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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当号子:在秦岭深处吼唱

时间:2023/11/9 作者: 读者(乡土人文版) 热度: 16283
文/许伟明

  两当号子:在秦岭深处吼唱

  文/许伟明

  

  一

  10月底,秦岭南麓依然处在雨季。这里地处中国南北分界,深秋的暖湿气流仍在北上,受到秦岭南坡的阻挡和抬升,形成了连阴雨。

  峡谷深邃,山腰总是凝聚着白雾,山上的灌木叶在朦胧雾气中泛着醒目的红色。

  店子村位于甘肃省两当县风景最美丽的“云屏三峡”深处。村里正在举行一场喜宴。换在以前,类似婚宴这样的热闹场合,人们一定会吼上几首“两当号子”。但现在,氛围已经大大改变了。

  两当号子是祖辈留下来的一种音乐形式。像歌曲一样,两当号子也是一首一首的,各有名字,各有不同的曲调和旋律。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号子,尤其是在峡江地区,有许多船工、纤夫、挑夫的号子,但两当号子和它们完全不同。船工、纤夫、挑夫的号子具有协调劳动节奏的功能,两当号子更多的是劳动之余的娱乐和交流。

  云屏三峡位于嘉陵江源头,山高谷深,店子村的田地主要在山腰上。“你在这边山头,我在那边山头,就这样互相唱了起来。”村民马荣说。

  听起来,两当号子的生长环境和此前我们在广西听闻的“过山腔”类似,都是在深山中孕育出来的。事实上也大抵如此,两当号子讲究声音的高亢,从而具有更强的穿透力。并且,两当号子还融入了山歌的元素。

  两当号子分为“花号子”和“排号子”。花号子没有歌词,只唱“哟、嗬、咦”这类虚词。例如《大公鸡号子》,第一句是这样的:“咦咦—哟嗬—嗬咦—哟。”这些虚词除了发音之外,并无其他意义,就像做声乐练习时唱的“哆啦咪”一样。花号子当中又有“公鸡号子”和“唢呐号子”,分别是对公鸡和唢呐的声音的模拟,音调都很高。

  “排号子”则融入了山歌的元素,往往是简短的歌词后面加一些“哟、嗬、咦”这类虚词,例如排号子《苞谷叶儿像把刀》,开头是这么唱的:“苞谷叶儿么像把刀哎—咦哟咦—哟嗬嗬—咦哟—嗬哎—哟咦。”

  二

  1957年,袁正有32岁。他和店子村另外两个村民前往北京,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献唱两首两当号子,分别是《万年花》和《公鸡号子》,都是没有歌词的花号子。

  这次献唱之后,两当号子火了起来。虽然歌词不多,尤其像花号子,根本没有歌词,但是高亢的声音、丰富多变的曲调、动人的节奏,让两当号子在云屏乡以及周边一带广为流行。

  周帮民是袁正有的邻居,今年45岁。他记得在自己年幼的时候,袁正有总是有事没事地吼唱号子。而唱号子,也不仅是袁正有个人的爱好,是集体的爱好。人们在红白喜事上唱号子,在劳动之余唱号子,喝酒时唱号子,小伙子和大姑娘谈对象时唱号子,什么事都没有时也唱号子。

  这场面像是某个越剧片段,人们说着说着就突然唱了起来。那时,在店子村里,号子就是最流行的,就像是抽烟喝酒那样,吼唱号子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三

  我一共见到了5位会唱两当号子的村民,马荣是当中年纪最大的,58岁,也是声音最为高亢的。

  在峡谷路边的一个农家里,女主人给每个人递上自酿的玉米酒。在这湿冷的深秋里,一小杯酒带来了温暖和慰藉。

  其他人都一饮而尽,唯独马荣拒绝喝酒,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嗓子。“我不能喝酒,喝了就没那个效果了。”他要保持自己的高嗓音—极高的高音。

  同一个号子,别人唱出来的效果和马荣唱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周帮民他们最多只是男中音,但别人和马荣的区别,又不仅是中音和高音的区别,风格也大不相同。

  其实,周帮民他们唱的号子,在我听来已经很好听,他们唱得质朴、本真、纯粹,并且也唱得颇为轻松,让你相信这的确是生活中所能常听常唱的。而马荣的高音追求的是声音的雕琢与饱满,他仔细地起音和落音:“好比原来3秒的声音,你只拉了一秒半的高音,那就不一样。”

  每一次拉高音,他高亢的声音都将其他杂声淹没,似乎整个世界只有他的声音。他吼唱的号子尖锐但不刺耳,高亢却很稳定。他用高音把人征服,令人震惊。

  没有人能够和马荣对唱,因为对唱要求两人的声调高低相近。他用自己独特的嗓音,模仿袁正有等老一辈流传下来的曲调。他唱公鸡、唢呐号子,将老一辈的遗产、店子村的传统,认认真真地吼唱出去。

  四

  店子村人认为,他们的祖辈来自陕南的宁强一带,他们迁居于此,从宁强带来了民歌腔调,然后在陇南的深山里生长和发展,形成了如今的号子。

  然而,从宁强到店子村,这只是大迁徙中的一个细小的分支罢了。从全国各地到秦岭,发生了多次规模更为庞大的人口迁徙,其中一次,被认为和两当号子紧密相关。

  当地史志记载:“清乾隆末年,湖南、贵州的苗民起义,嘉庆元年的湖北白莲教起义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兵的追杀,前后相继进入陕、甘、川交界的荒山密林中。他们采木搭棚,挖坑筑炕,吊罐做饭,火塘取暖。大多数人从事耕种、狩猎、挖煤、冶铁的生计,被两当人称为‘棚民’。”

  “棚民”来自两湖、两广、贵州、四川等地,语言风格相互串味,为融入当地,也学习了当地语言,逐步变成了“湖广广腔”。在长期的劳动中,“棚民”中有一些人将南方号子和本地老号子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两当号子。直到今天,也只有用特殊的“湖广广腔”唱两当号子才对味。

  再后来,因为两当县的云坪、广金两乡与陕南的略阳、勉县相邻,人口的迁徙、流动使两当号子与陕南号子相互融合、影响,两当号子吸收了陕南号子中的某些元素,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五

  老人越来越多地去世,袁正有也于去年辞世。

  店子村共有40多户、160多人,全村会唱号子的现在仅有10来人,马荣、李发明、周帮民、赵丙付、张建友,是其中的5个,年纪都在45岁以上,现在是这个村子传承两当号子的核心。

  周帮民记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10年“文革”之后,两当号子重新焕发生机,许多人都在唱两当号子。尤其是在过年的社火活动中,两当号子极为风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老人们逐渐去世了,人们对两当号子的热情也慢慢消逝。

  如今,两当号子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在店子村里,还有几个中年人在深山里延续着祖辈的吼唱。

  (田宇青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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