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灵

　　在遥远的滇东北，有一个叫昭通的地方，它属于磅礴乌蒙的一部分，盛产贫困和血性，那里是我的故乡，也是《万物生》的作者沈洋共同的家乡。作为乡党，沈洋洋洋洒洒写下几十万言的大作并得以在首都北京召开研讨会，既可喜可贺，又让我骄傲，更是甚感脸上有光。遗憾的是，我不是批评家，有能力和水平拿起评论这把手术刀，对《万物生》这本书作高屋见瓴甚至是一针见血的剖析。我唯一能做的是，作为他的乡党和同道，谈谈我所熟悉的沈洋，谈谈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在看了《万物生》后的一点感受和心得。

　　云南昭通出作家，在今天中国文坛来说不是新闻，而是共识。昭通作家群，作为一个直面现实，贴近生活的基层作家群，一直受到中国作协的关注、重视和表扬。昭通为什么出作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文学新秀源源不断地冒将出来？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文学评论界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要搞明白这个问题，就要从生活的最基本问题生存入手。作为昭通作家群的代表性作家的沈洋自然是一个重要的范例。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乌蒙群山上的昭通人来说，从来都是一本沉重的大书，沈洋更不例外。这个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大山包镇的人，是典型的乡下人和山里人。今天的大山包，在云南像沈洋一样有名。那里，极美的山地自然风光与极穷的山民生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美。极寒极冷的高海拔山地上，只能出产土豆、燕麦和苦荞。每年冬季，黑颈鹤就会飞过贫困的村庄，在高原残存的湿地上觅食。黑颈鹤是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残酷的一种高贵的鸟，它成为沈洋文学启蒙的最初偶像。贫贱不能移！做一个普通人也要追求高贵的精神生活，成了沈洋这个大山之子最初的人生信条。青年时期的沈洋，考入了昭通师范。这是一个能看到未来的学校，那就是在大山里，做一辈子的小学教师。这是沈洋和他师范学校里的同学的共同命运，也是共同的梦想。作为山里娃，这也是他们的好的人生和命运了。与其它大多数同学不同的是，沈洋心中还有一个梦，一个属于文学的梦！

　　这个文学梦，对于像沈洋这样的有才华的山里娃来说，并不是仅为了满足青春期热血的躁动和丰沛情感的渲泄，好梦一场，最后存入青春的纪念册了事的。他们在心中播下文学这颗种子，是要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直至最终结果的，如果不能这样，梦想于他们来说就会代价高昂。沈洋是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师范毕业，重回故乡大山包，在那里，他边教书边写作，许多时候，许多个寂寞的寒夜，一个人发狠地写。我八年前做了云南省级文学期刊《边疆文学》的主编，有机会走近了解像沈洋一样的昭通青年作家。我认为，文学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手段。大家想想，为满足某种爱好写，和为改变命运书，这二者之间，来自精神的动力，被激发出的生命当量，自会大不同吧。昭通为什么出作家？原因在于此。在经济欠发达、相对偏僻闭塞的地方，知识青年改变命运的途径相对有限，文学成为一种可能和期望。在昭通这样一个地级市，活跃着数百人的作家、诗人。文学得以方兴未艾，蓬勃发展，除了这地方十余年来培育的文学生态，更重要的一点，他们企图用文字来实现自我，改变命运。

　　沈洋从一个小学教师，因写作崭露头角，被组织调入昭通市委组织部，后又调入市文联，做了秘书长和副主席，他的成功，给昭通的文学写作者创造了典范。沈洋可贵的，是他的不忘初心。他始终跟乡村跟土地跟乡亲，保持零距离。他始终相信，只有生活，能给他的写作提供养份。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对于沈洋，不是空洞的口号。时光倒溯六年，沈洋就以私人名义联系永丰镇，开始体验生活，2012年，市委安排他正式挂职，担任永丰镇党委副书记，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三甲村党总支常务书记。他不仅身体力行，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为新农村建设出谋划策，构建蓝图，还自编自导自演，并发动三千多农民参加演出，拍摄了电影《我和三甲有个约定》，该电影获得了全国首届“情系三农”微电影大赛优秀作品奖和云南省的多个奖项。2014年，“8·03”鲁甸地震，给昭通所属的鲁甸、巧家两县造成严重损失，2014年9月15日，市委组织部又选派沈洋等十七名副处级干部，奔赴灾区，指导和参与灾后重建，沈洋被选派至巧家县新店镇，挂职担任镇党委副书记。这个镇的书记恰好是我的四弟，所以，沈洋在地震灾区的表现我时有耳闻，他为灾区的重建工作，特别是鼓舞灾民重拾生活信心重建家园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日子，他会在夜深人静给我打电话，谈灾区，谈文学。生活沉寂苦闷的夜晚，他会跟我弟弟这样的乡镇干部沽酒高歌。直至今日，他依然战斗在灾区第一线。沈洋，他是生活的践行者，也是生活的拾贝者。

　　沈洋的长篇小说《万物生》，就是这些年沈洋深入生活的河流从中淘洗出的沙金。作为农民的儿子，是不可能对发生在身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熟视无睹的。农村艰难的蜕变过程，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守住青山绿水和乡愁，坚守几千年形成的乡村文明，都是激发作者创作的动力。沈洋在《万物生》这部书写新农村建设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生动、饱满的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长的形象。文雅琪这个人物，是读者过去的阅读经验中没有的乡村人物形象。可以这么说，这是沈洋心目中理想的新农村人物形象，摒弃性别因素，这个人物身上，有太多作者的影子。

　　据我所知，苹果的升级换代，是近几年真实发生在我的故乡昭通的事情。昭通，是中国南方最大的苹果生产基地，那儿的苹果因品质优良闻名天下。沈洋写的苹果村，是浓缩了的昭通，中国农村的每一次崛起，都带着巨大的历史之痛和现实之难，新农村建设也不例外。农村要新，要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新思维新技术新手段新境界新视野。这每个新的实现，都得跟这千年传统形成的旧抗争、搏弈，这其实就是一场变革。苹果村的变革中，那些困难，那些冲突，那些矛盾，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真实难题。正是深入生活的实践，让沈洋对此了如指掌，从而使一个在借助产业升级实现成功蜕变的新农村形象——苹果村跃然纸上。

　　当然，沈洋的写作就像他描写刻画的新农村，还走在成长成熟的路上。沈洋的写作，还有稚拙之处，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如何解决结构问题，如何从容驾驭几十万字，都是他今后要面临的问题。

　　作者系《边疆文学》杂志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 吴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