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诗卉　图/孙　岳

　　一个北京梦

　　文/杨诗卉图/孙岳

　　离开考研自习室的前一天晚上，萍水相逢却朝夕相处了一整年的考北师大的女孩走过来说：“我明年可能去不了北京了，你先去，我再努力一年来当你的学妹。”我无从安慰，问她：“如果分数考得高，可以调剂到别的城市，你是否会接受？”她摇了摇头：“不，我只想去北京。”

　　这是跟我一块儿准备考研的姑娘，她喜欢科幻小说，考北师大是因为全国只有北师大有科幻小说研究所。我们看书看累了时，就在走廊里聊我们喜欢的电影、书和各自的一些朋友。她说：“看着从前跟自己一块儿上学的同学，现在在大城市甚至在别的国家打拼、生活，有时会突然害怕身处三线城市的自己会不会落下他们太多。”我说：“我也很害怕，所以想要拼命努力追赶上他们。”当我在这个城市想找一份合适的兼职都觉得困难时，好友S却在北京的某时尚杂志社实习，而且几乎飞遍了全球；J在一家外资企业实习，干得风生水起；还有曾经默默无闻的X，我从她的微博里看到她在北京当了某个小乐队的主唱，听了她上传的一些她唱的歌，我惊讶于我竟从来不知道她唱歌原来这么好听，视频里的她也显得比从前自信了许多。

　　北京似乎有某种魔法，让身在其中的人，身上一些原本很微弱的光都被无限地放大。

　　我跟她常常会畅想在北京的生活，鞭策着彼此在考研这场战役中奋进。她说：“要是去了北京以后，一定会遇到许多文学爱好者吧？然后我们五六个人，在后海的某个小酒吧里，聊聊文学和理想，该会有多幸福啊！”我也渴望这样的生活，而如今我认为在我身处的环境中，“文艺”逐渐成了一个贬义词，“谈文学”“谈理想”这样的话在众人看来都觉得如琼瑶剧一般酸腐。你浅薄，你掌握越多的娱乐圈八卦新闻，你看了当下热映的电视剧，你让众人开心大笑，你就越受欢迎，谁愿意没事儿听你讨论人性的善恶和人的存在？我很自觉地融入了我身处的这个简单的环境，但是从点点滴滴中所窥视到的北京的文化氛围却仍然让我极其向往。我对女孩说：“要实现我们所向往的生活，现在就得隐忍，考上了，一切都好说。”那晚，她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多年后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我不愿听见梦破碎的声音。”

　　2012年4月，我第一次去北京。站在T2航站楼门口，我看着身边的人们拥抱、欢笑、流泪，处处都是动人的故事，头顶上的飞机飞往世界各地。彼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整个世界那么近。是的，北京就是世界。我给身在北京的好友发微信，我说，我觉得整个城市的上空都冒着气泡，里面装满了这里的人的故事和希望。她说，北京就是一个给人希望的城市，但是，也有无数人的梦在这里破碎。

　　憧憬固然与破灭相生相伴，但我顾不了那么多，北京对于我，就是无数场读书交流会、音乐会、进杂志社的机会、小酒吧里与志同道合者的畅聊—聊那被众人唾弃的文学和理想。我站在一个三线城市的角落里憧憬着北京的一切，甚至渴望去呼吸它的雾霾，犹如一条鱼巴望着水，犹如在尘埃中仰望苍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在同一国度，说着一样的语言，这个包容又苛刻的城市却让人那么畏惧，畏惧又向往，向往却又怯懦。城外的人道着它的种种是非，而北京城里人的生活呢，却又成为护城河外众人偷偷窥视的万花筒。

　　

　　昨晚，也就是考研结束一周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三姨、姨父做了一桌子我最爱吃的菜。饭后，姨父说：“你想要在北京生活啊，简直太困难了，‘北漂’那么多，哪里有你的容身之地？再说，你租个房子，就算三五个人合租，你一个月也得一千多元钱，外面吃饭又贵。还不如回家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姨父一向对我很好，我点着头应和着他。晚上，母亲对我说：“万一，我是说万一你没考上，调剂回来也挺好的嘛，至少你拿着研究生的文凭再去北京打拼，总比你现在拿一个二本学校毕业证只身过去容易得多。”我说，我不想再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浪费三年时间了，我考研并不是追求一个文凭，而就是想借这一种方式待在北京，就算没考上北京的学校，再苦再累我也决心过去。

　　“北京”这两个字，简直像刻在我心里的魔咒，虽然我对它并不了解，但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力量驱使我努力向它靠近。如同毛姆笔下抛弃了一切的查尔斯，心底有一个声音驱使他成为画家一样，也有一个声音在我心底不断地对我说：“去北京，去北京，去北京！”

　　（兰 心摘自《北京文学》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