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中天

　　上海人的活法

　　文／易中天

　　

　　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小吃，最能体现这个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说，正如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市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小吃。

　　大城市里的人，多少都有些讲究。没有这些讲究，也就和“乡下人”差不多了。事实上，农民进城，最不习惯的也正是这些讲究。比如进门要换鞋，饭前要洗手，夹菜要用公筷，睡觉前要洗脚，不可随地吐痰，等等。这些讲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穷归穷，讲究归讲究，所以叫“穷讲究”。

　　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商品和商业是上海的命脉所系。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则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特点是：作为市民，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而商业社会的特点，则是认钱不认人，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高贵，任何人的价值也都要随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爷，贵族没有钱就什么也不是。当年的上海滩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贫寒，而那些“白俄”贵族小姐们，却只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它往往货币化为金钱），那他就别想在上海滩上摆什么谱。

　　这就和北京不一样。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

　　所以，上海人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从骨子里看不起暴发户。上海人并不讳言钱是个好东西，也不认为通过正当途径为自己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当政策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第二职业”也为社会认可时，上海人立即就动了起来，并像广州人发明了“炒更”一词一样，发明了“扒分”这个词。

　　但是，如果你认为上海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却并非如此。上海人“不耻言利”，也不“唯利是图”。作为整个城市的社会风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宁说是精明。这也正是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的特征。在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里，财大气粗和一夜暴富者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则是被我们称作“小市民”的人。他们“小”，所以他们“牛”不起来；他们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么是“都市生活”。总之，他们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于一文不名，而且还想过好日子的普通人。他们的唯一本钱，就是精明。因为在这个市民社会和商品社会里，所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钱买，但那价格却随行就市，而且能讨价还价，至少也能货比三家。也就是说，同样多（或同样少）的钱，可能会买来不同价值的商品或享受。这样，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就不但取决于他“有没有钱”，更取决于他“会不会过”，而后者对大多数小市民来说显然更现实。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当所有人的工资收入都相差不多时，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说上海也有什么“拜物教”的话，那就绝不是“金钱拜物教”，只会是“精明拜物教”。

　　实惠，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实在”与“优惠”。“实在”就是货真价实，“优惠”就是价廉物美，总之就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商业城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也是上海人居家过日子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往往被视为斤斤计较、鼠目寸光、小家子气，被许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却能给上海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较高的质量。

　　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是比较高的。因为上海人的所谓实惠，不仅包括货真和价廉，还包括物美。而所谓物美，又不仅是东西实在，还包括品种多、服务好。去年我在上海还吃过不到10元一份的盖浇饭，那一荤一素两个菜，竟是现炒的。3元一碗的小馄饨，则是用小砂锅煮的，汤里还有紫菜和虾皮。这就不仅是实惠，也是精致。这样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没有实惠和精致，只有排场和马虎。不是贵得吓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价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价也不廉。

　　就拿小吃来说。上海的小吃和点心少说恐怕也有上百个品种，小吃店和点心店也遍地开花、到处都有，而且没有只卖早点一说。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间，是既卖炒菜米饭，又卖小吃点心的。店面、器皿和食品多半清爽利落，经营也很灵活。比如面上的浇头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面加笋丝。不像别的许多城市，吃牛肉面就只能吃到牛肉，吃鸡丝面就只能吃到鸡丝，而且那牛肉和鸡丝还未必可口。这些都是实惠，也是方便。

　　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小吃，最能体现这个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说，正如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市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小吃。北京的小吃体现了北京人的活法：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马大哈。上海却没有“马大哈”，只有“马大嫂”。“马大嫂”是上海话买（采购）、汰（洗涤）和烧（烹调）的谐音。在上海人看来，居家过日子是很实在的事，也离不开买、汰、烧。这事女人可以做，男人也没有什么做不得。相反，一个男人家，在外面也许要摆摆架子，在家里摆谱当爷们，就没有意义，还不如买买菜、洗洗衣、烧烧饭来得实惠。因此有人说，北京是爷们（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们（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实际。

　　（马青宇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读城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