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　娇　张良娟　严　芳

　　乡愁中的“新上山下乡”

　　文/蒋娇张良娟严芳

　　只需开车10分钟，广告策划人周中罡就能把生活从“城市频道”切换到“乡村频道”。

　　周中罡的“乡村频道”，位于距离德阳市区10公里之外的寿丰镇东湖乡高槐村。3年前，他和妻子在这里租下一幢民房，种菜浇花，读书画画，过起惬意的田园生活。

　　乡愁在发酵，田园在召唤，家乡在崛起……各种各样的动因，让越来越多的人从城市走向乡村。有人享受田园生活，有人给乡村带去城市文明，有人拨动生意的算盘……其间，融合与抗拒，享受与焦虑，勾勒出当今时代“新上山下乡”不一样的表情。

“城归”下乡带来“慢”经济

让周中罡“切换频道”的原始动力，是乡愁。从乡村走出来的他，对田园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中心城市工具化、脸谱化的生活，则让他萌生了回到乡村的念头。

　　“晨起沐浴，洒扫庭院，池边观鱼，屈指数花……”周中罡微信上的照片和文字记录了高槐村的惬意生活。2012年，他在绵竹、什邡、德阳等地搜寻一大圈之后，选中了偶遇的高槐村。他租下主人的房子，摆起书架，买来农具，起名“等闲居”。

　　离开中心城市，到周边乡村享受田园慢生活的，不止周中罡。在距离成都市半个小时车程的三圣乡，就有樱园等文艺和田园气息交织的空间。它们的主人，有的是专栏作家，有的曾是国企领导。樱园的女主人熊英说：“我的田园梦源于幼年，因为农村生活一直都很纯朴，乡亲们散了工之后，聚在院坝里摆龙门阵，一起吃饭，这就是生命本身应有的活力和热情。”

　　乡愁发酵，田园生活如同一个磁场，吸引着众多城市人的脚步，也让乡村酝酿出“慢”经济。

　　2014年年底，在朋友们的强烈建议下，周中罡将“等闲居”改造成一家乡村咖啡馆，并取名“不远”。“离城市不远，离乡村不远，离理想的生活不远。”周中罡解释。

　　沿着乡间公路走近“不远”，淡黄色的招牌上，一只爬行的蜗牛悠然自得。阳光下的小院里，书架、藤椅、插花自成风景。打着乡村慢生活的招牌，“不远”还提供很多田园生活体验。“可以体验农耕生活，也可以去周边挖野菜，还可观鸟。店里特意准备有望远镜、鸟类识别图册。”周中罡的妻子胡蓉热情推介。

　　每逢周末，“不远”门前都停满了车。有时候，也有当地的村民出于好奇，到“不远”点一杯咖啡尝鲜。不过，“不远”的客人主要还是城里人。

　　如今，高槐村已经开起两家乡村咖啡馆，从事油画、陶艺、木雕等创作的艺术家也相继进驻高槐村。不少因为打工离乡而紧锁的村民家门口，也挂上了“房屋出租”的标志。“这里不久也许会成为德阳乡村慢生活的示范点。”高槐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赟告诉记者，“高槐村已经把发展文化旅游作为一项产业规划，期待着乡村休闲游能为当地百姓带来红利。”

　　中央党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郭强，把像周中罡这样的人称之为“城归”。他说：“农村孩子到大城市里，积累了资本、能力和人脉关系，然后再回到农村去改造农村，这是一个必然的改造过程。”

乡村“试验田”引发农业生态转变

从“地主”到园主，返乡的“新农人”们不仅改变了祖辈们和土地打交道的方式，也正引发乡村和农业生态的转变。

　　皮肤黝黑的杨慧，是资阳市绿能生态农业观光产业园董事长，但看起来像个地道的农妇。

　　5年前，从资阳农村走出去的杨慧，和来自台湾的老公在广东经营着自己的企业。她说：“我们有很多朋友做农业，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渐渐对现代农业产生了兴趣。”2010年，杨慧回到老家建立了生态农业观光产业园。

　　同样，“80后”唐文萍也瞒着父母，辞掉了成都的工作，回到老家安岳养鸡、种湘莲，创办了“闲云农园”。

　　从城市回到乡村，杨慧和唐文萍不再像父辈那样单纯种地，而是转身当起园主。

　　唐文萍的闲云农园采用“半农半X”的发展模式：一方面，用湘莲种植构筑立体生态农业，充分开发荷塘及其周边所涉农作物与养殖物的效益；另一方面，为农业副产品融入设计元素。尽管才两年多时间，但她的农庄已能固定为当地提供100人左右的用工需求，农忙时更是需要200～300人的劳动力。而杨慧的产业园则集中流转了1500亩土地，流转出土地的农民在收取土地租金的同时，也可以在产业园打工，在家门口挣工资。

　　“资本、技术、人才等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能改变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克俊说，“除了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和就业岗位，城市生产要素下乡也拉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拉动了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梦想变现，一路进守拉锯

对于周中罡和杨慧们而言，田园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而言，田园却是生存。在田园梦变现实的路上，进与守、保留与提升一路拉锯。

　　已经5岁的樱园，今年再次遇到难题。“这里正面临被肢解，虽然我们的租约没有到期，也主动涨价保全，却难以满足地主的胃口。”熊英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从前年开始，已经失去两块地了，死掉几株大树。我想留下菜地为客人们种菜，想留下成片的蔷薇花、金桂……但他们有自己的审美，铲掉花木、蔬菜，把田地铺水泥通车，安装不锈钢栏杆，搭塑钢房子……”几经拉锯，在损失了一块菜地并增加了租金之后，熊英的樱园才得以保全。

　　“最初许多老乡不愿把土地流转出来，他们并不相信我。”杨慧说，“在创建产业园之初，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实地考察、沟通协商，和村民们同吃同睡同劳动，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让大家渐渐相信我并不是来圈地的。”

　　农民的担心并非毫无缘由。“农业建设投入周期长，经济收效缓慢，很多人一开始热情很高，结果却搞不下去。”张克俊说，“近几年，生产要素开始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双向流动，从城市流向乡村的资本、技术、人才和产业正逐渐增多。然而很多工商资本在下乡过程中，往往以农业的名义大规模圈地，最终却改变土地用途，开展商业开发，使得农民遭受排挤。”张克俊还向记者列举了自己在调查中曾遇到过的反面案例：“圈地挤占农民生存空间；不适当的生产方式污染土壤、水资源，破坏乡村的生态；乡村观光体验游带来游客的同时，也留下生活和工业垃圾。”

未来，乡村是综合生态服务系统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现在出现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将建立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如何引导这种关系良性发展，是人们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提出“新上山下乡”的观点。他认为，城市病在中国爆发，交通拥堵、食物安全等问题，激发了人们回乡的愿望。“农村将为城里人提供一个综合生态服务系统。它提供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以及文化、精神和休闲等等，农村将变成一个消费的场所，而不再是一个生产的场所。”俞孔坚说，“以前城市是消费者，农村是生产者，而‘新上山下乡’将导致一种新的城乡关系的建立。”

　　最早在中国提倡“乐活”生活方式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立，也多次提出“新上山下乡”的概念：“保留与提升广大农村，倡导与发展生态而时尚的乡村生活方式，在城乡各地构建这种生态文明村，引导与激励大批知识青年、小资白领与富裕阶层再次‘上山下乡’，不仅是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国际流行时尚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好事，还能顺利解决在大型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难题—空巢问题、大学生就业、新农村建设等。”

　　“城市的资本、人力上山下乡，是需要一定基本条件的。”张克俊说，“在未来，农村的景观价值、生态价值会越来越突出，休闲、观光农业将会是未来乡村发展的一个主导方向。在这种大背景下，需要进行提前介入、统一规划。只有对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生产标准和服务标准进行统一规划，良性引导，才能更加长远地发展。”

　　（袁友仁摘自《四川日报》2015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