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所做的笔记类散文，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年间北宋都城开封的情况，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簪花现象由来已久，在宋代逐渐普及，不仅女子爱簪花，男子也爱簪花，这在《东京梦华录》中常有记载。
一、宋代节日簪花
簪花现象由来已久，到了宋代，簪花习俗日益普遍。在不同的时节，宋人佩戴不同的花或将花用于装饰。宋代上元、立春、端午、上巳、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重要节日都有簪花的习俗，以增添节日的喜庆欢娱气氛，或寄托人们万事顺遂、身体安康的美好愿景。立春为一年之始，自然而然受到民间及朝廷的重视，在这一天，京师中人，将自制的春幡、雪柳等饰物戴于头上或相互赠送，官员也会将皇帝赏赐的幡胜簪于首，庆贺完毕后回归私第。春幡，即春旗，立春日，或挂春幡于树梢，或剪缯绢成小幡，连缀簪之于首，以示迎春之意；雪柳，宋代妇女在立春日和元宵节时插戴的一种绢或纸制成的头花；幡胜是以金银箔、罗彩制作而成，用于欢庆春日的来临，或作为装饰物，或遗赠他人。端午时节，艾蒿、菖蒲、葵花、紫苏等花草竞相开放。人们在日出之前便会成群结队到野外采艾或菖蒲，带回家悬在门上，俗称“插艾”、“悬昌蒲”。据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记载，当时人们还会把艾草剪成虎形，插在头发上，也有用绒线制成的。有的人剪彩绸为小虎形，粘上艾叶，佩在胸前，称为“艾虎”，并用五彩线做成装饰品，有的妇女将艾蒿做成小符并写上咒语簪插于头，或佩带于身以辟邪渴求平安吉祥。
九月九重阳节自古便于菊花、茱萸相联系，此时，各种菊花争相上市：有黄白色而花蕊像莲房的万龄菊，白色而花蕊呈浅红色的木香菊，黄色而花呈圆形的金铃菊，纯白色而花朵大的喜容菊等，这些菊花比比皆是。人们簪戴菊花，登高望远，也有店家将之装饰门户的。
节日簪花现象在宋诗中也常有反映。郑獬《江行五绝》：“清明村落自相过，小妇簪花分外多。更待山头明月上，相招去踏竹枝歌。”清明时的村落有不少妇人簪花。相对于清明端午来说，重阳节的簪花戴花景象最为普遍。张纲《次韵仲弼重九》：“黄花白酒两相逢，把酒簪花对晩风。”一种簪花痛饮的豁达溢于言表。范成大《病中不复问节序四遇重阳既不能登高又不觞客聊书老怀》：“家人亦复探新篘，插花洗盏为翁寿。”一家人插花齐乐，洗盏虑酒为“翁”庆寿祝寿。杨万里《曲江重阳》：“插花醉照濓溪井，吹发慵登帽子峰。莫问明年衰与健，茱萸何处不相逢。”诗人头上插花，把溪井当做镜子映照自己的醉相，一幅天真的姿态跃然纸上。“此时插花此时乐”，不去想以后的境况，坦露出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此外，还有其他节庆时的簪花，如《新年贺太平》：“卖钏犹堪醉，簪花不恨贫”，何梦桂《和何逢原寿母六诗》（之二）：“庭下阿儿寿慈母，簪花拜舞笑牵衣。”出现在民间节庆仪式中的簪花戴花意象，往往成了欢愉快慰的表征。
节日簪花也是朝廷礼仪的重要仪式，每逢重大节日、典礼，朝廷都会御宴群臣，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礼仪程式便是赐花、簪花，这既是表达节庆的欢娱之情，也是对官员的赏赐。《宋史·礼志》详细记载了宴饮时皇帝赐花、戴花的过程：“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讫。”可见宋代宴饮过程中赐花、簪花的喜乐场景。御宴簪花发展至南宋，尽管参加宴会的官员、侍从等都有赐花、簪花的机会，却有等级区分，根据赐花、簪花的种类，可以看出官员的等级及身份的高低贵贱，且南宋皇帝不簪花，以示皇权尊贵与皇恩浩荡之意。《梦梁录》卷六“孟冬行朝乡礼遇明禋岁行恭谢礼”条记载了官员赐花、簪花的种类、数量：“嘉定四年十月十九日，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又条具遇圣节、朝会、宴赐群臣通草花；遇恭谢、亲飨赐罗帛花。且臣寮花朵各依官序赐之。……惟独至尊不簪花， 止平等辇后， 西黄罗扇影花而已。”
簪花戴花已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除节日簪花外，人生的重要仪式，如婚庆喜事及友人相聚等场合中，簪花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二、簪花品种
宋人所簪之花，大抵可分为生花和宫花两种。生花即野花，多随季节开放而插戴，有的鲜花蕴含着人们的民俗心理；宫花是以罗绢、通草、金银等制成的假花，又称“像生花”，通常是御宴时皇帝赏赐群臣。宋代男女所簪之花材质未有大的区别，但形制大有不同，女性簪花的样式比男性丰富，除鲜花和像生花外，还有金银、珠翠、绢帛制成的簪子、钗子、梳子等，还可将花式与冠子相结合。生花大多娇艳无比，弥漫着香气，为妇人和儿童所喜爱。宋代由于坊市制的分离，城市经济日益发展，于是出现了花市，同时还有关扑花朵者。正月时，“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踴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袜、靴鞋、玩好之类”。三月时节，鲜花盛开，花市上卖花人用马头花篮一字铺开，售卖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等鲜花，常有贵妇遣女仆及孩童前往购买。但鲜花枯萎速度快且不易保存，因而宋人插戴鲜花多是随时节变化而变化，如端午节插艾、菖蒲，重阳节插茱萸、菊花。此外，牡丹、芍药、玫瑰、茉莉、杏花、石榴花、栀子花也深受百姓喜爱，宋代男子大多插戴牡丹等鲜花。
关于像生花的起源，有秦始皇和汉代两种说法，宋制罗帛花分为三等，一等大罗花，又分三色。二等杂色罗花，三等大绢花，亦二色。《宋史·舆服志五》：“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扈从皆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太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赐宴、及赐新进士闻喜宴，并如之。”《武林旧事·庆寿册宝》：淳熙十三年（1186 年），太上皇赵构八十庆寿，“自皇帝以至群臣禁卫吏卒，往来皆簪花。”又“恭谢”：大礼后，诣诸神宫恭谢，“礼毕，宣宰臣以下合赴坐宫并簪花，对御赐宴。上服幞头，红上盖，玉束带，不簪花。”制作像生花的材料非常之多，除了常见的罗帛花和金银花之外，还有硬质的珠花、软质的绒花、通草花等。
三、宋代节日簪花习俗盛行的原因
（一）寄托了人们的心理诉求
由于古代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为主，因而在天灾人祸面前，人们都显得格外渺小，同时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人们积累了一些经验，认为一些植物能起着驱除猛兽虫蚁、强身健体的功效，因而赋予这些植物趋吉避凶、禳灾祛祸的含义，并将之佩戴于身，如萱草、荷花、牡丹、芭蕉、芙蓉等植物都寓意吉祥。及至宋代，在一些传统民俗节日中，民众簪花戴花以消除心中忧虑，祈求生活顺遂。百姓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于这些植物中，并历经千年不衰，反而将之固化为特定的民俗符号，形成中华民族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独特的民俗风俗。节日簪花既是传统民俗节日的庆祝方式，也是人们禳灾避邪、期许健康的寄托。苏轼在《浣溪沙》中写道：“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这首词描写了端午节人们欢度佳节的场景，而这两句则是写端午节时妇女将五彩丝线缠绕于手臂上以祛鬼避瘟，将写满咒语的艾蒿做成小符斜挂在发髻上以庇佑平安。端午时节，人们插艾叶、菖蒲，既有趋吉避凶的迷信心理，也是人们在长期劳动和生活中对自然现象的反映，夏季，寒热交加，瘴气弥漫，丛林之中毒蛇虫蚁频繁出没，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人们插艾以驱除毒害，祈求趋除邪祟，此种习俗在今日部分地区依稀可见。重阳节时，人们插菊花、茱萸，既表现了文人的高洁情怀，也表现了人们平安吉祥、健康长寿的心愿。
簪花戴花不仅表达了人们节日欢庆的喜悦之情，还表现了人们趋吉辟邪、期许健康与长寿的心理，展现了百姓对科举入仕的美好愿望。宋代文人中也有簪花的，表达对科举及第的期许。科举考试自隋朝创始以来，便成为寒门子弟期许出人头地、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发展至宋代，科举考试的方法、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录取人数、开考次数及阅卷方式都教隋唐时期更为严苛，竞争的残酷性也可见一斑，同时，宋代为防止武将专权，施行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科举考试在官员选拔上尤为重要。“科名至上”成为宋代举子们的毕生追求，仕人们认为一些花富含“花瑞”，寓意吉祥，因而科考仕子通过簪花寄寓自己对科举及第和仕途畅通的热切期盼。
（二）皇帝赐花簪花的推动
两宋皇帝大多喜爱花，真宗喜爱梅花，神宗爱簪姚黄，而宋徽宗尤爱簪花，每次出游“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上行下效，皇室贵族喜爱簪花，平民百姓势必效仿。据《水浒传》记载，梁山好汉大多以头戴花朵的形象出现，如阮小五、浪子燕青。《水浒传》第十五回写道阮小五鬓边插戴石榴花的场景：“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除此之外，柴进、戴宗、宋江、杨雄、蔡庆、徐宁、杨志、花荣、焦挺、索超等数名英雄好汉也极爱簪花， 这与史料记载中的簪花现象同出一辙。两宋皇帝致力于簪花习俗的推广和普及，既与统治者的个人爱好息息相关，但更看重的是它在政治上的特殊功能，以及对于维护封建的益处。国家礼乐制度自形成伊始便带有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寄托着统治者某种政治意蕴，并通过礼仪形式显示皇帝的恩宠，彰显统治者的仁义善心，同时将这些礼仪固化于人心，形成详备而影响久远的礼仪制度。正如淳熙年间礼部尚书赵雄所云：“今庆典之行，亘古未有，自非礼仪详备，无以副中外欢愉之心。”又《宋史·礼志》说：“宴飨之设，所以训恭俭，示慈惠也。”节日簪花本是承载着不同时代、不同艺术风格、不同区域的民间记忆和民俗审美，但在民间力量、精英力量和领导部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特色的礼仪制度，既与民间民俗文化相联系，同时与国家政治生活分隔不开，而皇帝的赐花簪花礼仪蕴含着如下政治功能：第一，赐花簪花是一种介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奖励方式，皇帝赐予臣民花朵，拉近了君臣之间的关系，使得森严又死板的君臣关系变得亲切，展现了皇帝对官员及平民百姓的恩宠，彰显了政治的清明，是统治者拉拢和说服臣民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沟通手段。第二，花，本作华，“荣也”，花卉作为重要的民俗事象，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在重大礼仪活动中，簪花不但可以表示对祖先的尊崇之意，还可以烘托和渲染气氛，而男子簪花参与重大仪式又使得严肃刻板的仪式增添了浓厚的娱乐和喜庆色彩。第三，宋徽宗政和五年除夕曾下诏放灯：“诏景龙门预备、为元夕之具，实欲观民风、察时态、黼饰太平、增光乐国，非徒以游豫为事。”可见赐花簪花也是统治者粉饰太平、安定人心的重要工具，节日簪花不仅是民风民俗的重要体现，也是节日狂欢的重要方式，更是国家实力和百姓生活的表达。
宋代皇帝的赐花簪花也影响了世人的审美，使得民间簪花现象也大为兴盛。民间簪花与皇帝赐花大不相同，多是随心所欲，随时节和个人喜好所戴，没有固定的花朵样式。农历二月十五日花朝节时，人们外出游玩时赏花活动最盛。吴自牧《梦梁录》记载：“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望之时，最堪游赏。”花朝节时，百花争艳，按照浙江地区的风俗，游人们多出门赏花，络绎不绝。此外，一些寺庙在鲜花盛开的时节也开放园林，供游人和香客们赏玩。
（三）宋代士人审美观念的转变
宋代士人对于簪花经历了一个由抵触到接受的过程。宋代朝廷规定须将朝廷所赐之花插戴于头上回府，不得让仆从持戴，否则便是不举行为，司马光对此规定虽未明言反对，但也未表赞同，他曾于《训俭示康》中言道：“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及至新科及第，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也，不可违也。乃簪一花。”由此可见，首先，司马光并不认为皇帝赐花是荣耀或光荣之事，反而认为簪花是皇帝旨意，不能违背，是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其次，司马光认为朝廷赐花、簪花是奢侈腐糜之行为。司马光此举虽不能反映全数士人的行为举止，却代表了部分士大夫的心理。由此可见，赐花、簪花在北宋实不能为大多数士人所接受。及至南宋，赐花、簪花逐渐成为朝廷朝会、节日时的一项固定仪式，慢慢变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百姓心中荣耀与恩宠的象征，随着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上至朝廷官员，下及平民百姓，都渐渐转变其审美观念。两宋时期重文轻武，门阀士族被彻底荡除，庶族地主地位全面上升，传统社会的审美观念急剧变化，在变化多端的社会趋势下，文化精英的审美观念也逐渐转向以俗为美。苏轼曾言：“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亦云：“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宋代程朱理学盛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压抑人性、禁锢情欲的社会形势下，士大夫们试图在生活中找到一种超然脱俗的方式对抗固化的封建统治，节日簪花便是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和途径，簪花本是女子修饰面容的工具，而宋代男子纷纷以簪花这种与传统礼教和世俗相背离的方式表现自己异乎寻常、别具一格、潇洒不羁的胸性，显示自身的清高傲世情怀和俊爽绝俗之志。四、结语
《东京梦华录》一书对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汴京的汉族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翔实的记载和详尽的论述，为后人留下了探索宋代汴京城里各个阶层居民生活面貌的大量宝贵资料。其中记载的簪花现象不仅反映了东京市民的喜好，也展现了宋代朝堂礼仪制度，对于今天研究宋代政治制度有重要意义。注释：
①(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②(宋)吴自牧.《梦梁录》,《全宋笔记》第八编第五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
③(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M］.伊永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④《宋史》卷120《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⑤(宋)周密.武林旧事［M］.杭州：西湖书社,1981.
⑥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55.
⑦(明)施耐庵,罗贯中.容舆堂本水浒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⑧《宋史》卷130《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⑨11《宋史》卷113《礼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⑩(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6篇下)［M］.(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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