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昭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缺乏淘气的力气，父亲对我便格外心疼。我也很依恋父亲，但常常几个月见不上父亲一面。

　　父亲原本是个书生，却大半生里一直在政治漩涡中沉浮，从昆明被贬到镇雄，后来到了昭通，再后来又被发配到了鲁甸。

　　40年前，我9岁，第一次去鲁甸跟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候的鲁甸县城小得像个被稻田包围着的乡街子，蜻蜓到处飞舞，连新华书店、百货大楼和工农饭店里都有不少红红绿绿的蜻蜓在盘旋、俯冲。

　　14岁那年的暑假，我打算去鲁甸看望父亲。父亲已于两年前离开县城，下放到龙头山二级水电站劳动锻炼去了。

　　母亲给了我两块钱，从昭通到鲁甸县城用去8毛的车票钱，我又花了8毛7分钱给父亲买了3包“金沙江”牌香烟，剩下的钱便不够买去龙头山的车票。我在饭馆里买了两个馒头，往军用水壶里灌满了凉开水，决定徒步60多公里去龙头山寻找父亲。

　　就这样，我用双脚感受了一次鲁甸。

　　越往前走，包谷林、洋芋地、松树、核桃树、李子树、桃树、柿子树越提不起我的兴致。烈日当头，路边庄稼地里蒸腾着越来越浓重的暑气。峰峦、石壁、村寨和坡地，全都是一副中了暑和心事重重的样子。山路升起又落下，扭曲又舒展，一路上，鲁甸寂静得令人不安。

　　沿着山路从上午9点多走到下午3点，馒头吃完了，水喝光了，脚底与脚背也被塑料凉鞋磨出了几个血泡，向一个戴眼镜的乡干部模样的人打听，却被告知离龙头山差不多还有40公里。

　　正午时，曾有一个蹲在屋前吃饭的老乡用筷子敲着碗沿向我打招呼：“娃儿家，来跟我们吃点！有酸菜洋芋汤、炒毛豆、青红豆煮小瓜。”我当时非常感动，也很饿，却骗他说吃过了，刚刚才吃过的。撒过谎后，我一直都在想念着他家的酸菜洋芋汤、炒毛豆、青红豆煮小瓜，脚上就更没有力气了。

　　终于交上了好运。一辆解放牌卡车从我身后驶来，我已经没力气闪到路边去躲灰尘了，车子却在我身旁停下。司机探出头来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去龙头山。司机说他的车子只到沙坝，不过沙坝离龙头山也不远了，要搭车么你就爬进车厢去。我道了谢，连忙朝车屁股跑去。

　　车厢里已经有四五个老乡，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拉上了车，问我要去哪里，去整啥子。我如实回答了，他们就夸我懂事。一位身穿阴丹布褂子的大婶给了我两个用新鲜的包谷浆做成的浆粑粑。一路上他们都在用厚实、诚恳的鲁甸腔谈论着雨水和收成，像在谈论久别后即将重逢的亲人。

　　车子在沙坝的一株高高的苦楝子树前停下，司机和老乡们叫我顺着沙坝河边一直走，走几公里路就是我要去的龙头山二级水电站。因为吃过了大婶的浆粑粑，这几公里路走得并不算太吃力。当我终于看见父亲提着一把木工用的推刨朝我跑过来时，我瘦小的身子立刻便像风中的树叶那样一阵乱抖，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又过了十四年，父亲离开了人世。我很怀念他，曾到他生前呆过的鲁甸县龙头山乡转过几次。鲁甸，尤其是鲁甸的龙头山乡，跟我父亲一样善良、厚道、隐忍，也一样命运多舛。在那里，与父亲有关的记忆，不时会在我心底闪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