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廖新生文/何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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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吹一生

　　图/廖新生
文/何三畏

　　

　　天真的冷了，连风也受不了了，半夜三更敲打我的窗户，它们想进来。这种节奏的敲打声我熟悉，这些风一定是从我家乡来的。我掀开窗帘，看到风在闪烁不定的霓虹灯里东躲西藏，它们对此十分陌生。风的意识里只有光秃秃的树、野火烧光的草、路边的草堆、孩子们头上的乱发和整个村庄老人的一生。风不认识城市的路，一定是谁告诉了它们我在这里，才会上来找我。

　　它们想告诉我一些风中的人的消息。

　　我家乡的人生活在风里。离家的那天，一大早我就看见祖父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天色灰沉清冷，秋天的早上永远是一副将要下雨的模样。风很大，地上的杨树叶子转着圈儿堆到祖父的鞋子上。我对祖父说：“进屋吧，外面冷。”祖父说：“没事，不冷，都在风里活了一辈子了。”那个早上我离开了家，要去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祖父拎着小马扎跟在我后面穿过巷子，风卷起的尘土擦着他的裤脚。我说：“巷子里风大，回去吧。”祖父说：“你走你的，我想在巷子口坐坐。”然后就放下小马扎坐在了路边上。村庄坐落在野地里，村前村后都是麦地，麦地上的风毫无阻碍地从村南刮到村北，沿村庄中心宽阔的土路一次次地刮过。我走了很远，回过头，看见祖父还坐在风里，背影被风刮得有点抖。

　　祖父老了。二十多年来，我目睹了来来去去的风如何改变了一个人。从我记事时起，祖父一直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五天一次，先在集市边上的小吃摊坐下，吃逐渐涨价的油煎包子，然后到菜市旁边的空地上看小人书，风送过来青菜和肉的味道。那时候祖父骑车很稳健，再大的风也吹不倒他。有风的时候我躲在祖父身后，贴着他的脊背，只能感到风像一场大水流过我抓着祖父的手。长大了，我自己也能骑车了，车子骑得飞快，在去姑妈家的路上远远地甩下了祖父。我停在桥头上，看见祖父顶着风吃力地蹬车。祖父骑车的速度从此慢了下去。有一天，祖父从外面回来，向我们抱怨村边的路太差，除了石子就是车辙和牛蹄印。祖父说：“风怎么突然就大了呢？车把都抓不稳了。”但是谁都没有在意。

　　从菜地回家的路上，我遇到祖父从镇上回来，第一次看见祖父骑着车子在风里摇摇晃晃。后来祖父不再骑自行车了，因为我们担心他出事，不让他骑。不能骑车之后，祖父走到哪儿都拎着一个小马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很难再在风中站直了。一个人就这样被风吹老了。

　　多少年来，我的村庄一直有个奇怪的现象，老人们去世总是一批一批地走，很少有哪个人是独自上路的。在第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村里人就知道又一场死亡之风降临了，从年老体弱的开始盘算，每个人对村庄都有一笔小账。果然是一个接着一个，三五个老人相互陪伴着上路。一段时间内，村庄里哭声不绝，锣鼓声悲，野地里飘满了纸钱。他们出生在同一场风里，活在同一场风里，又被同一场风刮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说过，城市里没有风，所有的风都来自野地和村庄。因为没有谁像野地里的孩子那样，依赖风才能生长，尽管，也许同样是几十年前的那场风又回过头，把他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我一直跟着一阵风向前走，走着走着就长大了。那阵风始于十几年前，我一个人从家里出来，走远了就找不到回来的路。遇上了旋风，它不紧不慢地穿过巷子，然后左拐上了大路，一路上旋起了泥土、稻草叶子和干松的牛粪渣子。我一直跟在它后面，我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大的威力。我们经过了药房、供销社大商店和南湖桥边的两棵老柳树。刚上了南湖桥，旋风突然不见了，我以为桥面上布满石子，它过不去了，没想到几秒钟之后它出现在桥的南边，已经过了桥。过了桥是南湖的麦地，天色黯淡，我要费力才能盯紧它。我们在镶嵌着干枯坚硬的车辙的田间路上继续向前。我记不得走了多长时间，它突然拐进一块麦地不见了，没有任何先兆。我想它会出来的，就站在路边等，但是眼前只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地。

　　后来我等到了供销社的售货员，骑一辆老式“永久”牌自行车上了南湖桥，是他把我送回了家。我被旋风带上的那条路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

　　回家以后母亲告诉我，每一个旋风都是一个死去的人的灵魂，它们常常来到村里拐带不听话的小孩。以后要听话，不能踩它们，也不能跟着它们到处乱跑。我不是很相信，因为没有一场旋风曾经把我拐跑过。

　　如今，我从村庄走到了城市，那场旋风的形态我难以描述，也不清楚它是否已经拐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只知道，我在城市看不到风。城市里填满了高楼大厦和霓虹灯，缺少空旷的土地供它们生息。这里的孩子们不需要旋风，有仿真的电动玩具引领他们成长，没有风也能活下去；至于老人，使他们衰老的，是岁月和他们自己。

　　（黄洁瑛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到世界去》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