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增人

　　忆昔初为人师时

　　文／刘增人

　　

　　1963年8月，山东师范学院一纸调令，把中文系4个、数学系3个应届毕业生分配到泰安教师进修学校，后来叫泰安师专，现在叫泰山学院。我就是中文系这4个人之一。

　　我们一行七人，从泰安火车站下车，好像没有见到任何马路、楼房。我们雇了一辆地排车拉行李，7个人的全部行李没有装满那一辆地排车。去学校也没有什么正经道路，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小径，我们颠颠簸簸来到这要教一辈子书的地方。学校很简陋，主要建筑就是一座3层的教学楼，我和高照福、张兆勋两位学兄合住在一间教研室。每人一张床板，由两条板凳支起来，一张长桌子，还有一个一米高的书橱。没有自来水，教学楼东头有一眼井，井口安着一部解放牌水车，推着转圈，费半天劲才能推上水来，一松手，“噗”的一声，桶又落回去了。洗件衣服要来回折腾好几次。学校有两个教学单位，一是轮训处，负责培训各地选送的中学骨干教师，由老教师执教；一是函授部，负责山东西部六七个地区的函授教学。我们3个人自然都在函授中文组。虽然艰苦，一群单身汉倒也过得挺快乐。

　　深秋初冬，备课结束，我们就要体会为人师的甘苦了。

　　生活最丰富多彩的是在菏泽。我们住在师范学院，4个人里没有人有手表，函授站借给我们一个马蹄表，谁上课谁带上，好掌握上课下课的时间。周末晚饭，有不收粮票的地瓜，一般是像小手指头大小，交5分钱管饱。我们4个人能消灭堆满一个小圆桌的地瓜。到晚上可就遭罪了，屁声此起彼伏，一个比一个臭，半夜了还得去操场溜达。但文娱生活特别丰富。那时菏泽的教育与文化是合署办公的，挂的牌子是文教局。晚饭过后，局里的老师就喊：“泰安来的老师看戏了！”我记得有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四平调等，自然还是豫剧更流行。清早起床，就听见门外老少社员都会吼两嗓：“辕门外，放罢了，三声炮，嗷嗷嗷……”学兄曹伦元有时也来两句他唯一会唱的歌：“小扁担，三尺三……”不是跑调，而是一直就不曾着调。

　　生活最艰苦的是禹城。那里的县招待所里，母猪到处游逛，自以为就是主人。住客发现有蛇钻进墙洞里，就用香烟烧蛇尾巴，蛇拼命往里钻，大概挺难受，住客却哈哈大笑。吃饭时听隔壁客人说，他们在外间打扑克，往里屋扔只鞋，就能砸死一只老鼠。

　　伙食最好的是沂水。我们借住在小学里，没有伙房，函授站的同志特地雇了一位老者为我们做饭。早上是新摊的玉米煎饼，咸菜用香油浸泡着。中、晚两餐是从集上买来的新烙的锅饼，上面撒着一层香香的芝麻。菜是椿芽炒鸡蛋。椿芽刚从树上采下，鸡蛋来自隔壁大嫂自养的母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椿芽炒鸡蛋了。

　　与我们关系最融洽的是聊城。聊城函授站的老师，从到汽车站接着我们，一路上就没断了说笑。他自嘲说：“咱这聊城，你可别瞧不起，风沙不要钱，管够！饼干全省第一，最硬。”据说有个拾粪的社员，从供销社买了一包饼干，包饼干的纸不结实，一块饼干掉在了马路上，不小心让汽车过去轧了。老社员心急，完了完了，这回饼干算是碎了。不想那汽车轱辘把饼干轧进马路里了，饼干倒是整的。可怎么挖出来呀？老社员用他的粪叉子挖，挖呀挖，粪叉子挖断了，饼干还没有挖出来。有人走过，说：“你憨啊？用饼干挖啊！”果然就成功了……当时我们并不觉得多么可笑，因为就是那样的饼干。

　　（王本泽摘自《齐鲁晚报》2015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