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琪

　　善写虚构小说的朱朝敏写了一部纪实文学。拿到《百里洲纪事》，我脑中自然地浮现了一个问题：她为什么要放弃势头正好的小说写作，转攻纪实文学？要知道光2019年她就在《小说月报》《湖南文学》《芙蓉》等刊物上发表或被转载了多篇“好看又耐看”的小说，按照这个势头，她的小说再获奖并不难。然而，2020年，她选择了挑战自己的写作路径，拿出了一部“真情实意”的纪实文学《百里洲纪事》。而当我看完这部作品，我得出了一个答案，“情”字使然。

　　固然，纪实文学、非虚构是写作的热门，热到几乎每位作家都跃跃欲试，活跃在“文学圈儿”的朱朝敏未必没有这层“敏感”。但我亦相信，没有真情实感，不是“缘情”而发，纪实文学会流于表面化与程式化，无法写活人物、无法打动读者、更无法“入心”。朱朝敏写《百里洲纪事》是动“情”了，这份“情”呈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鲜明的政治激情。《百里洲纪事》是一部一线脱贫攻坚实录，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而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则是近年来乡村生活绕不开的主题，这种绕不开并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强力，而是国家政策真正落实、深入到乡村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百姓精神、物质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些日常生活组成部分，都被作为扶贫干部深入基层的朱朝敏觉察。在扶贫过程中，她感受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扶贫干部“实打实，心换心”的工作态度和热情。比如，扶贫干部、公安干警周先海曾是黄大国弑母案的经办员，扶贫过程中主动与出狱的黄大国结对，不怕背上“骂名”多方设法帮助这个命运波折的家庭。扶贫干部王礼家为了给帮扶对象赵呴宝父子壮胆，宁愿背负“公务人员搞第二职业”的风险，投钱投入精力与赵家父子合伙养蛙，不拿收益只为让其脱贫致富。可以说，精准扶贫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却也回应了老百姓对富裕生活向往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而这些担当、负责的扶贫干部正是“在上”的政府政策与“在下”的百姓企盼之间的“现实纽带”。显然，物质上不断向好的脱贫数据，携带着精神上获得的成就感，感染了扶贫干部朱朝敏，使其写作呈现出鲜明的、自发的政治激情。

　　朱朝敏亦是作为一位作家走村入户的。在书中，她特别提到“作家如何回应时代”的责任和问题。而这个问题古今中外作家都曾作过深入思考，歌德认为，艺术家的思想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做的一切都在时代允许的范围内，如何把握时代至为关键。在十七年时期，郭小川、贺敬之等作家更是用创作将文学与时代、政治相连并开创了政治抒情诗的传统。而在《百里洲纪事》中，作者勇于承担当代作家的使命与责任，不耽于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扶贫事业的记录者、书写者，热情回应了时代的主题与难题。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国家政策与文学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两者的契合点：“物质贫乏的表象下，是人性人心问题，是人情世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由此，精准扶贫的国策和文学意味的叙述恰恰在这里发生了重合。”朱朝敏以人性人心为切入点和主线，记录下扶贫干部致力于村民物质、精神双脱贫的努力，其12个脱贫攻坚故事不仅具有“文学性”，更体现了作者“以人心写国策，以国策促人心”的鲜明政治意识与激情。

　　二是浓烈的家乡亲情。如果说政治激情给《百里洲纪事》带来刚的气势，那么家乡亲情则给作品带来了柔了意蕴。“参加精准扶贫的我并不是作为一个居住在城市的公务员去‘下乡驻村’，而是回到村庄。归乡之旅，一条溯回时光的河流，回到本源，回到初始的地方。这样回归的方式，恰恰与文学曲径通幽了。”百里洲是长江中下游泥沙淤积而成的一个洲岛，也是朱朝敏的家乡，可以想见，她一遍遍走访家乡的村落时，乡情和亲情便会涌上心头，即使在书写一个严肃话题时，浓烈的家乡亲情也不经意地流露在笔头。这一点突出在作者对百里洲地域风土，人性人情的如数家珍中。“坝洲一带，在平整的孤岛属于地势较高的地方，沙质土壤更为明显，夏季盛产小麦，秋季盛产高粱、荞麦，均是酿酒的上好原料，出酒率高。”“孤岛人性子烈，尤其是女人，男人做的事情她们也做，男人会的她们没有不会的。不稀奇。指不准，那大大咧咧的女人，准备抽的烟还正是辛辣的旱烟呢。”这些风物人情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闲笔，却在不经意间展现了作者对家乡地域性特征的熟悉，也在饱含深情的描写中体现了扶贫工作的因地制宜、细致入微。

　　浓烈的家乡亲情还体现在作者将自己主动融入乡村，视自己为家乡的一员。在《百里洲纪事》12个扶贫故事中，与作者沾亲带故的就有5位扶贫对象，中间的血缘亲情朱朝敏都不吝笔墨地进行了一一交代。写乡村故事、做乡村的扶贫工作，必然绕不开宗族伦理关系，一方面乡情亲情是作者写作的情感来源，另一方面，对乡情亲情的尊重，也是作家在走出乡村后，又融入、回归乡村的一种朴素方式。因此，作家的采访便更像是和乡亲见面、唠嗑、聊天，而这种“不隔”的采访与写作，亦写出了乡村宗族伦理、人情世故的复杂与扶贫工作的艰巨。更有升华意义的是，朱朝敏基于亲情并超越亲情，写出了我们与“贫困者”的内在联系，“助人者即自助。那些身处生活低谷的人，不过是早先领受命运的困厄再给我们这些幸运者提供生存之道。如此，我拿笔记录时，记下的绝不是他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的命运。……这哪是属于他们的课题，还是大家的，是所有人无法摆脱的共同命运。”作为作家，朱朝敏难得的共情能力，不仅让其写作呈现了浓烈的家乡亲情，更体现了其对人类苦难、贫困等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

　　三是诗化的文学抒情。纪实文学必须是文学，文学性是一部优秀纪实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朱朝敏除了善写小说还写过不少散文，而在这部作品中，她充分发挥了其散文叙述的优长，使得作品具有诗化了文学抒情。这些文学性的诗化抒情元素，一方面来自于“有意味”的标题、诗化的楔子以及故事中对诗歌的自然引用。虽是纪实文学，作者并没有给故事取一些“新闻性”的标题，反而其每个故事标题都具有较强的“审美性”，比如，“我们想要虞美人”“从前的暴风雪”，而这种“言尽意不休”的具有审美感的标题，足以抵消纪实文学过于严肃的文体惯性。同时，诗化的楔子、正文中对诗歌的引用，不仅具有文采且易于朗诵。达尼·拉费里埃、罗伯特·勃莱诗歌的引用也使得文本生趣盎然，具有抒情感染力。

　　另一方面，更深层的，作为纪实文学的《百里洲纪事》在真实再现社会生活时，并未模式化地停留在客观冷静的描述上，而是为凸显人物心灵世界和精神需求，在书写时充满了激情和诗意。作者朱朝敏看到了心理、精神因素在脱贫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百里洲叙事》的叙述切入点，期望在物质之外展现人(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心理世界，呼吁扶贫干部在帮助村民物质脱贫的同时，亦重建其心理尊严。作者善于将细小的、最普通的人和事，自然精确地放在情感的框架里，因而即使是贫困户以前的苦难生活也并不显得过分冰冷，反而因为情感的加持而充满希望与温度。内容上对人物心灵的关注与诗化的形式产生的呼应关系，使得这部扶贫纪事作品在阅读效果上天然地具有引领和鼓舞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足以激荡朱朝敏更能感染读者。而诗化的抒情意味亦让这部作品获得了完美的文学性，并使作者的政治激情和家乡亲情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朱朝敏十分注重文学性，但并不滥用文学性；她善写虚构小说，但能坚守非虚构的原则。以什么样的文学经验书写扶贫，是对作家处理现实题材能力的检验，亦是文学回应时代的一种考验，《百里洲纪事》打破了“纪实”与“抒情”的界限，打通了“国策”与“文学”的壁垒，冲破了“客观”与“主观”的藩篱，其以“情”动人的书写方式为纪实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经验。

　　刘天琪，1989年生，湖北大悟人，现供职于湖北省作家协会，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