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延滨　图/全景视拓

　　爱在他乡的日子

　　文/叶延滨图/全景视拓

　　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这句话不像诗人说的，倒是像派出所的警察说的。然而我想，我也许是一个没有故乡的诗人。我的法定故乡是“哈尔滨”，因为我在那个最北面的城市里出生的，但我不知道我与那个城市的任何一点联系，既没有亲戚，也没有门牌号。我在一个军医院里出生，然后随军南下离开这个城市。记得前几年哈尔滨的电视台来采访我，做了一个电视专题，题目就叫：“爱在他乡的日子”。我是一个错把他乡当故乡的游子，我的乡愁与精神故乡是哪里呢？

　　在我的一生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我先是在这里读大学，然后在这里当教授，编《诗刊》，直至退休。20多年的经历，这个城市给我住房和户口本，也给我足够的机会和成就感。但是，生活得久了，仍有一种隔膜，不喜欢这座城市显摆的皇家气派，不喜欢这里处处摆出给人看的方正与规矩……也许只有北京才会产生这个词“北漂”？西安没有“西漂”，南京没有“南漂”。外来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很难融入并自认为是一个北京人呢？

　　我常常误认为是故乡，并且想到它们有一种故乡亲近的地方，有大凉山的西昌和陕北的延安。我随“下放”的母亲到西昌生活。那时的西昌是一座偏僻蛮荒的边城，饥荒年代我在那里读完中学，我在那里体会到穷困、饥饿和歧视，同时寂寞的大凉山里也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光。

　　陕北插队对我的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那块黄土塬上，我认认真真当过4年农民和军马场的牧工，使我对自己有了信心，靠出苦力也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不再觉得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了。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认定为“故乡”的地方，陕北的一个小山庄—曹坪。我在那儿插过队，也为那儿写过诗，如1980年发表在《诗刊》上的《干妈》，但这窑洞注定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多年前回陕北，妻子一定要去看我的旧居，到了跟前，只剩一孔残窑，里边拴着一头驴。曾住在这孔窑洞里的两位老人已经过世了，两个矮矮的坟堆就在背后的山峁上，他们还守着自己的家。也许，这个破窑洞给予我的就是这片高原能给我的，我才为它写了长诗《干妈》，将这孔窑洞保留在我的世界。知青点的生活虽苦，但还是一种降格的“城里人”过的日子。就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干农民的活，做城里人的梦。在这里和我一道生活过一年的知青，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朱毅力、王明镜、张桂兰、鄢小园、郭苹、沈宁、范家辉、马德祥……他们当年的模样我还记得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与这个国家有几乎相同的年龄，骄傲者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更多的是说我们是“老三届”，是“老插”。无论如何不可抹掉这个“插队”对一代人的影响。当时我到那老两口家里去，是今天的人不太好理解的理由：想彻底改变自己，就是既然不是城里人了，就做个真农民。我在那孔农民的窑洞里住了一年时间。作为一个在“文革”时期受歧视的“黑帮子女”，我十分感激这两位老人给我的一切，这在我一生中都不会忘记，长诗《干妈》就是我这种生活情感的记录。

　　这两个地方给我更多的是“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记忆，这些经历成为特殊的精神印记，让人难忘并且受用终生。但这些疼痛之地，能算作精神故乡吗？

　　我还没有答案，因此，我知道我是个游子……

　　（宋海洋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