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丰超 图／陈明贵

　　一枚枚饱蘸师情的印章

　　文／赵丰超 图／陈明贵

　　

　　从小学到大学，我都被一件事困扰着。那就是拿着村、镇、县开出的贫困证明，跟在校长屁股后面，恳求他给我减免学费。大学时，当辅导员要我写申请困难补助的材料时，我说：“我能不写吗？我想通过勤工俭学的办法来解决，我真的不想再戴着这个‘贫困生’的帽子了。”

　　辅导员在班上表扬了我。她说：“当大家争先恐后地写申请、交材料，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有多么贫困、多么需要这笔钱时，却有一位真正贫困的同学不愿申请。而他的原因很简单：他不愿再戴‘贫困生’的帽子了。你们知道他说这话时是多么无奈吗？”

　　后来，辅导员果然没有再要我写申请。我松了一口气，我心里暗暗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甩掉‘贫困生’的帽子。”

　　那时，为了解决学费以及生活费，除了在校外做兼职，我还利用我的特长—篆刻，在文化街摆了地摊。与那些多才多艺的城里学生相比，这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才艺，也是我唯一能赖以糊口的本领。我将自己的作品做成一本集子，用宣纸装订起来，题上封额，带着刻刀、石头，在街口的角落一坐就是一个上午。只可惜，很多时候，我都被看成一个混迹在旅游区的小骗子，被轰来轰去。有几次，我还被带进了派出所，那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

　　有一次，我正在大雁塔前跟一位民警解释，猛然看到了比我大不了几岁的辅导员。我顾不上许多，丢下被警察没收的印谱、刻刀、石头，转身就钻进了公厕。那一刻，我的心早提到了嗓子眼，会不会被学校通报批评？学校会不会发函件通知家人？我躲在厕所里，感到整个世界都塌了下来。

　　熬了两个多小时，我才从厕所里出来，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刚走出十几米，就被一个声音叫住了。天啊，是辅导员！她竟然没有离开，一直在公厕外等我。我感到自己的脸肿胀起来，立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她的手里拿着我的印谱、刻刀、石头，脸上是微微的笑意，还没等我张口，她就说：“我把你的工具要回来了。”我尴尬到了极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你的印谱我都看过了，你这么有才华，就算在学校里应该也会有生意做。回头我给你介绍生意好不好？不过你要免费送我一枚印章哦！”

　　“当然可以，谢谢，谢谢你！”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辅导员果然给我介绍了很多生意。我以20元一枚的价格出售，每一枚印章就能获利10元。这样一来，每个月我都能挣到几百元，基本上挣够了生活费。我在学校里也慢慢有了名声，生意越来越好，手头上也渐渐有了节余。当然，我专门挑了一块上好的石头，刻了辅导员的名字，又用漂亮的锦盒装好，在教师节那天送给了她。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我就到了大二，辅导员也要离开学校。那天，我特意刻了一枚“难忘师恩”，准备偷偷放进她的办公室，作为分别的纪念。然而打开抽屉的那一瞬，我什么都明白了—里面整齐地摆着一排印章，一共几十个，个个都出自我之手。什么张立正、李学先，什么王勇、赵胜，不过是她自己编出来的人名，这就是她给我介绍的生意！

　　这一串串人名，一方方刻着假名字的印章，意味着什么呢？或许正因为它的假，才证明了她的真吧。

　　（冷晓旭摘自《辽宁青年》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