所。“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李隆基创设丽正修书院，后改名集贤殿书院，置学士，以收藏和整理编校经籍为主，备顾问应对，开皇家书院之先河。宋代，书院大盛，其最著名者有白鹿、应天府、岳麓、嵩阳（一说“石鼓”）等，号称“天下四大书院”。元、明两代，各省（路）、州、府多设有书院。清初，为了防止书院“谤议朝政”，曾于顺治九年（1652年）颁令“不准别创书院”。至雍正间，朝廷认同书院亦是“兴贤育才之一道”，开禁，准予创办。
早期的书院，以研习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主持书院者，称“山长”，多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大儒，入书院肄业者，亦非庸碌之辈。故书院的学术规格很高，应该相当于时下的研究生院、博士后一类，对繁荣学术文化、推动学术进步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终有清一朝，昭通府及府辖各属先后开办的书院有：郁文书院（盐津，雍正五年）、昭阳书院（恩安，雍正九年，后改名凤池书院）、景文书院（大关，雍正十二年）、奎垣书院（彝良，乾隆二十九年）、正蒙书院（巧家，乾隆间）、凤池书院（绥江，开办时间不详）、墨池书院（镇雄，嘉庆元年），文屏书院（鲁甸，嘉庆二十二年）、五莲书院（永善，道光十六年）、月潭书院（巧家，道光三十年）、关阳书院（大关，同治八年），育英书院（恩安，光绪二十年）。其中，以凤池书院最为著名。
书院多为一院一师，一般有生徒二三十人。主持书院的山长虽然非官非吏，但其遴选的程序比遴选官吏更复杂，也更为严格。首先，山长必须要有举人（或贡生）及其以上的功名；其次，山长不但要有功名、有学问，还要人品端肃，行为方正；第三，山长的举荐、评议、批准、聘用全过程，都要有公众和生徒亲友的参与，公开、公平、公正，不搞暗箱操作。何以如此严格？从大道理讲，兴儒明教、选贤育才，乃国之大政，政之至要，且“师之不存，道之不存”，焉能轻浮？从小道理讲，官吏是朝廷的用人，从国库里拿薪俸，自然是听命于上司，只要上司喜欢，猫猫也是老虎。而山长不同，山长是百姓子弟的教授，从百姓手里讨束修，服务于百姓，当然不能不听听百姓的意见。
书院的教学内容，以释经为主，《四书》《五经》是必修课，也要研习古文、制艺文、辞赋、试贴诗写作。教学形式以生徒自学为主，教授定期集众讲解，解惑释疑。每月考试一次，评定优劣，并布置课业。书院有严格的学规，要求生徒做到“敦品、励学、尊师、亲友、惜时、节用”，违反学规者，依规依律处罚，或训诫，或打手心、罚跪，或以杖击股；屡教不改者，公告除名。对于山长的教学活动、行为举止，也有严格的规范，由地方官吏和生徒亲友负责监察。教学不力者，辞退；行为失范者，驱逐。
清代的书院虽然已不再像前代的白鹿书院、岳麓书院等，有通古达今的硕学名儒，有开宗立派的学术积累，有指陈时弊的书生意气，有忧国忧民的士子情怀。但书院毕竟还是书院，还在“读圣贤之书，养浩然之气，美教化、移风俗”的余荫中运行，存留了它应该存留的某些传统，作出了它可能作出的某些贡献。在昭通，有清一朝，始自雍正乾隆，一批学识宏通、器识超卓、诗文精美、领袖群伦的文化精英脱颖而出，他们大多数都有接受过书院教育，科举入仕或成名成家后又复回书院任教的人生经历。如“品行卓绝，淡于荣利……专意养亲授徒，以诗古文辞书画自娱”的乾隆壬子经魁魏定一；如“学宗程朱”，“赋性纯笃，志行不苟，工诗文，字法尤冠绝一时”的道光丙戌进士、入值翰林院的辛联玮；如主讲凤池、西林书院，“先德行而后文艺，造就甚宏，东昭及门擢科第者络绎不绝”的道光丁酉亚元吕静斋；如“诗文清隽”，为昭通清官亭留存“者点水无多，一官已留清白去；此间尘不染，何人更踏软红来”千古名句的光绪乙卯举人饶起孝；如“性刚毅”，以“古豪杰慷慨负奇气而或不见许于当时者，士君子文章负盛名而或无表现后世者”自况也自诩的光绪庚辰科进士、入值翰林院的谢文翘；如“才思清超，经济明通”的光绪癸酉科经魁李开仁；如“精于医学，善丹青，工书法”的光绪丁酉举人吴良桐等等，皆一时之俊彦。他们搏功业于仕途，亦潜心经史，挥洒诗文，著述名山，奖掖后学，贻惠桑梓。仅以昭通、云南地志记录、著录者为例，魏定一有《也野语录》《中庸衍义》《百花词》，辛联玮有《昭郡之乱》等多篇诗文，饶春熙有《豫桐室集》，饶起孝有《竹山馆诗集》，谢文翘有《红药山房诗草》刊刻传世。他如乾隆已酉拔贡杨勋熙、嘉庆庚午经魁邹焯，皆“著述甚富”，可惜或因“乱后散佚”，或因“贫不能梓”，令人扼腕。而不见于地志著录、散佚无迹者更不知几许。
回望苍茫，岁月流逝已逾百年，然而远天星辰依然明目照眼，而书院，特别是凤池书院，便是那光照北斗、群星闪耀的天幕苍穹。
魏定一：护门草亦芝兰味
如果说清代昭通文坛曾经有过一位“教父”，这位教父的位置非魏定一莫属。成书于民国11年（1922年）的《昭通志稿》有魏定一的小传，位列《人物志·卓行》第一。传曰：
魏定一，字不坡，号也野。乾隆壬子经魁。品行卓绝，淡于荣利，仅公车一次。推县令，因辞，专意养亲授徒。历主昭通、威宁书院讲席，岁入束修分给族人，以诗古文辞书画自娱。所居松竹园甚幽雅，沐鹤汀造其庐，题额曰：五柳遗风。钱南园赠联云：护门草亦芝兰味，掷地辞成金石声。著书十余种，毁于兵燹。今所存惟《也野语录》《中庸衍义》《百花词》行世。卒年九十三，门人谥曰：文贞。
志乘之书，述而不作，行文讲究的是言简意赅，文约事丰。然《志稿》所载魏定一的小传，则未免失之于“文约”过甚，“事丰”不足，反倒是此前早已镌刻刊行《志稿》未刊的一篇文献，对魏定一的身世、行状、功业、文治、德望有更多更为详尽的记述。
清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魏定一的曾孙为魏定一修整庐墓，时任恩安知县李勤培撰文、候选昭通府儒学训导宋辉祖书丹，镌刻魏定一碑铭。据《碑铭》，魏定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讳九峰，有功名；母杨氏是一位秀才的长女。魏定一是家中长子，字元伯，号不坡，又号松竹居士。中年后，因钦慕“隐居不仕”的北宋诗人魏野，更名号为也野。乾隆五十四年31岁时参加院试，题名副榜，不太理想，但毕竟有了秀才的功名。乾隆五十七年晋省参加乡试，高中经魁——也就是当年乡试的前五名。越两年，赴京参加会试，意外地名落孙山。按科举选仕的一般规则，会试失利的魏定一还有两条并不艰难的路径选择：一条是养精蓄锐，待下科会试再考，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不屈不挠，不登庙堂，誓不罢休。在魏定一生活的乾嘉年间，累败累战，至古稀耄耊之年，终于金榜题名的先例非只一例。第二条路就更为捷近，朝廷对乡试高中的举人一般也会授予官职，魏定一也确曾被授予了七品知县的职衔。可“淡于荣利”的魏定一却放弃了再考和授职的选择，“一试礼部，即无意仕途。值大挑不赴，推县令故辞”“赐国子监学正”，也不当回事，“文武大吏，多造致礼，皆淡然，只以事亲课徒为乐。”《碑铭》对于魏定一的“品行卓绝”以及事功、德望也有较《志稿》更为详尽的记述：“性慈而直，存心忠恕，与人和而不流，笃学嗜古，品高行洁，不喜言仙佛……历掌昭通、威宁书院，及门多笃行士，不独以文章科名显。”“公虽不欲以文艺名世，古今各体辞章，为之超绝而有深意。著有制义四集，松竹吟诗稿四集，论说赋序诸体文词四卷，《中庸衍义》《金丹记》三十章，《周易衍义》《古神仙传》八十一章，《别花词稿》二卷，《南北曲稿》二卷，日用文字一卷，《岭南花曲稿》四卷，堪为仕林楷模。”不仅著述宏富，书画也冠绝一时。尤为难得者，魏定一“享寿九十有三，犹为书院山长。终不释卷，于咸丰辛亥年季冬回松竹园家中卒矣。”一生为学，一生治学，一生教学，贻惠仕林，贻惠苍生，至死不怠，可称完人。在《碑铭》中，还记述了魏定一两件不但在当时，即便在当下也会令许多人求之不得、备感荣耀，足以自负终生的大事，魏定一却依旧是心领神会，淡然处之。一件事，是道光十三年，时任云南总督伊里布巡视昭通，亲临松竹园拜望魏定一，为松竹园题额“五柳遗风”，并赠联“宝地无双品，昭阳第一人”。第二件，乾隆时著名书画家、因参劾和珅等权臣而“直声震海内”的铁笔御史钱南园惺惺相惜，欣慕魏定一的人品、德行、学问，为松竹园题联，联曰：护门草亦芝兰味，掷地辞成金石声。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总是把入仕、经世、治世作为体现人生价值，光耀门庭，余荫后世的不二选择。即便是身处乱世，不得不“去其危以图其安”而选择隐退，也难免“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的犹疑、观望、无奈。魏定一虽然“淡于荣利”，看起来于科举仕途不鄙弃，不孜孜以求，但事实上也自有其难以言喻的浮沉荣辱的人生纠结，也有其不足为外人道的喜怒哀乐的人生况味。难得的是，在经历了诸多人生纠结，品评了诸多人生况味之后，“存心忠恕，与人和而不流”的魏定一终于获得了如秋水、如星月般的宁静。请翻开魏定一存世的诗词仔细看看，也许可以更深地走进魏定一的心灵世界。
有一首题为《五华山远眺》的七律，应该是魏定一乡试荣登经魁前后的作品。诗云：
五华山势镇全滇，海水茫茫接远天。
金马欲骧霄汉路，碧鸡还曜夕阳烟。
云隈鹤侣巢高刹，莲渚渔人舣小船。
徒倚多时星月上，满城钟鼓自喧阗。
——如之何？疏阔、开朗、豪迈，颇有几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自矜、自信。
又有一首题为《渭河》的七绝，推测是在会试落榜失意后返程时所写。诗云：
人生西行水自东，洪波巨浪满江风。
今看近岸磻溪石，想见横竿一钓翁。
借姜子牙故事抒胸中块垒，故作旷达却怎么也拂不去萦回心头的惆怅与苦涩。几经蹉跎，终于下定决心退居松竹园，有田亩可供衣食，有束修可供分赠，有生徒随侍左右，有诗友相偕晨昏，这心境方才真正淡然，这世事方才真正明白。请看：
寸地灵通万象幽，无须骑鹤上扬州。
白衣苍狗三千界，明月清风十二楼。
樽满须寻仙子乐，囊空莫向俗人愁。
眼前识得青云路，便是层楼最上头。
——《偶题》
漫天云雾拥山城，九十春寒气未清。
暗柳堤边咏瘦马，飞花谷里听流莺。
当年各去滇黔路，此日难分手足情。
莫道风尘常碌碌，青袍自娱作儒生。
——《威宁州留别定侯族弟》
嗜尽诗琴酒剑，阅周景物山川。
非关弃自明主，只为原来谪仙。
——《梦咏李白》
——清丽、明快、疏朗，自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兴超拔，世相洒脱。处江湖之远，无庙堂之忧，忘情山水，恬然自许。于是便更有了“何欣入梦兆三公，不羡大夫封。山中宰相栽庭树，似渊明一径菁葱”的松竹园的自得其乐。
辛联玮：矢志青云早致身
自雍正年间昭通始开科考，历百年，昭通才有了第一位高中进士、入值翰林院的辛联玮。
辛联玮，号朗山，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昭通志稿》也有传，称其“赋性纯笃，志行不苟。工诗文，书法尤冠绝一时。丙戌道光进士，选庶吉士。改官遂安知县，以不合时引疾归。主讲昭通、东川书院二十余年，学宗程朱，每课士，必须躬行实践为准，多所成就，笃行之士皆出门下，不仅以文章科名显也。盛德光耀，士林奉为楷模，即一言一行，乡里咸引重焉。年七十无疾终。”
与“淡于荣利”的魏定一不同，辛联玮既出世也入世，既在文坛辛劳，也在官场奔波，但性情使然，对宦海沉浮、世态炎凉之类不屑也无意沉溺其间，旁若无人，视若不见，嘻笑怒骂，率性而为。晚年，辛联玮有一篇《生圹文》，也就是为自己预制的墓志，一篇以“拙”自诩，以“拙”自负，虽守“拙”不易也守“拙”不移的奇文，可视为其平生操守、风骨、情怀的写照。文曰：
“墓可以志，所以表功德也。余无功于世，无德于人，奚以志？志吾拙矣。拙可志乎？自谋，则拙于人无与也，胡不可志。余自束发受书，年十四应童子试。每为文竭精苦思，必求心得，不肯蹈袭前人语。人易我难，是其文拙也。年三十始成进士，改官翰林，有人劝以曳裙侯门、奔走权贵者，余心非之。既而散馆，外选遂安县知县，是余拙于仕进也。端方自守，恶为圆通，性不合时宜，又不善逢迎，不为长官喜，竟以刚直获戾卸任，仅二仆相随，拮据万状，始遂归计。家居闭门不出，旧雨日疏，庭可罗雀，不得以遍游吴、越、齐、燕，为依人计，语言稍有不合，即拂衣辞去，以故囊中多空。性更不善居积，不事生产，晚年贫益甚，意亦拙也。于是有关余之拙、非余之拙者，余自安。余拙而始终不改其拙夫？人生寄蜉蚍于天地，过眼荣华，等诸春梦。况生存万态，福为祸所伏：有以亲臣而陷囹圄者矣，有以重臣而远窜沙漠者矣，有以勋臣而立正典刑者矣。其昔与余同时，广事结构，奔竞骤至通显者，未几，又以赃削、以罪免，焦头烂额，名玷青史。视余，虽贫病而俯仰自如，分甘推食，老妻蓄醴劝餐，庭有余欢。兴至则作为诗文，与诸子侄辈共相讲论，更阑不倦，倦思则卧。以此相较，差觉过之。又不自省，又与人讲订经史，往来于东川、昭通间，俨为人师，以育英才，盖大怜余拙。无奇缘亦无奇祸，是余自安余之拙。深恐后人之不知余之拙也，固自志吾大略如此。爰系以诗曰：矢志青云早致身，毕生犹自困风尘，浮名已致诗书误，忍把诗书误后人。”
这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的暮春，辛联玮时年六十五岁。身体依然强健，精神依然矍铄，人生的起点与终点不过是与二三知已诗酒酬酢时，世事忧患中倏然一现的难以把握的念头。生亦有期，死也无涯，来而必往，往而必复，都有一天要为自己作一个了结，何妨有备无患，先为自己留一篇墓志，省得真要到了那一天，让一些并不真正懂得自己的人说三道四、南辕北辙。——多少高官显贵、名人雅士，不也是生而“慕”死，死而复生，乘着活得还很滋润的时候，便自拟或请人捉刀留下一篇期望传诸千万世的旌表文字。辛联玮肯定不是这样想的，不是这样盘算的。“拙可志乎？”胡不可！可以信马由缰，可以冷嘲热讽，可以明明白白看世界而佯装几分糊涂，可以糊糊涂涂写世相而故作三分清醒，既然已与仕途绝交，与俸禄无缘，还有什么需要瞻前顾后的忌讳？更何况平生就不曾有过欺世媚俗的下作，何不挥洒笔墨，半睁慧眼，以“志”我之拙，而“志”世事混沌、官场癫狂、人情迷乱之佞。在这里，“志”拙不是志拙者怨世、辞世的诔文，而是规劝、嘲讽、挑战世俗的檄文。“名士畅怀多纵酒，高人末路半参禅。”——后学晚生如此猜度辛联玮的用心，或当不至大谬吧。
因为辛联玮高中进士是昭通科考第一人，坊间便有了一则可以理解但不可相信的传闻。据《昭通志稿》所记，雍正九年，诏改乌蒙府为昭通府，“举前之乌暗者易而为昭明，举前之蒙蔽者易而为宣通。”然而，此后的百年间，虽然也出了一位以诗古文名重一时的魏定一，但魏定一的科名也就是个“经魁”，说白了就是乡试第三、四、五名中的一位。嘉庆十九年（1814年），泸州张润任昭通知府，尊师重教，奖掖后学，为昭通人文蔚起做了不少工作，可科举一事，似乎并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又过了十几年，在道光三年（1823年）的春天，得一位勘舆家的指点，易地重建文庙魁星楼，方才使昭通几代人蟾宫折桂的夙愿得以偿还。仅过了两年“迄丙戌会试，即有辛联玮获隽，先入庶常，为百年首开进士科……”不仅如此，“首开”一开，进士便接踵而至，道光十五年李钟泰，二十七年赵开元……光绪十二年谢崇基再入翰林院。
勘舆家言，姑妄听之。但辛联玮毕竟是昭通进士、翰林第一人，理当忠君驭民、治乱兴邦、光宗耀祖、显姓扬名，却为何仕途坎坷，境遇困顿，孤峭绝俗，寂寞风雨？据《生圹文》推断，辛联玮是活得太明白、太坦直、太透彻了。供职翰林，不善结交，不懂谄媚，不事权贵，能有他的位置吗？外放知县，又不知逢迎，顶撞上司，端方自守，鄙薄圆滑，考比诠叙还会有他的好话吗？直到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四处奔波，或充任幕府，或屈就西席，还是老脾气不改，东翁有三句话不中听，拍拍屁股走人。这岂只是“拙”，还犟，还浑身长刺，还傲骨嶙峋。如此作为，莫说在前清，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恐怕也难免“旧雨日疏，庭可罗雀”的清寂与孤独。我为辛联玮惋惜，真的！可夜静扪心，仔细想想，何谓操守，何谓气节，何谓风骨，何谓性情？人之所以为人，如果不能像辛联玮一样守“拙”不易，又当何为。“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其实，辛联玮并不孤独，后他四年考中进士的龚自珍，不也和他一样因“拙于仕进”而不得不辞官归里，讲学度日。所不同者，龚自珍周围多了几位如魏源、如林则徐等可以相互激励的同道，因此便有了变法、改良、“宗农”、“平均”的大事业、大器识。而辛联玮周围没有魏源，没有林则徐，就很难成为引领潮流的思想家。但是，诚如辛联玮为自己所写的生圹文所说：“过眼荣华，等诸春梦，”生存万态，祸福相倚。或者正因为拒绝了仕途，远离了军国大政的中心，先生反倒无羁无绊、顺心适意地做成了两件名在民中的大事。一件是教书育人，先后主讲昭通凤池书院、东川日新书院、金钟书院二十余年，传道、授业、解惑、敦教化、移风俗，成就了一批后学才俊。时至今日，在辛联玮曾经讲学的金钟书院旧址，辛联玮循自然之理，养浩然之气的题联仍镜鉴高悬：
虎踞龙蟠，漫徒羡彼都胜绩，看松髯苍倩，石骨嶙峋，灵秀欣人文继起；
蛇埋蚊渡，愿以证昔日善缘，果心地勤培，福田广植，功名自阴骘得来。
另一件是诗文成就，卓然一家。或因其性“拙”，辛联玮于风花雪月之类不多题咏，也少有曲水流觞、酬酢唱和的雅兴，这很像他素所尊崇的杜工部，身处世事忧患中，心系苍生苦乐间。清咸丰年间，当道者失德、失政，昭通兵连祸结，民不堪命。辛联玮忧心如焚，作《昭郡之乱》五古等诗文，恤怜苍生不幸，指斥官府舞弊。“……近世抚招抚，纵寇适养奸。蔓延祸三迤，疮痍忍泪看。制府死能悟，真实剖心肝。嗟彼凶顽众，蚁聚讶蜂攒。烧杀百余户，焦枯赤土干。死者尸山积，血流涨急湍。生者驰道路，恨未长羽翰。子女财帛尽，万户苦凋残。虐焰施草木，扑碑惨凿棺。”——百姓惨遭屠戮，负有守土安民之责的官府在干些什么呢？“数万饷虚糜，练弱惜兵单。坚僻执和议，朝盟夕已寒。贼首邀上赏，军功赐带盘。狰狞殊种类，怒目雄踞鞍……萧条炊烟寂，搜杀到层峦。窜身伏荒洞，不知天地宽。……吁天高且远，万里路漫漫……”权绅驱民为用，兵帅借机劫掠，府县残兵诿过，督府虚词冒功，民不堪命，究竟罪在何方？先生笔锋所向，直指政治腐败，君不君，臣不臣，狼狈为奸这一要害。“上下胡蒙蒙，天高听何远。当权谋国少，尸位负恩多。害执驱蛇豕，师徒捆鹳鹅。军书频报捷，奏凯不闻歌。”
一首《昭郡之乱》，挑开了黑幕，写出了血淋淋的真实，让当时不少人留下的许多指鹿为马的奏章以及恬不知耻的歌功颂德的文字贻羞后世。在这里，文品显出了人品，显出了节操。“拙”，本色也，良知也，性情也。先生，高山仰止，无法不敬佩你。
李开仁：陈李矜风节 斯人独沉默
《昭通志稿》记：“李开仁，字乐山，同治癸酉科经魁。才思清超，经济明通。授徒川滇间，多知名士。在川时，上书李合肥论天下事。归本，滇乱，合肥器之，邀往京，不果。助岑襄勤克复大理，延教诸公子读。后官四川叙永厅同知。著有《白云山人诗文集》。丙戌，岑公调修《云南通志》，旋修昭通五属志，惜未成书而卒。”
大名“开仁”，表字“乐山”，意蕴深长矣。“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李开仁志向所在，这一“名”一“字”便彰显无遗。可惜，想的不是说的，说的不是做的，李开仁“才思清超”，诗文隽永，可其一生行状，和这“乐山”的意蕴相去实在是太过遥远了，说是南辕北辙也实不为过。
清乾嘉以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1851年1月，首先在广西桂平金田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与此同时及其稍后，在西南西北等地，又相继发生过规模不等的多次农民起义。云南大理杜文学起义，提出了“始则锄满，次则拊汉，三则除奸”的纲领性口号，烽火遍及三迤大地，坚持斗争达十八年。昭通李、蓝起义，北向川陕，东进鄂豫，星火燎原，遍及西南西北十数省，纵横驰骋近十年。不幸而生当乱世，李开仁当作何抉择？按理，身为孔门弟子，当然不会忘记至圣先师的教导：“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亚圣孟夫子也有训诫：“治则进，乱则退。”假如规行矩步，谨遵圣贤之道，李开仁要作出“乐山”的选择或许并不困难。可功利当前，事情便变得十分复杂了，圣贤之道便常常沦落为趋炎附势者招摇过市的拐杖。——不敢也不该苛责李开仁，中国士子大都有附骥的雅兴，古今一律。可是，李开仁的作为确乎是太过分了，太乖巧了，这便无法不让人议论几句。
大约在1867年（同治六年）前后，李开仁深思熟虑却也不无忐忑地以一篇《上两湖总制李宫保书》去叩击李鸿章的门槛。此时，李鸿章履任湖广总督未久，杜文秀义军攻打昆明甚急，而李开仁不过是昭通府学中一个生员，却洋洋洒洒地向李鸿章条陈了若干治乱经纬的方略大计，勇气可嘉。再说，当时的朝廷毕竟还是朝廷，维护道统，义礼所在，似也无可厚非。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是，在李开仁的上书中，对李鸿章其人的好话说得太多了，太过了，除了“阿谀奉承”这四个字，很难再找到另外的评语。且看：“窃闻；能立天下之大功者，必有安天下之大计；有安天下之大计者，必能顾天下之大局。……仰维明公，望隆韩范，智轶良平，应五百年名世之生，副亿万辈苍生之望。誓师江淮，殄灭巨寇；鼓行而北，削平丑虏。能立不朽之功，斯受非常之赐，位臻极品，宠冠百僚，卓哉弗可及也。”在李开仁的笔下，李鸿章的功德人望，韬略智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为亿万辈苍生所可寄望者。还有更动听的：“百战百胜，况乃殊勋伟烈，赫赫有人，居中调遣有如明公者乎！明公以韩范之才，运良平之智，立大功，定大计，必能顾大局，必不令一夫一隅弃置度外……此天赐滇民以来苏之望也。”如之何？以强秦之范睢、兴汉之韩信、张良、陈平作比附说“阿谀奉承”不为过吧？很不幸，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李开仁苦心孤诣好一番奉承，宫保李大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李开仁期望中的反应。
又过了一年……
大约在1868年（同治七年），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督理各省军务先行到了四川，李开仁当时正好寓居四川叙府，自觉和李宫保大人在空间距离上走得更近了，阶上阶下，不过咫尺，应该说得上几句话了吧！便又写了一篇《戎城再上李宫保书》，筹思谋画，吹拉弹唱，一如此前，不过话说得更动听，更中听，更不堪其低眉顺眼之媚态了。《再书》开篇先为“孔孟有治天下之德而无其位，诸葛有安天下之才而无其时”婉惜，继之又以张良、韩信、范睢、郭子仪、岳飞等古今英雄为铺垫，笔锋一转，把李鸿章轻轻巧巧地就捧到了忧济元元、泽被苍生、至圣至贤、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且看：“……伊古以来，谁有如明公之盛者哉！明公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之所以望公与公之所以副天下之望者，日起而不穷。苟举天下之大而有一民尺土未被其泽，推明公之心必有大不安者；岂惟不安，必将拔诸水火，登诸衽席，不忍听其涂炭糜烂而至于莫可救也。然则滇民之待救于明公而望若云霓者，今其时矣。”如此呕心沥血地奉承，应该有所回报了吧？据说是有的，“合肥器之，邀往京，不果。”又因何不果？未作交代，事实上很可能是无从交代。已知的事实是：李开仁回到了云南，在巡抚岑毓英手下当了幕僚兼家庭教师。又过了几年，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名列“经魁”，才步入仕途。从水都司一类的佐杂官吏做起，干了五年，直到1878年（光绪四年）才谋到一个叙永厅同知的位置，也够艰难的。
“群小逐腥羶，君子重气节。气节岂不贵，所忧过激烈。琼瑶投瓦砾，触手多残缺。伤哉党锢祸，清流一网绝。”——这是李开仁在《咏史·其二》诗中写下的一段，可见其并不糊涂，很清醒。所不解者有二，一是李开仁早年极欲入仕而追逐奔走权贵时所表现出来的近于无赖的激烈；二是从李开仁存世的诗文中读出来的人一阔脸就变的世态炎凉。请看：
只在此山，学佛学仙兼学隐；
何取于水，宜诗宜画更宜琴。
上引是李开仁题大龙洞的楹联，写得真好，可心境却微妙得很，一看就是郁郁不得志时的作品。要隐退吗？那“上书”“再上书”又当作何解释。但后来终于当了官，虽然不过是个厅同知，却多少也找到了一点“立天下之大功”“安天下之大计”“顾天下之大局”，为民父母的感觉，出言就不仅虚假，更要充圣人。
冠盖且稍停，听片刻松声鸟声水声，机心顿息；
林泉随俯仰，看四围天影山影树影，万象都涵。
更妙的是在上引的题联后加了一段注：“光绪戌寅中秋，余由水曹改官同知四川，假归里门，暇日与二三良友重游龙洞。见两厢旧题，怅触前事，俯景留连，不能自已。复缀此联，以志溪山之癖云尔。”
原来如此！
李开仁也算昭通一地士林名人，在他之前有“乾隆壬子经魁”魏定一，“仅公车一次”就退居松竹园，其事虽未必出自本意，但退就退了，不像李开仁四处奔走，如斯委屈。还有一位辛联玮，道光丙戌进士，选入翰林，“有劝以曳裙侯门，奔走权贵者，余心非之。”以“拙”自守，终生不易其志。百年过去，三位都成了地方志乘中列名垂范的人物：魏定一是“品行卓绝，淡于荣利”；辛联玮是“赋性纯笃，制行不苟”；李开仁是“才思清超，经济明通”；比较一下，其间有什么不同吗？借李开仁的一首诗以为先生度，诗云：
“古有三不朽，太上贵立德。汪汪黄叔度，雅量世莫测。陈李矜风节，斯人独沉默。凤凰翔千仞，罗者犹薮泽。天若假之年，造诣安可极。高山兴仰止，保身吾取则。”
“陈李矜风节，斯人独沉默”。——诚哉，斯言。
谢文翘：阴晴占课熟 绿野倍辛勤
一部《红药山房诗草》让后世记住了光绪庚辰科进士谢文翘（字秀山），记住了一位对桑梓故里一往情深、讴歌吟唱的晚清诗人。且看：
下尺田沾足，三农望霁殷。
依旬知好雨，应候卷痴云。
满廓浓青敛，连峰积翠分。
阴晴占课熟，绿野倍辛勤。
——《雨公云鬟》
空蒙涵蜃气，烟雨此登临。
倒影飞甍漾，微波落涨深。
梅黄宜倚笛，稻绿喜穿针。
嗣葺欣同志，清樽我尚任。
——《恩波蜃影》
河干烟树幂，历落钓人居。
泛鹅清波暖，栖鸦晚照余。
缘堤黄袅娜，夹岸绿扶疏。
更卜丰年兆，长条喜贯鱼。
——《洒渔烟柳》
有小注，云：洒渔河边的上洒渔村，“田数千亩，箐水不足灌溉，农民挖塘蓄水，四周栽柳数百株。”——诗人的情怀毕竟和常人不一样。农民困窘于干旱，被迫另谋生计，辛苦劳作，却造就了先生眼下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成就了先生一首清新可读、闲适悠远的小诗，这恐怕是只知耕耘、无意风雅的农民始料所不及的。
谢文翘对诗独有癖好，乡思、乡恋、乡情、乡愁，偶有感触，信手拈来，便能敷衍成篇。昭通的明山秀水、风物胜迹，可以说处处有他的歌吟，处处有他的题咏。仅就诗歌创作的总量而言，有清一代昭通士林中人，恐怕没有谁能超过谢文翘。当然，写得太多了，便很难说篇篇都是佳作，都意境深远、格调清新、平仄有致、玉振金声。囿于书斋的几句浅吟低唱，皴染山水的几笔墨绿石青，不敢说没有一点情致，却很难说都能给人留下萦怀不去的感悟。对于谢文翘，更应该让后人铭记不忘的是他公牍笔记中可以见到的另外一些事。
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南诏阁罗凤背唐。唐王朝先后遣鲜于仲通、李宓率兵进讨，皆遭败绩，死伤20余万人马。十一年，南诏依附吐蕃，受封为“兄弟之国”。大历十四年，阁罗凤死，其孙异牟寻嗣位后，“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教声教”；更不堪忍受的是吐蕃的重税苛求，征敛无度，颐指气使，惏刻无极，遂决计内附归唐。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四川节度使韦皋奉旨派人与异牟寻盟誓于点苍山下，又合兵大败吐蕃于神川，入朝献捷，德宗以御史中丞、祠部郎中袁滋持节册南诏。这是关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事。作为这件大事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证材料，持节册南诏使袁滋曾在南行途中留下过一篇题纪摩崖，可是这题纪摩崖又在哪里呢？
著录袁滋题名摩崖的文献，最早见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碑目》既记载摩崖“在石门界，袁滋题”，却又不知何所依据，将其误记为“南诏王碑”，且将“贞元十年”误为“正元七年”。后《四川通志》《庆符县志》亦相沿讹误。至于明代，曹学佺辑《蜀中广记》，不但依然援引《碑目》，一错再错，且更添蛇足，释：“云此石门，即隋史万岁南征之道”。著录文献的错讹，使亘古千秋的袁滋题名摩崖，在其存在的近千年间被蒙蔽了，轻烟瘴雨，扑朔迷离，难识庐山真面目。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谢文翘北上赴京，准备参加会试。因为平日对袁滋摩崖事就非常关注，途经石门关时便格外留心，一石一崖，逡巡审视，终于在关前绝壁上找到了袁滋题纪摩崖。先生惊喜莫名，现场拓片，并以诗文纪其事：
“关高百仞，关上绝壁，有贞元中御史中丞袁滋等奉命册南诏；时节度使韦皋，差巡官马益统兵开路，至此摩崖题名。楷字，左行，七行，末署小篆袁滋题三字。诗曰：梁州古要荒，自昔阻声教。乌蒙尤奥区，险塞无人到。有唐韦南康，帅蜀绥南诏。册命异牟寻，遣兵通此道。艰危苦途穷，绝壁关耸峭。徒步行不得，逾岭况舆轿。刊石纪岁月，终焉弃荒徼。载历宋元明，日月所未照。圣朝憺威棱，陬邑咸覆冒。碎碣及残碑，搜索无隐隩。斯迹委崖阿，毋乃樵夫笑。吾乡文献稀，摹拓贻同好”。
谢文翘抵京后，将诗文拓片四处分送，才订正了《碑目》等著录的错误，使袁滋题纪摩崖补史之阙，正史之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史学价值和中唐大书家袁滋墨宝的美学价值，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这是谢文翘为桑梓文化传承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是谢文翘发现并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光绪元年入京，谢文翘应该参加了光绪三年的会试。不知是因为首战失利还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在谢文翘的履历行状中找不到有关这次会试的记录。又过了三年，到了光绪六年（庚辰）春闱，才又见他露面了。从会试到殿试，是一次迢遥漫远、蹀踱艰难的旅行。第一场除“钦命”的“四书”三题外，还有“时文”“本经”；第二场考策论，从“孝经”命题，诏、诰、表中择作一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论。三场考罢，若幸而“杏榜”列命，还得诚惶诚恐地走进紫禁城，在保和殿上作一篇命题文章。文章作得好，被监试的大学士、部院大臣看中了，仕途前程便算是有了一线希望。——解不开的名韁利索，无法拒绝的顶戴花翎，人皆贱如蝼蚁，人皆可为公卿。谢文翘是幸运的，正正经经地考了个“进士及第”，很快便得到了一个刑部郎中的位置。
清代中枢官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四十八司。部的主官称尚书，副职为左、右侍郎。司一级的主官就是郎中，品级不算很高，正五品，可对于刚刚进士及第的谢文翘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极其不错的职位了。况且，刑部郎中有审判权，有权就有势，就可以凭借权势上下串联、左右逢源。不知是受山水秉赋的影响还是文化传承的熏陶，昭通士子除个别人外，多意气用事，少中庸持平，走进仕途便会有许多不合时宜的举止。在谢文翘之前，有“拙”翰林辛联玮，因“自守端方，恶为圆通”而获戾卸任。殷鉴未远，谢文翘偏又重蹈“拙”翰林的覆辙。一次，被派审一件宦官犯律的案件，判了七名涉案宦官的死罪。待决的那段时间，宫中不断有人出面干预，让刑部从轻发落。可谢文翘“性刚毅”，三番五次“执奏不阿”，让圣皇天子及尚书侍郎皆无法转圜。最后，七名有罪宦官是依法处决了，谢文翘却也由五品郎中降为七品县令，被发送到山遥水远的贵州镇远县任职。——无端遭贬，于此，谢文翘曾作何感想？可曾有过不平、怨怒、愤懑、抗争？不会的，不愿也不敢。回望来之不易的“进士及第，”面对祸福莫测的仕途经济，谢文翘的“刚毅”便也显出了几分火候不足的柔弱。没有效法“淡于荣利”的魏定一退居松竹园，也没有追随守“拙”不易的辛联玮绝世独立，遵皇命到镇远履职去了，勤勤恳恳地为皇上办事。忍辱负重近十年，总算是又得到了一个“治盗平寇、屡著劳绩”的考语，又看到了升官晋级的希望：贵阳道台、四品，只是前面冠有“候补”两个字。那就“候”吧，只要“候”着就有“补”上去的可能。可世事不公，谢文翘一直“候”到大清朝的龙旗飘落，终于还是一个“候补”。——幸好，若真是当上了道台，当辛亥狂飙骤起，已经当上了道台的谢文翘还能全身而退吗？
“古豪杰慷慨负奇气而或不见许于当时者；士君子文章负盛名而或无表现后世者；盖名者，实之宾，为天所珍惜而为人之所难得。自古即名，尽人所图顾，或传或不传者，则有幸有不幸也。”——这是谢文翘说过的一段话，很有道理。不论是谢文翘，还是我们今天力图走近的哪一位乡前贤，都无法回避“幸”或“不幸”的近于宿命的选择。
饶起孝：者点水无多 此间尘不染
者点水无多，一官已留清白去；
此间尘不染，何人更踏软红来。
上引，是清光绪已卯举人饶起孝题咏清官亭的楹联，口碑千古，万人传诵。
“者点水无多”，——确实不多，又何必企求太多。如大江大河，沧海横流，浩浩荡荡，多则多也，却清浊不分，沉渣浮漾，何如这三五亩一潭碧水，至清至洁，有天光日月灼灼其间，足矣！“此间尘不染”，多美呵！轻风拂柳，飞红缀地，碧潭清波，有亭翼然，真让人心旷神怡，坦荡荡俗念俱消。只可叹，“一官已留清白去”；正不知，“何人更踏软红来”？——热望冷却，期冀失落，切切呼唤中表达出有所寄托而又无力把握的惆怅与困惑。恬然、平实、清新、隽永，玄思悠远，禅意高深。就因为这幅楹联，昭通后生晚辈无法不时时纪念饶起孝，无法不时时仰望饶起孝。
《民国昭通县志稿》有饶起孝小传，称：“……曾祖辈皆有科名。孝承家学，得外祖父吕静斋训迪，诗文清隽。公车北上，旅京十余年，其学益进，尤深于诗。祖，春熙，拔贡，有《豫桐室诗集》。起孝有《竹山馆诗集》。”寥寥百余字，行文何其吝啬。书写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历史的全部。不管它，权且把它当作一根柱手的拐杖，让我们追随先生，再一次去经历人生有期的喜怒哀乐，再一次去体味世事无常的悲欢离合。
光绪五年（1897年）已卯乡试，饶起孝中了举人。对于乡试的成绩，饶起孝并不十分满意，因为没有能像“训迪”他的外祖父吕静斋那样高中“亚元”而引领风骚。多少有几分失意，这可以理解，可毕竟还是高中了，在来日方长的功名追逐中总算又有了一个支点，聊以自慰吧。匆匆地从省垣返回，匆匆地安顿了高堂老母、娇妻弱女，也没忘记给经年游历在外、尚不知何时返回的胞弟饶起敬留下一封书信，便又行色匆匆地启程了。叩望北阙，关山迢遥，云路迷茫。敢问先生，在揖别故里的瞬间，你都想到了些什么？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及第，春闱报捷，衣锦荣归……好事都想到了，却没有、不愿、也不敢去正视另一种可能，另一种更为现实的前景。自诩太高，这使他从一开始便走进了遗恨终生的悲剧性轮回。“飞鸟欲何去？翼然乘远风。夕阳方在半，忽堕乱流中！”——这是他同时代诗人郭祥伯的一首小诗。惊奇！饶起孝公车北上时的抱负和后来的遭际，与这首诗铺陈的意像竟是那样地契合。
光绪六年庚辰春闱，三场考罢，杏榜上遗落了饶起孝的名字。
光绪九年癸未春闱，又是三场考罢，杏榜上仍未见饶起孝的大名。
光绪十二年，光绪十五年……光阴逆旅，十几番寒暑已成过去，饶起孝的大名始终未曾在杏榜上彰显。不如归去！想过吗？或许想过，但科名、功名，挣不脱的名韁利索，把他紧紧地捆在了紫禁城边的望柱上，无法摆脱，似乎也无意摆脱。
故里前贤们的心思作为，总是让后学晚生估摸不透。魏定一有幸生活在乾嘉盛世，“仅公车一次”便“淡于荣利”，与科场、与仕途决然分手。饶起孝不幸踯躅于晚清末世，却又是那样无休无止、不屈不挠地为功名拼搏，滞留京师达十余年，那日子是怎么过的？身在北京，每天都有令人欣喜的邸报发布，每天也都有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忽而钦命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左宗棠规复新疆，忽而中俄又签订了不平等的《里瓦吉亚条约》；忽而中法开战，冯子材报捷；忽而北宁失陷，中枢震动；忽而皇帝“亲政”，忽而太后“训政”；忽而“帝党”宣称“变法成天下之治”，忽而“后党”暴跳“祖宗之法不能变”……人言汹汹，是非难辨，玄机莫测。饶起孝竟然也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功名谋。不容易。还有比国事更应该让他分心的家事：在他北上滞留京师期间，夫人不幸病逝，继之，爱女又不幸夭亡；两位胞妹，在这期间，也不幸而成了等待旌表的未亡人。饶起孝竟然也能置之不顾，心无旁鹜地读他的“四书”“五经”，企望着下一科春闱搏击能有所收获。他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吗？不是！在他后来的诗文中，那种五内俱焚、椎心泣血的痛苦可以证明这一点。是功名让他迷乱，让他癫狂，让他麻木，让他沉沦，让他偏离了人生的正常轨道而堕入了遗恨终生的渊薮。
迷途知返是极为困难的，可毕竟还是回来了。——“一生劫劫只长塗，投老山林始定居。梦破青灯窗欲白，犹疑雪店听鸡初。”——这就好。家还是那个家，虽不免清寂、冷落、破败。可是人呢？死的死了，夭亡的也夭亡了，只有老母亲还在，还在“老”着，盼着、等着，也终于等到了饶起孝回归的这一天。那是怎样一种情景呵！恍惚间，我们仿佛又看见先生你轻推柴门，踉跄前行，扑跌跪地，紧抱着老母亲的双膝，那呼天抢地的一声号啕，终于在隐忍了十余年后，溅着血泪，从胸臆间喷薄而出……
“白发孀亲老，青衫游子归。那堪鸾镜破，重以雁群飞。嫠妇悲同气（胞妹二均守节待旌），孤雏唁落晖（亡室，遗女亦夭）。风尘余廿载，回首是耶非？”
“回首是耶非？”谁说得清楚？先生你说得清楚吗？
此后的日子过得清贫却宁静。耕植可以自给，诗书可以自娱，山水可供携游，风物可托寄寓。日夕早晚，独坐静思，道宗无为，禅修无我，那创痛巨深的回忆便也淡淡远去，重寻一片回归本真的天地。“一角分零星，万室足温饱。买春春长留，富人人寿考。大元镇边隅，利赖子孙保。积善庆乃余，惟贤储宜早。为语持筹人，勿忧国用少。”
饶起孝变了，真的，和那位在京师竞驰奔走的饶起孝判若两人。明乎于此，也才有了那“者点水无多”的了悟深沉的淡然，有了“此间尘不染”那寄托深刻的归宿。
吴良桐：物理细参皆妙谛
吴良桐，字子伯，一字梓伯，今昭通市大关县翠华镇人。清光绪丁酉（1897年）举人。历任四川云阳、新繁、江津知县，重庆警察局提调。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吴在四川率先倡议反正。入民国，历任云南临（安）开（化）广（南）道观察使、云南高等检察厅厅长、省交通司长、财政厅长、省政府秘书长。后厌倦仕途，潜心治学，博览群书，习诗文，工书法，尤其用心于中医学典籍收藏整理和中医药临床实践，卓有建树。1938年病故，终年61岁。有《馋饮园诗文稿》《子柏医案》等著作存世。《大关县志稿》、台湾正中书局版《大关县志》、民国《云南通志长编》有传；《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专列条目介绍。
吴良桐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吴裔絅不但“善为文，精书法，年甫弱冠，已誉重城乡”，而且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怜孤恤贫，做了许多好事、善事。临终，告诫子孙要“骨肉相爱，守正做人，勿弃诗书，勿忘先德”。有圣训明教，有祖荫余泽，吴家的后代都以清隽、儒雅、博学闻于乡里。吴良桐的父亲和四位伯父、叔父，或经商，或从政，或治学，皆卓有建树。
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吴良桐自然会表现出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坊间就流传着几则吴良桐成长过程中的轶事。
一则轶事说，幼年的吴良桐天资聪慧，过目成诵，文思敏捷，乡里誉为“神童”。一次，父亲携吴良桐去拜望一位先生，这位先生也早已风闻“神童”一说，有心要考核一下这位“神童”到底成色如何，便令吴良桐属对。先生出对：“笔架山。”吴良桐应声而答：“砚池水。”先生又指案头一瓶插，说：“金钱菊。”吴良桐顾盼窗外一藤架，答：“玉簪花。”先生沉吟有顷，轻声念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一句：“潦水尽而寒潭清。”吴良桐不无得意地一笑，抑扬顿挫地吟出了这一联的下句：“烟光凝而暮山紫。”先生信服了，感叹：“吴家有儿若斯。吾大关文渊久矣，文脉蕃盛可期而待矣。”先生的期待没有落空，光绪二十二年，年仅19岁的吴良桐便乡试报捷，正正经经地获取了功名。
还有一则轶事，也见诸于志乘。1905年吴良桐赴京会试落榜，报捐知县，分发到四川任职。临行，亲友在翠华寺设宴为吴良桐践行。酒席间，几位亲友出于对吴良桐仕宦前途的关心、期许，倡议并坚持要请先生“扶乩”，为吴良桐预卜未来。世俗游戏，有人倡议便有人附合。把“扶乩”的先生请到，净手、焚香、祝告天地。先生掌乩笔，横描竖划，口中念念有词，那昭示“天意”的沙盘上竟然显现出10个字：“此去亲民官，将来察吏使。”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众人皆惊讶，吴良桐只一笑，并不在意。过了几年，吴良桐回滇任职，先当道台，继之又出任高等检察厅厅长，竟然与当年“扶乩”预言契合。
轶事终归是轶事。民间口碑、市井传闻虽然自有其产生、流传的道理，但显然不能据此去评述、印证吴良桐一生的行状、事绩。一个天资聪慧、文思敏捷的“神童”，一个19岁中举却不幸会试落榜，报捐知县、步入仕途的青年才俊，他未来的路该怎样走，会怎样走？世事经纬，一切都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吴良桐博学多才，于古文、今文、诗、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于济世活人的医学，研究尤其精要，熟谙经典，辩证脉象，明晰药理，“屡治危症著效”。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当诗人、当学者、当书画家、当医生，在任何一个行道里都可以卓然自立，营造出一番大气象来。然而吴良桐却走上了另一条路，仕宦之路，时当晚清末世，宦海浮沉，这就注定了他在这条路上不会走得很顺当、很愉快。
在儒家经典之一的《孟子》一书中，开篇第一节“梁惠王章句”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孟子见梁惠王。惠王问：“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的国家获得利益呢？”
孟子回答：大王为什么一心只想获利呢？应当首先讲求仁义呵！如果大王只是想怎样使我的国家获利，大夫们就只会想怎样使我的封邑获利，士子和民众也只会想怎样使我的自身利益得到满足，这样上上下下都追逐私利，国家便危险了，弑君乱国的事情便难免要发生。孟子的结论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当了知县的吴良桐也写了一篇策论，策论的题目就借用了孟子那句话：“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吴良桐认为：治理国家，第一位的事是要让国家富强起来，“未有不富强而可骤言王道者”；而且要先谋致富，再谋致强，“未有不富而可骤言强者”。所以，历朝历代圣明的君王都致力于发展生产，安绥民生，积累财富，以利得民。但“利”有公利、私利之别。如果君王、大夫、士子、民众都只为自己着想，“私其利于己，不能公其利于天下”，自然就国将不国，家不为家了。吴良桐认为，亚圣孟子并不反对谋利，反对的是谋私利。——讲道理，讲清道理不算太困难，但面对晚清的政治现实，吴良桐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开出什么样的疗治痼疾的药方呢？在策论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诚以君人者，照临百官，表率万民者也。万民之好，尚在视君心为转移。……夫王者，有四海之富而且征利于大夫，大夫之富则万不及于一王，士庶人之富又万不及于一大夫，岂有不变本加厉，即以王之道转致王，大夫之道转致大夫，而交相为恶者。……利之所在，王直将以天道为不足畏，人言为不足恤，祖宗之法为不足守，而成败治乱所不计也。大夫更将以国为可卖，君为可鬻，百姓可为鱼肉，而贪婪饕餮任所为也。士庶人亦将以奇货为可居，干木为可揭，非常之高贵为可希冀，而斧鉞王章非所畏也。国祚倾危，有不旋踵立见哉！”——烛照明见！但有没有可以疗治的药方呢？难！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为什么？吏治腐败，当道者贪得无厌。骄奢淫糜，国库罄尽，民不堪命，这朝廷还有救吗？吴良桐写道：
“卒之鬻百爵之资，不足偿一台之费；吸万家之髓，不足供一宴之餐；迨至财源涸竭，民怨沸腾，变起仓皇，乘舆迁播，向之金钱山积藏于少府者，不知散归何处，始起而悔之也，而已晚也。”
好一个吴良桐！一篇策论，矛头所向，上指奢糜无度的最高当局，下指鱼肉百姓的大夫胥吏，捎带着也对时时幻想着一夜暴富的世俗心理作了一番抨击，鞭辟入里，痛快淋漓。可惜，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清朝已然是风雨飘摇，病势垂危，行将就木，岂是一篇策论所能救治的。
现实是无情的，博学多才的吴良桐不愿将自己有情的人生廉价地、毫无保留地交付予无情的现实。当紫禁城里明灭不定的最后一抹残照在沉云雾霭中消散，当大清朝残破不堪的龙旗在萧瑟秋风中悬垂，吴良桐顺应历史的潮流，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另一种选择。
1911年（宣统三年）5月9日，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出卖粤汉、川汉铁路主权的借款合同，并派员强行接收川、鄂、湘、粤四省商民筹集的路款，激起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纷纷集会游行，罢工罢市，誓与铁路共存亡。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8月，川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9人。9月7日，成都数万商民聚集四川总督署前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赵尔丰竟下令向请愿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十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惨案。吴良桐时任重庆警察局提调，驻江津，对江津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会活动持支持态度。成都惨案消息传来，吴良桐立即召集下属和地方耆宿、各界代表集会，明确表示：反对出卖铁路主权！反对赵尔丰镇压民众！反对丧权辱国的朝廷。吴良桐派员与各县保路同志会联络，发表公告，宣布江津独立，并计划向重庆进兵。几乎同时，在昭通籍人李耀廷、李湛阳父子的支持推动下，重庆革命党人不费一枪一弹，光复重庆。关于这件事，著名学者方树梅撰《吴良桐传》记：“值辛亥四川争铁路，同志会起，全省骚然，他州县官或亡、或匿，无一敢发难者。良桐乃遍召绅耆及素所简识英迈磊落之士，集议县署曰：‘今日举义旗反正，为四川一百余州县倡，有一言耳，事无疑，时无几，不则余飘然远引。众咸鼓掌应声曰：‘惟愿以公，不敢违。于是，即日布告民众，移文邻邑曰：江津已于某月某日反正矣。一面饬防军静驻原防候进止，城乡团警则令严稽查，安秩序，有敢扰害地方者，无论军民，杀无赦。约束既申，四境清肃有逾于常。”
民国肇建，受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邀请，吴良桐回云南任职。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吴良桐可以一展抱负、经世济民了吧？中国的事情复杂，谁又能说得清楚呢？在返回云南的路上，吴良桐写了一首七律，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前途既有所企望又难以把握的心境。
树树垂杨一色妍，鸟声风碎嫩晴天。
暮云纸薄遮山缺，晓露珠圆上草巅。
物理细参皆妙谛，夙怀锐减逊当年。
敲诗长夜浑忘睡，危倚肩舆镇日眠。
回到云南后，吴良桐参加了护国起义、护法战争，仕途上也一帆风顺，几年间就走到了省财政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的位置上。然而，职务的升迁没有让他感受到执政、行政、施政的快乐，相反，仕宦既久，经历既多，失望更甚。1921年1月，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发动兵变，迫使省长唐继尧下台，流亡香港。1922年2月，唐继尧复辟，顾品珍死于非命。1927年2月，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等人发动兵谏，逼唐继尧交权让位。6月，联合发动兵谏倒唐的四镇守使又为争权夺利开始混战，兵戈扰攘，三迤残破，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身处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吴良桐常常会想起他当年写那篇策论时想引用而终于不敢引用的《孟子》的几句话：“……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夫子远见卓识，孟夫子危言警世，越千年而信然，可身当其事者又该怎么办呢？
在中国士子中有一种说法：“不为良相，当为良医。”青年时代的吴良桐对这种说法不那么推崇，中年以后的吴良桐却对这种说法有了灵犀一点的认同。医德、仁德，医术、仁术，医者、仁者，行医又何尝不是人生的另一种选择。
采集桐花，以饮朝露。
宦海浮沉一书生，毕竟书生本色。
吴良桐潜心于医学典籍的搜集整理，潜心于临床医学的实践、研究。吴良桐自述，说：“诗古文辞，有前贤楷模，吾力不能追，即便亲朋旧知酬答，我亦才疏学浅而难掩其拙。治国、理政、驭民，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非吾能也。灵枢素问，伤寒内经，高深玄妙，惟心志专一，尚能领悟其一二。忧济元元，吾所愿也，吾所寄托也。”吴良桐不辞辛苦，不计代价，搜求前人医书800余种、3000余卷，对其中的孤本、珍本、残卷，反复校阅，甚至亲手抄录、详加注解。临床医案，详细记录，妥为保存，症候、脉象、辩证、处方、治效，周详备细。可惜，在吴良桐身后的某个历史时期，吴良桐抄录、整理的医书、医案连同数万卷藏书被悉数毁弃或散失。明珠沉埋，还有重现光彩的一天吗？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昭通著名的考古学家、书画家谢饮涧先生到旧书摊上去淘宝，不意间见到了一册手写的《本草精微》，北碑体，小行楷书，92页，约3万多字。封面、目次、正文首页以及第2页、末尾一页，分别钤有“馋饮园”“子伯”“梓伯”“良桐”“亦颇以文人自慰”等名章、闲章，可以肯定是吴良桐的遗墨。谢饮涧先生喜不自胜：“颇精湛，盖吉光片羽，不可多得也。”购回，返家后仔细披阅，见目录记人参、黄芪等中药170多种，正文对每种药物的性味、治效、主治、用法，都结合临床实践论证分析，详细、缜密，有独到见解。谢先生心存感动，提笔写下了一段话：
“笔者昔年所见子伯墨迹，匾对、屏幅书法多擘窠大字，沉雄刚健，具有北魏风格。夙闻其藏书及著述甚富，惜今已散失。睹此册《本草精微》，足知其医道用功之勤，可谓苦心孤诣，遐迩知名，非偶然矣。”
过了一段时间，谢饮涧先生又将《本草精微》出示于老朋友王文鹄。时年76岁的王文鹄早年曾从吴良桐宦游，手捧前贤遗墨，禁不住老泪纵横，情动于中，赋长歌数十韵，追述了吴良桐多方面的成就和儒雅、清隽的人格风范，表达了对吴良桐藏书及著述被毁弃、散失的惋惜和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愤慨。诗曰：
饮涧示我子伯文，《本草精微》耀眼明。
装潢典丽书法健，学理渊深议论宏。
已隔风范四十载，摩挲宝墨泪纵横。
歧黄辞章暨小学，三者鼎足远近惊。
书法超越承北魏，遒健风格势崚峥。
多才多艺谁能俦，风流俊雅迈群英。
道山归去时未久，图书散失痛疾首。
忍将管城轻一掷，更视诸生如敝帚。
孺子无知何足责，默默无语缄吾口。
此册流落旧书摊，珠宝瓦砾一律看。
幸得饮涧勤护持，莲出污泥重改观。
赋罢长歌悄无言，北风萧索发长叹。
哲人其萎，逝水如斯。
几朵远去的跳跃的浪花，几丝宁静的浮漾的涟漪，不可能挽留那逝去的时光中春花秋月的明丽，夏荷冬雪的高洁。可记忆是不会磨灭的，记忆留存在星河灿烂的长天，记忆留存在水木清华的山野。
文渊民智 薪火传承
昭通开发历史悠久，即以西汉建元六年设治始，已历两千多年。著名学者方国瑜在论及两千多年间昭通文化发展进程时，曾有过这样的提示：“故滇东北地区，在两千年间， 经历朱提县、乌蒙部、昭通府三个时期，改变巨裂。三个时期文化，各有特征，此不可忽略者。”
朱提县建置于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迄至唐武德年间（625年前后），历670余年。期间，因为地处南夷、五尺道枢纽；又因为汉武帝推行“开边”政策，“募豪民田南夷”，大量中原人口迁入；更因为银铜矿业开发勃兴和商贸交通的日渐繁荣，朱提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尤以两汉时期为甚。同时，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吸收滇、夜郎、巴蜀、荆楚等诸多文化影响的朱提区域文化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上承滇文化，下接南诏大理文化，成为云南古文化三大发祥地之一。后世出土的汉碑、晋墓、朱提银铤、铜洗、摇钱树残片、铜三联子母印等文物，皆可为明证。汉孟孝琚碑墓志记墓主“十二岁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比德于玉”；《华阳国志》记“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非虚妄也。于此，后世学者也多有心考据、论证，惜尚未能系统搜集、整理、研究，此诚有所期待者。
朱提七百六十余年，是独具特色的朱提区域文化演进、蕃盛的华章，是昭通从来就不曾疏离的虽然遥远却真切的存在，是昭通人永存于心底的解析不开的生命情结。然而，无涯沧海，远天帆影，事隔千年，已难以一一追寻。
南朝以降，多重因素影响，朱提文化式微并终至断裂。
唐贞观之后，高宗即位，在边疆民族地区错误地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策，对云南多次用兵，失德、失政、失治，局面难以收拾，被迫在这些地区实行羁縻之策。继之，宋、元、明三朝，更由羁縻而土司治理，直至清雍正改土归流，前后达千余年。——今昭通大部归属乌蒙，部分为芒部、乌蛮领地。——千余年间，乌蒙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云南通志·大事记》案：“昭通文化，自汉即有受韩诗、通经者。自唐宋以降，不知何以寂寂若是，或曰兵”。近现代思想学术大师梁启超的论断更绝对，更令人感伤。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一文中，他说：“云南自康王玉斧划江后，几为化外。元、明、清以来，政治上皆在半羁縻的状态之下，无论文化也。”梁启超立论或有偏激，但如果站在以儒学为正统的主流文化立场而言，还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稽考历代文献，千余年间，鲜见有关乌蒙文化的记述；本籍出土文物中，也再难见到如汉碑、如晋墓一样能鲜明地表达区域文化面貌的遗存。
始自清改土归流，历雍正、乾隆、嘉庆三代，百年间，在昭通，朝廷确也任用了一批干练有为的地方官吏，实施了一系列安绥民生、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正确政策，使昭通经济、社会、民生各项事业确实有了很快的发展。——“在昔昭城，商业繁盛。厂务发达，称银用秤。滇铜蜀盐，车马交骈。秦楚赣粤，工贾群进”。同时，尊孔、兴学、治书院、置官学、开科举，教育复兴，人文蔚起。后虽有“咸同变乱”，经济社会发展复又遭遇摧残，但于文化教育而言，虽枝叶凋零，根脉仍在。
清末民初，革故鼎新，国事纠纷，治权屡易，政令纷繁，兵戈扰攘，民不聊生。《昭通县志稿》记昭通当时情况：“昭之于滇，地属东陲，壤接川黔，为三边要隘。当义师首出，及靖、护两役，罔不由此邦而进。迨后之桀骜反噬，邻盗屡侵，其受祸尤为不浅”。大局如此不堪，唯教育文化却因受惠于清末变法维新的制度安排，竟于风狂雨骤之际，偷得一线生机，获得一方滋蔓成长的土地。——废科举、办学堂、派游学，数十名昭通籍青年得以公派、公选出国留学。学成归来，一些人选择从军、从政，在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建功立业。另有一些人，别有抱负，或返乡兴办教育，培植后学，传承文化，服务桑梓；或耕耘名山，著书立说，匡时经世，贻惠苍生，如成就斐然、卓然大家的肖瑞麟、姜亮夫、邓子琴、张希鲁、谢饮涧、包鸣泉、李仕厚、陈守仁、陈一得等，星辉三迤，光耀乌蒙。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既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它反过来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影响。在这里，所谓“反映”和“影响”，实质就是传播和传承。垒块石以为高山，不弃块石之积淀；积跬步以至千里，勿忘举步之维艰。存留记忆，瞩望明天。
【责任编辑 吴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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