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安宁

　　章太炎的生意经

　　文/吴安宁

　　国学大师章太炎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银元来买房，估计羡煞了不少人。倘若你以为章太炎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民国建立后，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为伉俪，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人士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他的勋章也作聘礼，凑齐了“四色”。

　　革命成功，章太炎总算有了“家室”。但他不仅“家”是租的，连家具都是借来的，全部财产，就是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老友送的贺礼，大约7000元。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朋友对他说钱多了不好携带，不如存入银行。章太炎觉得有道理，就委托其去办理。那人拿回一张存单给章太炎，几天后，汤国梨发现只有3500元。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家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他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他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烂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要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10万。梁士诒不同意，说最多1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可章太炎的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以为一件东西就是一个价，一张钞票用一次。买东西也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拿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一包烟，给5元；女儿要做大衣，给5元；出门坐一趟黄包车，给5元；看中了一本书，给5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5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章太炎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二次革命的时候，他被袁世凯骗到了北京，被软禁了两年多。不过在软禁期间，袁世凯还给他发了“工资”，每月500元。

　　民国初期，章太炎手上虽然没存款，但也不怎么缺钱，没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都当他是“国师”“顾问”级别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贴或者补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以前。

　　章家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汤国梨常出门张罗钱财，有时甚至去当铺典押。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为难，汤国梨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东上门收租，说积欠房租20个月，倘若不缴清，请搬家走人。汤国梨气得直掉眼泪，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得知章家落魄于斯，不甚狐悲，当即就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一张付积欠，一张寻好点的住所。有了好友的资助，章家才得以迁入同孚路同福里25号。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而是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子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的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寻上门来。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的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发生了交集。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一封信。不料杜月笙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元的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月笙有豪侠之风。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此事让梁启超实在看不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章被“诱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元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吗？

　　（汪壁江摘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