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瑛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0 世纪30 年代，沈从文明确提出要重造“民族经典”，实现中华民族内部“人与人关系的重造”。他将湘西的巫鬼文化作为文化重建的资源，看重其“人神合一”的神性和原始、野性的生命力，希望藉此实现民族品格的重造。沈从文文化重建的思路，深深影响了韩少功等20 世纪80年代中期涌现的寻根作家。他们延续了沈从文到本土文化资源中去寻根的独特思考，选择到民间非规范的巫文化中去发掘有效质素，以重建民族的自我。

一、人与万物通灵的诗意生存

郑万隆曾在小说《我的光》中说：“山里的一切，树、草、鸟、兽、风、雨、雷电包括石头都和人一样，都是有灵性的。‘他们’都认识你，你们一定得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这里表现的正是巫文化传统影响下保存下来的人与自然通灵的原始思维方式。原始人将自然神化，有灵魂、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自然是人类崇拜敬畏的对象。人类通过祈求神灵的保护、聆听神的声音，达到与自然神的沟通与亲近。

　　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儿童的思维特点与人类童年时代的原始思维方式比较接近。因为儿童思维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混沌的、互渗的。在儿童眼中，万物皆有灵性，自然具有人的喜怒哀乐。这样，人不是征服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权威，而是自然中的一个存在物，与自然处于平等的地位。寻根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拥有神秘的原始思维方式的孩子形象，如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铁孩》中的黑孩、铁孩，蔡测海《古里——鼓里》中的小男孩果果，贾平凹《高老庄》中的石头，他们性格孤僻，行动怪异，沉默寡言，甚至完全放弃语言，拒绝文明，远离成人世界。但是他们却和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具有超自然的直觉和对自然神秘的感知能力。这使他们能挣脱成人世界的压抑，在奇幻的梦境和对自然的幻想中复活古老的人类集体记忆，实现内心高度的精神自由和通灵的诗意存在。

　　《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光背赤足，头发根根竖起，像刺猬的硬毛。在菊子姑娘的眼里，“黑孩儿像个小精灵一样活动着，雪亮的灯光照着他赤裸的身体，像涂了一层釉彩。”他并不是哑巴，但他从来不说一句话，拒绝和人类世界交流，但对自然却具有超常的感知力，他所拥有的快乐和微笑都来自于自然界“河上神奇的气体”、“沉甸甸的迷雾”、“黄麻叶片”、“红萝卜”等带给他的想象。小说结尾，他一丝不挂钻进了黄麻地，像一条鱼儿一样游进了大海。自然是黑孩栖居的家园，自然界有灵性的万物在他眼前幻化出一个明亮温馨的童话世界，给这一长在“文革”时期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农村，活在无爱的人类世界里的孩子带来超越苦难生活的乐趣。

　　和莫言笔下的黑孩一样，蔡测海《古里——鼓里》中的小男孩果果也是充满野性的自然之子。果果是一个美丽的“落洞女人”和一个过路的草药匠所生。他是“一株生在野地里的向日葵”，在自然的怀抱中孕育、长大。自生下来果果就“浑身一丝不挂，皮肤黑而光滑。他像一只黑水獭，很机灵的样子”，“走路猫一般地又轻又快”。已经十一二岁的果果拒绝读书，拒绝穿衣服，他说：“野狗子不穿衣服！树也不穿衣服，草也不穿衣服！石头也不穿衣服！”他不喜欢人类不自由、处处受束缚的群居社会生活，他选择和喜鹊一样常年居住在一棵一千多年的老柏树上，练就了快速爬上高树的超人本领。最终，他和兴伯从医院中逃跑，离开了逐渐现代化、功利化、世俗化的阴河寨，不知走向何方。

　　《高老庄》中的石头和《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一样，沉默怪僻，几乎不与人说话。石头四岁上不会说话，会说话了又不愿意说。但是他能听懂蝴蝶的话，能用口哨驱策蝴蝶。他成天埋头画画，画出的画有预测吉凶的神秘。身患小儿麻痹、看似愚钝的石头，却能与世间万物达到天人感应，和天地山林心性相通。

　　寻根小说里，还有一类人物能与自然相融合，她们就是能通鬼神、担当沟通人类世界和鬼神世界中介的女巫师。这些女巫师美丽风流，深居简出，形迹诡秘。她们往往具有超越常人的某种才能，通身笼罩着神秘的气息。

　　首先，这些女巫不是被丑化了的装神弄鬼、疯疯癫癫的神婆形象。寻根作家把女人的美丽、性感、灵巧、聪慧等人性的美质赋予给这些巫女们。叶蔚林《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里的十八仙姑是个寡妇，住在极整齐、干净的白色小屋内。她会祈祷、念咒，灵魂可以出窍，走入幽冥之界让鬼神附体。蔡测海《船的陨落》里善贞娘娘光洁如玉，美丽无比。她一生都没有结婚，每天在茅屋里绣花，“绣出日月星辰，花卉鸟兽，山石流水，绣得灿烂，绣得活鲜”。她的茅屋弥漫着花的香味，蜜蜂和蝴蝶在她的茅屋周围飞来飞去，姑娘们都喜欢到她那儿去。她还会跳巫舞，“先跳茅谷斯舞，跳那播种生命的神，接着跳舍巴日，跳这繁殖生命的神”。张炜《古船》中的寡妇张王氏已经六十多岁了，然而在为调查组准备酒席时，“她的脸上、脖颈，再无一丝灰气，肉色鲜亮，楚楚动人”。张王氏精于乐舞、祭祀、占卜、巫医术等各种巫技，会看相，会做道场，会看风水，会做酱油和面酱，会土法酿酒，会烹调，会医术，懂养生之道。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盐早的老祖娘是一位蛊婆，她“慈眉善目”，“并无人们传说的恶毒气象，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高行健《灵山》中的巫婆朱花婆妖娆又善良，充满女性的魅力和诱惑。这些女巫们是人，也是巫文化催生出的精灵。

　　其次，她们能通晓自然宇宙的不可言说的奥秘，勘探到人性的隐秘之处，并以她们超人的才干和智慧化解深重的苦难，驱除无法躲避的灾难，给暗淡无光甚至令人绝望的人世带来诗意的想象、心灵的满足和对美好世界的憧憬。

　　张炜1986 年在济南举行的《古船》讨论会上说：“我觉得伴随着这种神秘而美好的粉丝工业的，就应该有一个算命的女人。”张王氏就承担了这一角色。她是齐鲁文化中巫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张王氏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她预知老隋家走向败落的命运。在她为隋迎之看相后，隋迎之整整一天都语无伦次，心神不宁，后来做出了将家族世代经营的粉丝工厂无偿交出去的重大决定，从而幸运逃过了土改被批斗的劫难。张王氏主持和参与的几次丧葬仪式都是对全镇人情感的一次洗礼，以仪式的神秘和肃穆，唤起了全镇人对生命的尊重。她目光锐利，能看到镇长赵炳腹内藏有长蛇，精心为他做各种养生保健的方术。张王氏既是古老的洼狸镇人对巫鬼的信仰孕育出的多才多艺的神秘巫婆，同时她又给闭塞、守旧的洼狸镇带来了处世不惊的从容和鲜活强健的生命气息。

　　蔡测海《船的陨落》中的善贞娘娘是个热心肠人，她给字牛寨人带来了生活的快乐和美丽的憧憬。字牛寨贫瘠、闭塞、落后，然而善贞娘娘的存在让寨里的姑娘们忘记了生活的苦难和折磨。她生活的茅屋充满芬香，蜜蜂一年四季都在周围飞来飞去。她绣出的花带，不仅好看，而且有神奇的魔力，那织花的腰带能招来如意的男人，不育的女人系上还可以受孕。当她跳起了古老的巫舞，能感染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一起跟着跳起来，全寨人都沉浸于欲望张扬的激情和节日的狂欢之中。

　　能和自然万物自由往来的孩子们和巫女们，生活在有灵性的大自然之中，自身也拥有自然赋予的灵气和神秘。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的生存图景，是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征服自然、张扬理性的现代人所无法得到的。现代科学祛除了自然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人类的理性无限膨胀，然而，“当理性获得全胜时，夺取世界舞台的却是纯粹的非理性（力量只想要自己的意愿），因为不再有任何可以被共同接受的价值体系可以成为它的障碍”。人类破坏了自然，却失去了家园，出现了自我的分裂，从此陷入心灵的漂泊无依和精神的焦虑之中。而巫文化中人与自然保持同等的地位，两者融为一体，既让自然的神秘得到尊重，也使人性中的诗意和神性得以保存。

二、巫术仪式中彰显的坚韧的生存意志

人与自然和谐交融是人类拟构的理想化生存图景。实际上，自然并不总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和谐、宁静、充满诗情画意的桃花源世界，相反，它往往是闭塞、古老、苍凉、幽暗让人感到神秘莫测、甚至恐怖的自然。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史遗三录》等作品里的湘西世界与世隔绝、神秘怪诞。村寨充满了蛇虫瘴疟，山上石壁狰狞，大岭深坑，常年浓雾弥漫。郑义的《老井》、《远村》展现出太行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这里旱魔肆虐，人与狼、人与狐争水喝。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中的东北地广人稀、昼短夜长，茫茫的林海雪原，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天崩地裂的倒开江，湿漉漉的弥天大雾，寂静、神秘的大山，尽显自然的原始、粗犷。而乌热尔图描写的大兴安岭森林，无论是积雪的山峰，大雾弥漫的森林，还是坠着露珠的早晨，燃烧着琥珀色篝火的夜晚，都充满了原始、静穆之风。

　　置身于原始、偏僻、变幻不定、处处充满无法预料的凶险、灾难的严酷的大自然中，人们往往会产生不自觉的惊恐。人们相信自然背后存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的一切，对自然万物充满敬畏，同时希望借助于“巫术礼仪”来影响、强迫甚至控制自然。这种看似“迷信”、“愚昧”的巫术活动，正体现了人类以主动的方式建构人与自然神的关系，“人的巫术活动倒成了‘神明’出现的前提。‘神’的存在与人的活动不可分，‘神’没有独立自足的超验或超验性质。”。这正是在生存的困厄中与自然积极抗争的人的主动精神的体现。

　　郑义、陈忠实等作家书写了人们在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艰难和执着。面对贫瘠的土地，无法预料的天灾，人们并没有臣服于自然灾难的肆虐之下，而是相信通过种种巫术仪式，能获得人与神力的结合，从而依靠一种远远超越人间力量的神的力量，来战胜疾病和自然灾害。在祈祷神灵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以舞娱神，以牺牲祭神，以肉体的自虐和痛苦获取神的怜悯，从而击退灾难，赢得丰收。尽管人对自然神充满了崇拜和敬畏，但人正是在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中，获得一种超常的生命力量。正如贾平凹《高老庄》中圪塔庙的碑石上所刻的文字：“盖闻‘人以神灵，神以人显’，人无神不灵，神无人不显。是神与人互相为捍卫者也。”它道出了中国民间巫鬼信仰根深蒂固、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

　　郑义《老井》中，地处苍茫、贫瘠的太行山深处的老井村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在缺水的苦痛中煎熬，千百年来都无法改变在贫穷中度日的状况。“累断腰，渴死牛，有女不嫁老井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水。大旱之年，老井村人采取了偷龙王、请神水、跪香等巫术仪式求雨，希望能感动龙神降下甘霖。“善祈”不成，老井村人采取了“恶祈”。孙石匠自甘充当受罪受罚的“罪人”。他全身赤裸，头和肩颈绑着锋利的刀枷，“刀刃已在头上砍出道道血痕”。孙石匠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虔诚地伤残自己的身体，血流不止但仍然微笑着向乡亲们点头示意，勇敢地踏上了祈雨长途。祈雨的仪式，让他获得了一种半人半神的感觉，一股献身成仁的英雄豪气。他血流满面艰难地走到了终点，最终悲壮地死在了赤龙洞口。在孙石匠恶祈失败后，他的大儿子孙万水要两位兄弟用门板将有病在身的他抬进龙王庙。他将黑龙爷绑起来暴晒，手执铡刀逼龙王就范，终于为老井村祈来了一场大雨。在雨中他发誓不打出井，誓不为人。

　　陈忠实《白鹿原》中，描写了白鹿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旱灾，族长白嘉轩带领白鹿村的村民来到关帝庙祈雨的悲壮场面。全村十二岁以上的男人全部跪伏在大太阳下，有的头戴柳条雨帽身披蓑衣，有的赤裸着膀子。白嘉轩忍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手抓刚出炉火的铁铧，让在炉中烧得红亮亮钢钎从左腮穿过右腮，成为了担负与龙王通灵祈雨的马角。当众人抬着白嘉轩前往黑龙潭取水，“所过村庄，鸣炮接应，敲锣打鼓以壮声威，腾起威武悲壮的气势。”黑龙潭地势险要，白嘉轩以极大的毅力一步一拜一个长揖一个响头，一直磕进了悬崖上的铁庙，从潭中取出水，回到关帝庙敬献于关老爷面前后，自己扑倒在地不省人事。正是这种强大的生命意志，使白嘉轩能带领白鹿村人从容度过白狼侵扰、旱灾、饥馑、匪患等天灾人祸，使白鹿村的“仁义”之风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20 世纪上半叶仍然艰难地维持下来。

　　郑义、陈忠实描写的这两幅祈雨图，未见启蒙者理性的审视和鲜明的文化批判，反而彰显了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坚忍生存下来的强大的性格力量。人履行个体责任、承担痛苦的勇敢、坚毅，人通过祈祷、乐舞、敬献、自虐等方式与神意沟通的虔诚、执着，在寻根作家看来，这正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联系中不断发展和丰富着的民族性格，它在愚昧与惰性之中，杂糅着令人叹服的牺牲与勇武。

　　对超乎寻常的原始生命力的礼赞，也成为了莫言、郑万隆、李杭育等寻根作家小说创作的主题。莫言20 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红高粱系列小说”通过对原始直觉力和“酒神”精神的赞扬，去召唤强大的原始生命强力以对抗现代文明中人种的异化。在2001 年创作的《檀香刑》中，莫言继续开掘民间边缘文化，生动地展示了“猫腔”这种根源于民间傩文化的民间戏剧所孕育的民情、民性和民魂。高密东北乡乡民之所以能与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的德国人抗争，敢于与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的袁世凯对抗，是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的民间信仰。在广场上为大众演出的“猫腔”唤起了他们生命的活力和血性的张扬；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描写了在天寒地冻的荒山野岭中人的生命力量的强大，他们为了生存的尊严，不在乎个人得失和生死；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让最后一个渔佬儿、船佬儿、弄潮儿坚守着古老的生活方式，直接和大自然搏斗，显示了他们的勇气、胆量、坚定与自由。寻根作家对于人类在自然中生存的生命意志的肯定，正是建立在他们对现代文明导致了人的异化、生命力的萎缩、僵化的文化悲剧的现代性反思上。他们对民间边缘文化中野性生命的崇扬，对原始文化遗存的价值的挖掘，实现了对“五四”以来启蒙话语的反拨。

三、对宇宙与生命之谜的叩问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原始人对世界的认知能力的局限，使他们觉得自己置身于神秘之中，对外在的客观世界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疏远。认知客观外界时，他们往往在人与鬼神、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奇特的联系，物我不分，人神互渗。这使得自然的主体性、神秘性、不确定性得以保存。与此同时，人类尊重自然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自身的主体性。人类对自然宇宙的神秘、人类生存之谜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受巫风弥漫的楚国文化的影响，他在《离骚》、《山鬼》等作品中让主人公上天入地、人与神游、人鬼相通。楚人崇神信鬼的神秘，也激发了他对宇宙的奥秘和人类生存之谜的求索。在《天问》中，面对空阔而神秘的宇宙，屈原提出了多个问题，来探究自然和人生的神秘所在。

　　“神秘”来自于自然的不确定性、偶然性，也来自于人的理性的局限性。“现实中有理性肯定穿不透的地方，在理性不出场，或出不了场的地方，即是神秘和魔幻的所在。”对理性的局限性的认同，对自然神秘性的尊重，对小说精神自由的追求，使韩少功、贾平凹等寻根作家在“神秘”中开掘生活的多样性和生命的丰富性，表达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执着叩问，对人生价值的深入探寻。

　　韩少功《鞋癖》中，父亲亡灵不断显迹在父亲曾坐过的藤椅、使用过的蓝花釉瓷碗和公共卫生间的墙壁上——藤椅会无端发出声响，蓝花釉瓷碗一天突然无端破裂，公共卫生间墙上的水渍，形状竟然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母亲爱鞋成癖，她买了很多双鞋，还总是催促子女给她买鞋，她奇特的鞋癖似乎与当地几百年前被砍断双足的六百余冤魂有神秘的联系。对于这一切“我”无法以理性解释清楚，只能慨叹“人真是最说不清楚的”。《归去来》一开篇就提出不可解释的“陌生的熟悉”的现象：“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熟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第一次进入陌生而熟悉的山寨，却被村民当成他们熟悉的曾下放到此地的知青“马眼睛”。“黄治先”与“马眼镜”之间难分难解，似是而非。在宁静、幽暗、陌生而神秘的有原始巫鬼之风的乡村文化氛围中，黄治先作为文化外来者其主体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在广阔而深邃的背景中开始了对自我存在的反思。传统观念中确定无疑、貌似崇高的人的生命本质观被消解，从人类生命的起点来看，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无可把握的偶然性。这种置身于无垠的宇宙和悠远的历史之中，对宇宙与人生的浩叹和冥思，在韩少功的《诱惑》、《北门口预言》、《女女女》、《马桥词典》等小说中都存在。

　　贾平凹作为生活在商洛山区多年的原著居民，从小听着神鬼的故事长大，深受有原始巫风的商州文化的影响。与韩少功对乡村的巫鬼文化仍然保持着一份知识分子理性的清醒和文化外来者的审视不一样，贾平凹本人相信巫术鬼神、阴阳八卦、测字扶觇、易经佛禅等神秘文化现象。他曾说：“在我的体验中，这个世界上肯定是存在着一些神秘的东西，这恐怕有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原因，我感到莫名其妙，感到一种恐惧。”在贾平凹笔下，巫师具有料事如神、未卜先知的超凡脱俗的能力。《龙卷风》里，赵阴阳通阴阳五行之术，会观天象，预测吉凶。赵阴阳临死前，始终不肯咽气，一定要等来村里的秃女，让她亲眼看到自己的陪葬物。四十年后，秃女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均以盗墓为生。当他们要挖赵阴阳的墓时，秃女说出了四十年前的往事，惊叹赵阴阳料事如神。《瘪家沟》中，会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符念咒的牛过秤的爹，预见自己死后几十年会有人盗墓，他在自己头上放了一块写有“X 年X 月X 日夜盗我墓者亡”的白绢，结果盗墓者当场吓死。生活在弥漫着神秘莫测的文化氛围的商州，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物我互渗的神秘关联。事物常常不受自然规律的理性支配，而是受到某种超自然、不可知的力量的控制。

　　寻根作家对自然的神秘性、命运的偶然性的肯定，改变了现代人对自身的传统认识，瓦解了崇尚科学理性的时代里，人类对宇宙和生命的盲目自信，引发了人对宇宙和生命奥秘的探索。

　　总之，寻根作家自觉调整了知识分子与民间、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摆脱了启蒙者的优越心理，挣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立足于文学创作实践来探讨文化的认识和重建问题，试图从民间文化中至今保留下来的巫鬼信仰、宗教仪式、生活习俗中发掘有效质素，以再造民族品格。寻根作家对散落民间的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审视，使巫文化这一长期被忽视、被压抑、被遮蔽的文化，开始以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出现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化格局之中，这与20 世纪30 年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在城乡二元格局中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非常相似，其影响极其深远。

　　〔1〕沈从文.长河·题记〔A〕.沈从文全集（第10 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张炜.古船·代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唐晓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4〕李泽厚.历史本体论 己卯五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8.

　　〔5〕郭春林.在批判的困境中选择——贾平凹文化批判的视点分析〔J〕.当代作家评论，1999（2）.

　　〔6〕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