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崇达

　　图／邵晓昱

　　台风里的父亲

　　文／蔡崇达

　　图／邵晓昱

　　

一

晚上10点，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远远近近的亲戚们第一时间前来探望，每个人都说着自认为能安慰父亲的话，几个女亲戚一进门就抱着父亲哭。

　　父亲倒是很淡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不是回来了吗，哭什么？”

　　折腾到凌晨1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母亲和我费力地抬他去上厕所，两个人如同扛着一件巨大的家具，气喘吁吁。好不容易把父亲折腾回床上，似乎到了不得不聊天的时间，气氛却愈加紧张。

　　住院3个月，父亲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由于手术的需要，头发剪短了，背似乎也弯了，说话含混不清，没说几句就喘。记忆中那个讲话总是很大声、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不见了。

　　是父亲先开的口，嘴里含混的一声：“你好吧？”

　　我点点头。

　　他笑了：“没事，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

　　我点点头，张了张口，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摩托车这么久没开，还在吧？等我好了，再给你买一辆，我载着你母亲，你带着你姐姐，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

　　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集体出游。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时候。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的房间时，他正倒在地上。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早上想坐直身起床，但偏瘫的左侧身体跟不上动作，整个人就摔在地上。

　　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当时100斤左右的我，怎么也拖不动160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最终还是失败。

　　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他笑着说：“你别着急，我慢慢来适应。”他小心地支起右腿，摸索着该有的平衡，用力一站，人是立起来了，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直直地往右边倾倒。我慌忙冲上前，从右边扛住他，但他的体重获胜了，我俩再次摔倒在地，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最后，是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但那个笑，终于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所有家庭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着演一出戏码，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然后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母亲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便转身出去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人的生计。

　　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一直努力履行职责：喂父亲吃饭、替他按摩麻痹的半身、帮母亲做饭。

　　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身边。

　　这样的戏码，我们自己都察觉到是多么的蹩脚。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把几百斤的油桶放倒，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她用90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却丝毫不能挪动油桶半寸。那天下课，我到加油站，见她坐在满是油污的泥地里，一个人“呜呜”地哭。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受挫。那天，蓬头垢面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打。

　　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抱头痛哭。

二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康复的方法了，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血栓，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他不可能找回自己当初的身体了。可我不敢说破。

　　那时即将入秋。有一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络不通。“只要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

　　在这个想象下，他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人兵分三路，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了他。我走过去大概20分钟，却是他一早拼命挪动6个小时的结果。

　　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说。

　　第3天，他的方案出来了：早上8点出发，走到小巷的尽头折返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12点回来吃中饭，吃完饭，休息1小时，1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可以在晚上7点钟赶回来吃晚饭。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母亲每天严格按照父亲的时间表准备三餐，并且按他希望的，每餐都有蛋和肉。父亲常说，以前当海员时，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

　　每天晚上大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我至今都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我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做心脏手术1次，中风两次，住院4次，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

　　家里开的小加油站，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大、设备好、还赠送饮料的大加油站。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刻意或不刻意地，附近的街坊约定着，都到我家来加油。

　　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有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就会恶狠狠地拒绝。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母亲恐慌地躲在家里。她对我说：“刚有个男的开着小汽车来加油，一下车就问你父亲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他‘嘿嘿’笑了一声，说他以前曾混在你父亲手下的小帮派里，时移世易，人生难料，他指着自己的车说：‘你看，一个这样，一个那样。’”

　　母亲气急了，把油桶往地上一扔，说：“这油不加了。”

　　那男的也怒了，大声凶她：“我是帮你们，还这么不知好歹！”

　　气急的母亲拾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就向那男人一扔，竟然砸中他的头，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母亲怕极了，死命跑回家，插上房门，自己一个人“呜呜”地哭。

　　“我当时气急了。”她不断解释，像个做错事的小孩。我知道，那个男人的每句话，都刺痛了她的心。

　　最后，是我陪着母亲回去看那没人管的加油站。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被砸了？被抢了？被烧了？然而，油桶没乱，油没丢，甚至桌椅都被整齐地摆好。桌子上放了一张一百块的纸币和一个空的小油桶。

三

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甚至，让他恐慌的是，脚指头一个个失去知觉了。

　　他对时间更苛刻了。每天睡醒，他叫嚷着让母亲扶他起来，然后就盯着时钟，不断催促，本应该是15分钟穿好衣服的，本应该是第20分钟帮他洗漱完毕的……但是，为什么这里慢了1分钟，那里又拖了两分钟。他会突然把桌子上的东西一扫，或者拿拐杖敲打地面不断咆哮：“你是要害我吗？”仿佛是母亲手忙脚乱来不及跟上的每一分钟，害得他无法如期完成对自己另一半身体的调动一样。

　　闽南多台风，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这天，按照天气预报，父亲生病后的第一场台风就要来了。我起身要去关门，却被父亲叫住：“不能关，我待会儿要出门。”

　　“台风天出什么门？”

　　“我要锻炼。”

　　“台风天要做什么锻炼？”

　　“你别害我，我要锻炼。”

　　“就休息一天。”

　　“你别害我。”

　　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往门外挪。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右手拿拐杖维持住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开门，却始终打不开。

　　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我气急了，把门打开说：“你走啊，没有人拦你！”

　　父亲不看我，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拙的身躯。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了。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把我推开，一个人在那儿挣扎。

　　母亲默默地走过去，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地站立起来了。母亲想扶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将母亲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

　　风夹着雨铺天盖地而来。他的身体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渺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

　　一阵大风刮来，他又摔倒了。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了，就趴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往前挪……

　　最终他彻底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抬他回了家。然而，休息到下午4点多，他又自己拿了拐杖，往门口冲。

　　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3次。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他心里的某些东西完全破碎了。

　　不言不语了几天，他终于把我唤到床前，说：“你能开摩托车带着我到海边兜兜风吗？”

　　那个下午，全家人七手八脚总算把他抬上摩托车，把他和负责开摩托车的我绑在一起。

　　秋日的天光雪白雪白，像盐一样，海因而特别好看。我沿着堤岸慢慢开，父亲在后面安静得像一株植物。回到家，他才开了口：“好了，我心事了了。”我知道，他认为，自己可以死了。

四

疾病彻底击垮了他，同时也释放了他。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像小孩一样撒娇。

　　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听他们讲述着关于父亲的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告状，说父亲与他家孩子或小狗吵架。

　　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到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家人都称呼他为“大粒仔”。

　　然而，死亡迟迟没来。

　　为了迎接死亡的到来，他讲的每句话都好像是遗言。他会说：“我不在了，你自己挑老婆要注意。”会说：“我一定要火化，你走到哪儿就把我带到哪儿。”他还认真地说：“没事的，我不在，家还在的。”这些话深深刺痛着我。

　　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偶尔说漏了嘴：“儿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

　　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

　　然而，那个冬天，他还是昏倒了。有一天，吃饭吃了一半，他突然扶住头说，有点晕，然后就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急救醒来之后，他说，“唉，我真有点舍不得。”

　　“那就别死了。”我抱着他，久久不肯放。

　　好消息是，父亲又怕死了。可医生也告诉我一个坏消息：父亲的血管会越来越收缩，左半身会完全不能动，直至大小便失禁。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最终接受了我去北京工作的决定。我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了3年，竟然攒了将近20万。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奢侈的计划：再过两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病，听说那里有一种仪器，能把堵在他大脑里那个瓣膜拿出来，父亲就能找回他的左半身。

　　直到那个下着雨的傍晚，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父亲走了。下午4点多，母亲回家，看到他昏倒在地上，赶忙叫堂哥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辗转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摔一跤就没了，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来。亲戚拉住我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很努力了……”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阿 亚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皮囊》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