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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生年问题的提出，源于正史材料的有关误载。据《新唐书》本传，王维“上元初卒，年六十一”，而《旧唐书》则载其“乾元二年（759）七月卒”，不载享年。清人赵殿成取新书“年六十一”之说，又据王维《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一文之系尾年月，将“上元初卒”修正为上元二年（761），进而推算王维生年在武后长安元年（701）。事实上，《新唐书》不但误载王维卒年，并其享年亦非无可置疑。据两《唐书》本传，王缙建中十二年（781）卒，享年82，由此推算其生年当在圣历三年（700），这就比乃兄王维还早生一年，此即流行于王维研究界的“兄生弟后”矛盾。王缙作为有唐宰相，其卒年确证无误，而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之后亦无误，是则两《唐书》所记享年，昆仲之间必有一误或同误。
因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说难以据为定论，故自在上世纪80年代始，便有学者纷纷另立新说。据杜晓勤统计，主要有王从仁的如意元年（692）说，姜光斗、顾启的延载元年（694）或证圣元年（695）说，谭正璧的圣历二年（699）说，以及张清华的圣历三年（700）说。按以上新说，大都试图通过修改王维享年乃至卒年以化解上述“兄生弟后”矛盾。如王从仁先生即据王维《责躬荐弟表》“悬车”用典，质疑《新唐书》本传“年六十一”的记载，并指出其享年应当接近70岁。这是上世纪王维生平考证的一大成果，姜光斗、顾启即据此推测其生年在延载元年或证圣元年。然而，由于考证材料不足，其具体享年迄今仍难下定论。有鉴于此，近有学者另辟蹊径，引唐人传奇小说《集异记》所记王维得“贵主”荐引故事，订其举解头在先天元年（712），时年十九，进而推算其生年在延载元年。有学者认为，这是“在人们没有发现新证据、新材料的情况下，最符合于王维生卒年的历史真实的一种说法。”然而，也有学者就其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集异记》并非信史，且所谓“贵主”是否即唐太平公主，这一问题本身也颇具争议性。
关于作家生卒年考证的方法，陈庆元先生最近提出，“首先，必须重视作家本人作品的证据。……‘正史’和其他史料的采证，必须加以辨证。”笔者迩来研读王维诗文，发现其《与魏居士书》及《送韦大夫东京留守》诗存有学界尚未留意到的线索，或可据以推定其生年在证圣元年。兹笔之成文，以求正于方家。
一、据“罪人”用典知《与魏居士书》作年不必在安史之乱以后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王维思想发展演变的一道分水岭。作为王维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与魏居士书》作年在安史之乱以前抑或以后？就此学术界曾展开热烈探讨，然而迄今尚无定论。为便于说明问题，兹录其文如下：足下太师之后，世有明德，宜其四代五公，克复旧业。……仆见足下裂裳毁冕，二十余年，山栖谷饮，高居深视，造次不违于仁，举止必由于道，高世之德，欲盖而彰。又属圣主搜扬仄陋，束帛加璧，被于岩穴，相国急贤，以副旁求，朝闻夕拜，片善一能，垂章拖组。……朝廷所以超拜右史，思其入践赤墀，执牍珥笔，羽仪当朝，为天子文明。……仆年且六十，足力不强，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谷，博施穷窘，偷禄苟活，诚罪人也。然才不出众，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耳。实非欲引尸祝以自助，求分谤于高贤也，略陈起予，惟审图之。
张清华先生首倡其文作于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他说：“从字里行间表现出王维的思想情绪看，似应写于宥罪复官以后，与《责躬荐弟表》中的思想颇相似。”其后，陈铁民先生也据文中有关字句订其作年在安史之乱以后，他说：“参读这两篇文章（按：指王维《谢除太子中允表》、《责躬荐弟表》二文），‘偷禄苟活，诚罪人也’、‘德在人下’云云，正是指自己曾受安禄山伪职、又被宥罪复官说的，同样反映了王维当时的愧疚心情。考维被宥罪复官在乾元元年春，因此这篇文章当作于乾元元年春之后。”而林继中先生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偷禄苟活，诚罪人也”云云，不过是王维“谦辞”，“种种迹象都表明《与魏居士书》作于安史之乱以前。如果结合‘仆年且六十’这一事实看，则当作于天宝末年。”王勋成先生也认为：“王维于乾元年间宥罪复官后绝不会写这类劝人作官食禄的文章的，因为这会授人以恋爵贪禄、不思悔悟把柄的，只能是奉佛报恩，守默忏罪而已。”
按：今检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等注本，“罪人”一词皆失注。考其词实乃用典，典出《三国志·田豫传》：“（豫）屡乞逊位，太傅司马宣王以为豫克壮，书喻未听。豫书答曰：‘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称疾笃。”此典唐人诗文用例甚多，兹略举数例。唐玄宗《致仕官在见任官上诏》：“至若筋力将尽，桑榆且迫，徒竭夙兴之勤，未悟夜行之罪。”李峤《为王方庆让凤阁侍郎表》：“以日昳之歌，当夜行之罪，招愆获谤，非为身谋。”高郢《请致仕表》：“况复夏官任重，贤路久妨，时制已过，衰疾兼甚，实惧夜行之罪，上累明时之宠。”据此典，凡大臣年高力尽，虽不能裨补朝政而犹贪禄恋栈者，皆可谓之“罪人”。王维其时虽然只是“年且六十”，然而已“足力不强”，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谷，博施穷窘”，故亦自谓“偷禄苟活，诚罪人也”。又“偷禄苟活”本为旧时官吏自谦之辞，未可当真，如于邵《与元相公书》便有“所以乘流则逝，尸禄苟活，国步未泰，斯何底宁”语。至于其下文所谓“才不出众，德在人下”，才与德对举，明显是承上文“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谷，博施穷窘”而来，与其曾受安禄山伪职、又被宥罪复官无涉，故其文不必作于安史之乱以后。
赵殿成订王维卒年在上元二年（761），当从。王从仁又据其《责躬荐弟表》“臣又迫近逼近悬车，朝暮入地”二句，指出其享年迫近70，此说亦不乏佐证，当可据为定论。今《与魏居士书》既有“年且六十”句，是其必定作于王维去世前十年左右。林继中先生认为“如果结合‘仆年且六十’这一事实看，则当作于天宝末年”，甚确。
二、据《送韦大夫东京留守》诗知《与魏居士书》作年下限
王维《送韦大夫东京留守》兹录如下：人外遗世虑，空端结遐心。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苍生讵有物，黄屋如乔林。上德抚神运，冲和穆宸襟。云雷康屯难，江海遂飞沉。天工寄人英，龙衮澹君临。名器苟不假，保厘固其任。素质贯方领，清景照华簪。慷慨念王室，从容献官箴。云旗蔽三川，画角发龙吟。晨扬天汉声，夕卷大河阴。穷人业已宁，逆虏遗之擒。然后解金组，拂衣东山岑。给事黄门省，秋光正沉沉。壮心与身退，老病随年侵。君子从相访，重玄其可寻？
考韦大夫即韦陟，字殷卿，京兆万年人，至德间曾官御史大夫，故称。诗歌前四句，大意是说“自己曾居世外，遗落世间之虑，多生悠远不切实际之想；巢父、许由的避世是肤浅的，自己从前曾加以肯定，而今方知尧舜为天下百姓而操劳识见深远。”以下从“苍生讵有物，黄屋如乔林”二句开始，称颂肃宗能消除屯难、安宁百姓，其功德堪比尧舜；至“名器苟不假，保厘固其任”二句，转而又写韦陟是代天为治、有功不居的“人英”。诗歌最后六句照应开篇。“给事黄门省，秋光正沉沉”，既点明时值深秋，又暗指自己已臻暮年。“功名与身退，老病随年侵。君子从相访，重玄其可寻”，这四句明确“言己已老且病，异日不可与陟共隐居求道。”
据此诗，则王维与韦陟孰少孰长可知矣。《礼记·坊记》云：“父母在，不言老。”又《曲礼》云：“夫为人子者，恒言不称老。”孔疏云：“恒言不称老者，老是尊称，若其称老，乃是已自尊大，非是孝子卑退之情，故注云‘广敬’。言广者，非但敬亲，因敬亲广敬他人。或云子若自称老，父母则甚老，则感动其亲，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于此可见，古人不但于父母“恒言不称老”，于年长者亦不已自尊大而称老。今检《全唐诗》，除王维《送韦大夫东京留守》外，诗人在赠答诗中自称“老病”或称对方“老病”者凡37首。其中，双方长幼不可考者26首（齐己8首，白居易3首，杜甫、戴叔伦2首，姚合、贾岛、顾况、元稹、李山甫、罗隐、郑谷、卢延让、李中、张籍、王建各1首）；自称“老病”而年长于对方者9首（王维《和陈监四郎秋雨中思从弟据》，杜甫《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其一》、《与严二郎奉礼别》、《桃竹杖引，赠章留后》、《送舍弟频赴齐州三首·其二》，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除夜作》、《饮后戏示弟子》，刘禹锡《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齐己《送相里秀才自京至却回》）；对方年长而称对方“老病”者2首（杜甫《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王建《上崔相公》）。按以上除不可考者外，诗人无不恪守礼俗，必年长者方自称“老病”；若称他人“老病”，如非戏虐，则必年长于己。实际上，此礼不但风行于古，亦且通行于今，乃人之大端也。王维临别赠诗，既自称“老病”，以致于“异日不可与陟共隐居求道”，则其年齿必长于韦陟。考韦陟充东京留守在乾元二年（759）秋七月，时年64，则知是时王维最少也应当有65岁了。今以王维卒年（761）及“逼近悬车（70）”之享年推算，其岁数在乾元二年也正当有六十五之数，可证。
王维在乾元二年（759）的岁数下限既明，则《与魏居士书》的作年下限为天宝十二载（753）亦明。因为，王维撰写此文时最多59岁，若其作年在天宝十三载（754）甚或更后，则王维在乾元二年将达不到65岁这一下限。
三、据“相国”身份知《与魏居士书》作年上限
据陈铁民先生考证，王维自天宝九载（750）三月始丁母忧，至天宝十一载（752）三月服阙，拜吏部郎中，当从。丁忧期间，王维不得作《与魏居士书》，故其当作于王维服阙复官之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王维服阙复官八月有余，久居相位近20年的李林甫病卒，杨国忠继任右相。而王维书中“相国急贤”云云，向未引起研究者关注，今详考乃知，所谓“相国”当指杨国忠而非李林甫。首先，杨国忠“急贤”，有史可稽。他通过超常擢拔手段，笼络在野之士，借以树立其“急贤”之名。《旧唐书·张镐传》载：“天宝末，杨国忠以声名自高，搜天下奇杰。闻镐名，召见荐之，自褐衣拜左拾遗。”张镐自入仕凡三年，即致位宰相。又《敬羽传》亦载：“胡人康谦善贾，资产亿万计。杨国忠为相，授安南都护。”除了擢拔布衣徒步外，杨国忠树立“急贤”之名的另一重要举措，就是通过吏部铨选改革，刻意笼络士心。以往吏部铨选官员，步骤、手续繁多，颇费时日，“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国忠以宰臣典选后，当即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长名”，对铨选制度大大地予以简化。又以往参加考试的选人须上牒自通，其牒有一定格式，往年若稍不合式，便被取消资格，不得授官，“故有十年不官者”。而“国忠创押例，无贤不肖，用选深者先补官，牒文谬缺得再通，众议翕然美之。”天宝十二载二月，选人郑怼等二十余人曾“以国忠铨注无滞，设斋于勤政殿下，立碑于尚书省门”。虽然此举系经杨国忠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等人指点，但无疑也反映了部分选人的心情。反观李林甫，其用人“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唐肃宗《搜访天下俊贤制》曾指斥其壅塞贤路的严重后果曰：“使忠臣不得尽其谋，才士不得展其用，废三载之黜陟，寝九德之推择，多有老于郎署，滞于邱园，吏称无人，才不给位。”《旧唐书》本传亦谓李林甫“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寇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衣寇士子尚且如此，而况魏居士这样“裂裳毁冕，二十余年，山栖谷饮，高居深视”的隐士？故其“超拜右史”，当为杨国忠“搜天下奇杰”所致。
其次，《与魏居士书》关于朝廷求贤的描述，与杨国忠主政之初朝野呈现的政治新气象契合。正是在这种新气象的感召之下，王维热情地鼓励魏居士出仕，认为出仕利国、利民、利家、利己，为此还批评了拒仕的许由、嵇康，讥讽了弃官的陶潜。类似描述与政治热情也屡屡见于同时的文人作品，如独孤及天宝十二载六月所作《送张泳赴举入关序》云：“癸巳岁六月，始以出处之道，问仕于余。予洒然曰：‘今四表文明，八纮屡顿，此志士所当登秀造而取青紫。不奋不跃，如休明何？’”同年十月所作《送陈赞府兼应辟赴京序》亦云：“十二载冬十月，果以公才征。……且晋以梁山召伯宗，汉以明堂延申公，尊德问礼，于斯为盛，况朝廷顿八纮久矣。顷来儒服立于鲁人之门者，公祗命台铉，将濯缨而孤矣。”所谓“八纮屡顿”、“朝廷顿八纮久矣”，皆指杨国忠主政之后朝廷选拔人才而言。而独孤及本人也于天宝十三载（754）应诏入京，以洞晓玄经科及第，拜华阴尉。此外，著名诗人李白对杨国忠也颇有好感，其《书情赠蔡舍人雄》诗云：“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猛犬吠九关，杀人愤精魂。皇穹雪冤枉，白日开昏氛。太阶得夔龙，桃李满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采芳荪。”王琦《李太白年谱》根据“十载客梁园”句，把此诗定于天宝十二载作，詹瑛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也认为是此前后所作。所谓“夔龙”，显然是指杨国忠，而“桃李”则指出于杨国忠门下，或曾经其揄扬擢拔的士人。至于杨国忠主政之初，朝野出现这种政治新气象的历史背景，学者杨明、谢思炜皆有专文论述，可资参阅。
再次，“相国急贤”云云，与李林甫曾上表贺“野无遗贤”的史料记载不合。史载李林甫“尤忌文学之士”，元结《喻友》曾记其事云：“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这是李林甫打击文人的一个典型事例，在这次被摈落的士子中，除了元结本人外，尚有著名诗人杜甫。按李林甫既已在天宝六载（747）上表贺“野无遗贤”，那么此后直至其于十一载（752）病卒的短短数年间，又何来“相国急贤，以副旁求，朝闻夕拜。片善一能，垂章拖组”之说？又，唐玄宗《天宝十年南郊赦文》云：“今二千石朝廷精择，咸得其人；县令委之选司，虑未尽善。……宜令天下太守，各举堪任县令一人，善恶赏罚，必及所举。……其诸色人中，有怀才抱器，未经荐举者，委所在长官审访，具名录奏。”此亦可证李林甫上表贺“野无遗贤”之后，朝廷不再有大规模、高层次的“搜扬仄陋”之举。故王维“相国急贤”云云，当非指李林甫。
据《送韦大夫东京留守》诗，我们首先确定了《与魏居士书》的作年下限为天宝十二载；今既已明确“相国”即杨国忠，则又可进一步确定其作年上限为天宝十一载十一月。
四、据《与魏居士书》作年推定王维生年
天宝十一载与十二载，孰为《与魏居士书》具体作年，尚需依据有关史料甄别之。按杨国忠为右相的具体时间，在十一载十一月十七日，而其奏请改革吏部铨选，更迟至十二月二日。次年二月八日，选人郑怼为其立碑，碑文由京兆尹鲜于仲通撰写，唐玄宗又亲自改定数字；《与魏居士书》中所谓“相国急贤”，或本于此。而唐玄宗自十一载十月幸华清宫，直至十二月十五日方还京师，至于诏夺李林甫官爵，则为次年二月二十日事。故“圣主搜扬仄陋”，其敕令未必颁布于十一载；即或其时已经颁布，而要在朝野形成政治新气象也需待时日。又《与魏居士书》“片善一能，垂章拖组”二句，必有前事可本；再寻绎通篇文意，必定是魏居士征辟不就，王维方以吏部郎中身份致书劝仕。合勘以上，宜将此书作年延后至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二载（753），王维“年且六十”，今以59岁推算，则其在乾元二年（759）得65岁，与其在是年的岁数下限正合。由天宝十二载王维59岁逆推，得其生年在武后证圣元年（695）。
〔注释〕
①参见丁放、袁行霈《玉真公主考论——以其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为归结》，《北京大学学报》2004第2期第41页；陈铁民、李亮伟《关于守选制与唐诗人登第后的释褐时间》，《文学遗产》2005第3期第107页。
②参见邱小毛、杨奔《王维享年近70证补》，《学术论坛》2012年第3期第56页。
③参见杨明《从几首诗看天宝末年李白对杨国忠的态度》，《天府新论》1985年第5期第48页；谢思炜《李白对杨国忠态度之我见》，《西北大学学报》1985第1期第38页。
〔1〕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3〕王从仁.王维生卒年考辨〔J〕.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六辑，1982.
〔4〕姜光斗、顾启.王维生卒年新证〔J〕.学术月刊，1983（8）：
〔5〕王勋成.王维进士及第与出生年月考〔J〕.文史哲，2003（2）.
〔6〕王辉斌.王维生卒年研究述评〔J〕.运城学院学报，2007（4）.
〔8〕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张清华.王维年谱〔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10〕陈铁民.王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11〕林继中.王维情感结构论析〔J〕.文史哲，1999（5）.
〔12〕王勋成.王维进士及第与出生年月考〔J〕.文史哲，2003（2）.
〔1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15〕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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