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晓玫

　　我的母亲

　　文／杨晓玫

　　

　　母亲的能干，是我人到中年才体会出来的。

　　上小学的时候，什么都要凭票购买。父亲排了一夜的队，花100多元买了一台上海“蜜蜂”牌缝纫机，那是家里唯一的一件奢侈品，是母亲的宝贝。从此，一直到我14岁回北京上中学，春夏秋冬，从里到外，就没再买过衣裳。

　　母亲做活很细，单位的同事，尤其是单身同事都爱找母亲缝缝补补，一到休息日，那台缝纫机就不停地转。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物资供应不是很丰富，但我们兄妹身上总是干干净净，衣服缝补得整整齐齐。母亲不仅做活细，而且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看到别人做制服裤子，她也学着做。制服裤子的难点就是上裤兜，因为是暗兜（过去做裤子图省事，都是用同色布做成明兜），她是用白布做裤兜，接口处平平整整，看不出挖过口的痕迹。穿惯了松紧带没裤兜的裤子，系上皮带再翻出雪白的裤兜，觉得很精神。80年代初期盛行西装，她也学着做，并开始动手为父亲和她自己做西服。那时的西装只是半衬，因此还不太难做，难做的是领子和肩，每次做时，母亲都不厌其烦，一遍遍地修改，直到满意为止。那时没觉得她做的衣裳有什么特别，20多年后，母亲身上依然穿着自己做的西装，且还那么板正，使我不得不佩服她的手艺。80年代中期，我们兄妹相继有了小孩，母亲更是有了用武之地，琢磨着给孩子做小衣裳、小鞋子。女儿1岁前基本没有买过衣服，直到上小学还穿着她姥姥做的棉袄。至今我还珍藏了一双小鞋、一件小棉衣作纪念。80年代后期，流行床罩、被罩、枕套、靠垫，我买来布，让母亲做，母亲乐此不疲，有求必应。于是我更加依赖母亲，经常买来各种布料，有时甚至是很难做的绸子，让母亲为我做睡衣。现在，母亲做的沙发罩、枕套、被罩、靠垫仍然在用，我的睡衣至今还能穿。母亲得病后，不能再使用缝纫机了，那台老式“蜜蜂”闲置了近20年，与现在的住房明显不和谐，但我舍不得扔，留下来作个念想。

　　母亲的能干，还体现在厨艺上。母亲十几岁离开老家，参加工作后，无论在四川还是在北京，一直过着吃食堂的日子，没机会、也没有时间为我们施展她的厨艺。退休后，母亲开始尝试制作带有自己创意的传统食品：四川泡菜，味道正宗；什锦火锅，百吃不厌；麻辣凉面，赛过豆花庄；酒酿、八宝饭，订“货”的人更是源源不断。最值得称道的是赖汤圆，纯手工制作，从挑芝麻、炒芝麻、磨芝麻、炼油到调制成馅，要花费整整一天时间，等汤圆吃到嘴里时，母亲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但她看到我们吃得香甜的样子，仍满足地笑着。她做的汤圆馅放在冰箱里可以保存一年，随吃随取，亲朋好友来我家，母亲必搓几个汤圆给客人品尝。奇怪的是我的祖籍在江苏，而母亲拿手的食品大部分是川味，母亲随父亲在成都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十三四年，且这段时间母亲要照顾三个孩子，时值三年自然灾害，食物匮乏，母亲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学了几招，这让我们一家包括第三代，大饱了口福。

　　在我眼里，母亲一生持家勤俭，待人真诚，乐善好施，从没见她大声说过话，对子女也从不呵斥、打骂，她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下一代，我们兄妹三人潜移默化地秉承了她认真、细致、善良、朴素的性格。

　　（吴英雄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