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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利用档案、文献、学术专著和报纸杂志等多类型史料，试图全方位解读晚清大变局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和作用，通过洞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认为，我们应正视历史教训，系统汲取历史经验。

一、问题意识

本书系统论述了西力东渐后在中国所发生的变局，提出了有学术意义的课题：大变局的发生给晚清中国带来了什么，晚清政府是怎样应对这一变局的，这场变局最终对清王朝的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发挥了什么作用。本书对晚清变局的产生、发展、结果及影响等各方面做了过程性回顾，分析了晚清政权是怎样在大变局中生存和维持统治的，又是怎样在改革中灭亡的。

二、基本观点及研究内容概述

第一章《变局前之政治秩序》，主要为引入本书的重点——晚清变局之“变”而论述变局前夜的各项政治秩序，以便同晚清时期作对比。本章回顾了清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建立的政治文化秩序。清朝以军事征服起家，入关后及时汲取传统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建立了极端君主专制统治制度。从南书房到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在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层面上，清朝前、中期，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府、县三级，省一级最高军政和行政机关分别是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如钱穆所说：“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事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和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做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由于清朝是由异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统治者为安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极力使政治文化统治体系汉化，清廷尊孔、维护儒教、开科举等措施即能揭示。在中央和地方官员人事分配方面，清廷在“首崇满洲”国策的基础上，六部尚书、侍郎满汉各半(满人官员权限要大于汉人)。在军事和财政权力方面，作为经制兵的八旗、绿营，兵权全归于朝廷和皇帝，不为地方将帅所私有。在财政权力分配上，中央对地方赋税的存留给予截扣，最终压抑和剥夺了地方支配赋税的权力，达到财政集权的目的。

　　第二章《皇权危机之凸显》，主要论述近代早期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走上一条截然不同于清朝前、中期的发展道路。首先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严重冲击了“华夷之辨”的原则，主权、司法、关税等诸多涉及国家利益的权益遭受侵害，“闭关自守”已难以为继。通过“条约体系”逐步替代了以往的“朝贡体系”，“天朝上国”的观念开始改变，代之以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萌生。当然，体制内的先进分子主张发起洋务运动以图“自强”“求富”。这种在器物和制度上的变局，空前冲击了中国帝制时代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根基——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总体而言，近代早期中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使清朝政治制度出现了分化，同时孕育了与西方国家开展外交的新型政治机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总税务司等。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又名“洪杨起事”)兴起，近代首次皇权危机出现。该运动与北方捻军等起义并起，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名“英法联军之役”)列强侵略势力的加深，更加剧了清统治危机。

　　第三章《二元格局之形成》和第四章《中央与地方之博弈》，系统论述了皇权危机出现后给朝野上下所带来的新变局及对晚清最后半个世纪政局的影响。以传统礼教理想主义作为群体动员的思想外衣的太平天国，在起义发动后不久就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颁布了土地纲领，制订了严密的等级制度以及考试选官用人制度等。随着清军和太平军军事对峙局面的扩大，清政府老牌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几乎丧失战斗力，故统治者只好允许地方督抚办理团练，以曾国藩的湘军势力最为强大。湘军兵为将有，私谊至上，军饷自筹，各尊其长。为对抗太平军的需要，清政府陆续下放了一系列权力，终使湘军发展成为军事、行政、财政合一的地方官僚集团，而这一新集团自然由地方督抚把控，彻底改变了清前、中期内重外轻的政治局面。尽管清统治者不甘心权力下移，欲将丧失的地方权力重新收回，但即使暂时裁撤湘军，兴起的淮军以及残存的湘系集团势力犹存。清廷曾利用上述两派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采取互相牵制的策略达到分而治之，又通过扩大总理衙门的对外交涉权限，限制地方督抚对外交涉职权等手段，却终究无法扭转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海关、外交、军事、财政等实权均长期为地方汉族实力派官员所操持，这就演变成了清廷、以湘淮军为核心的地方军政集团和太平天国政权三方关系和互动，形成了新一轮的中央和地方、体制内外间的权力博弈。

　　第五章《变，未必通》和第六章《权威易手与秩序重建》，分析了中国如何应对晚清新变局，怎样救亡图存，以及清政府最终是如何在改革中亡国的。此两章梳理了从洋务自强运动到戊戌维新变法，由片面学习西方器物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艰难探索历程。然而，戊戌变法始终未摆脱焦虑型的激进主义情绪而破产。随着二十世纪初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清政府启动了二次自强运动——清末新政(又名“庚(子)辛(丑)新政”“庚子后新政”)，改革力度、规模刷新了有清一代之最，尽管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习俗、军事等诸多方面措施得力，但却不幸为清廷培养了三个异己集团——以绅商阶层为主体的立宪派、北洋集团和以外国留学生为主体的地方各省新军团体，对辛亥鼎革产生了直接和关键性的影响。

　　第七章《太阿倒持之教训》和第八章《瞻前与顾后：现代化与战略发展》是本书的总结性部分。通过系统梳理晚清七十余年的大变局，作者得出了一系列深刻教训，以为后世所镜鉴：首先是清前、中期，中央集权过度控制和剥夺地方，内重外轻，影响了地方的建设和发展；其次是晚清以降形成的太阿倒持局面，内轻外重，地方势力膨胀，时刻威胁中央的权威，两者均不可取。而相对理想的状态，则是中央与地方在权力分配方面，保持一定的“界限”和“度”，达到平衡，方能既保障中央权威，又不至于损害地方利益。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本书跳出了纯粹性地运用阶级分析法书写中国近代史的框架，通过对比近代史前夜的中国政治文化形态，探讨晚清以降影响中国历史演变进程的大变局，通过审视历史经验，为当今提供有益借鉴。本书的观点内容较多，作为一部近代政治史论著，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比较政治学等多种学科方法，在思想性和创新性方面均做了一些尝试。

　　本书一个鲜明的创新点是打破了过往以叙事史为主的叙史方式，不再按照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串联篇章主体的线索，而是将清前中期近两百年的历史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的晚清史完整地衔接起来，克服了以往学术界将清史以1840年为界割裂成两个不同时期的弊端，形成了完整的清朝断代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史研究偏重社会政治运动、忽视宫廷决策和中央—地方权力博弈的缺陷。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事件和运动背后的王朝和国家局势之变上，在探讨晚清大变局时，对清政权如何退出历史舞台以及清末民初北洋军政官僚集团因何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均给出了值得深思的答案。

四、史料的选择和运用

在史料类型方面，本书运用了档案、文献、学术专著和报纸杂志等多类型史料，其中，文献包含重要历史人物的日记、回忆录以及奏折等；学术专著则包含近代以来的学术名家著作、重要人物传记、兵志、通史工具书等；报纸杂志则有晚清主流媒体报纸杂志，发行量广、社会舆论影响力强。本书在史料运用方面，遵循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理念。在每一章节均避免呆板的理论叙史，而是拿珍贵史料说话，进而得出相应结论，将人和事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辅以史料穿插，科学、中肯地得出结论。

五、结语

本书认为，晚清变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原本封闭、内向的发展道路出现重大拐点，被迫融入世界；第二，尽管中国面临列强入侵而极大地损害了种种国家利益和权益，但同时又为中国迈向近代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契机；第三，在外部因素刺激和影响下，出现皇权危机，天朝体制逐步崩溃，中央与地方在各项权力关系上发生了激烈的博弈，最终所带来的是清统治力量日益薄弱，在内忧外患中灭亡。本书从政治运作的角度指出，晚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未能受到各阶层的充分信任，因而一次极为偶然的情况下爆发的起义便成了王朝的掘墓者；晚清内忧外患不断，清廷为应对统治危机，客观上使地方势力坐大，导致中央集权被逐步削弱；统治阶层内部不团结，又不肯对外放权；未能使中央和地方在权力资源配置上出现平衡与协调的关系。由于晚清政府缺乏近代化的治国水准和富有远见的政治智慧，终将只能以败亡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