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守德

　　张富清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成为热点新闻人物，就其本意来说，这也许并非是他的初衷，他并没有想到要一举成名天下知。如果不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契机，这位本应浑身光芒的老英雄，很可能就这样随时光一同老去永远不为人所知。他今天的广为人知，并且受到普遍的肯定与赞誉，自有其时代的内在必然性，因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需要这样的稀缺的人物，需要他身上闪现出的金子般的精神。他的这种精神应当在我们的生活中放出耀眼的光芒，而不应当随时光的消失而黯淡甚至被埋没。

　　读钟法权精心撰写的《张富清传》(陕西人民出版社)，一次次地被书中关于人物的经历讲述和细节描写所由衷地感动着，不禁时时地对老人肃然起敬。因此阅读作品的过程，既是再一次更加真切地走近人物的过程，也是对自已的灵魂不断进行拷问和洗礼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往往是人欲横流，充斥着追逐功名利禄风气的当下，有的人恨不能把丁点儿大的由头爆米花似的放大，挖空心思地为自已谋取各种好处，拼命地把每一个细胞都置换成满足私欲的利益。而一个曾经在战场上功勋卓著的老英雄，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竟然能始终淡定为民初心不改深藏功与名，试问如今的世人几人能够做到？

　　已经有不少作品报道和描写老英雄张富清了，几乎都是用最动人的叙述，用最诚挚的言词来对他进行歌颂与赞美。作为军队作家的钟法权为什么还要来写这个人物呢？他的写作又有什么高人一筹之处呢？或许是因为张富清的陕西籍而长年工作在湖北，钟法权是湖北籍而长年工作在陕西，情感中有种天然的亲近感；或者是张富清曾经的军人战斗经历，同为军人的钟法权出于对老军人、老英雄的无限尊崇；或者是张富清身上品质与精神的稀有，使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精神的钟法权，对之十分的景仰与感佩；抑或还有其它更多的缘由，令他不能自已地打定主意，决心去探究这个看似平凡却实在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我们看到钟法权为了写好张富清这个人物，所进行的深度的、详尽的采访，这种采访不仅在于对各种资料的用心收集，对老英雄张富清本人的零距离的聆听，对和张富清一起工作过的知情者尽可能透彻的询问，也更在于他把张富清放在历史与现实维度所进行的认识、体察与思索，勘察与捕捉主人公生命经历中最本真的内容，精神世界深处最闪光的东西，从而力求把张富清的形象真实地、立体地勾勒和还原出来。张富清本身所具有的常人所难企及的行为和精神境界，想必对钟法权产生了深深的触动，使他才有那么大的虔敬之心和创作热情，去进行极需才智与心智的思考与写作，也因此才有了这部篇幅并不宏大却分量颇为厚重的作品。

　　钟法权以写实性的笔墨对人物进行追根寻源，使我们看清楚了张富清所具有的性格特征的来由。是解放前家庭的贫困与青少年时期的苦难，铸就了他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事张扬的脾气与秉性。寡母的弱小无助，社会最底层的非人生活，被抓壮丁进入旧军队后的种种黑暗，同被“解放”加入到人民军队后对于官兵平等的鲜明对比和深切感受，使他一下子从无边的绝望走进了光明灿烂的希望之中，也使他迅速蜕变而为一名知道为谁而战，且不畏牺牲、敢于冲锋陷阵的战士。在所经历的无数次解放大西北的惨烈战斗中，他目睹了一个个战友的突然倒下与壮烈牺牲，朝夕相处的鲜活生命瞬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在他心头产生的震撼可想而知；他自身经历了生与死的残酷考验，剧烈的爆炸震掉了他的牙齿，却在一次次的被震晕中依然保持冲锋向前的姿态。正是在这一场场拿命相拼的战斗中，他发挥了一个战斗者的出色作用，数次立下克敌制胜的赫赫战功，那一张张荣立大功的喜报，记录和证明的是他生命的奉献与军人的伟绩。作品还描写了他与战友一起随大部队徒步征战大西北，又从喀什徒步走到兰州，然后坐汽车、火车辗转到北京准备入朝参战，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但在作品的描写中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主人公那极富时代真实的动人影像。作品的描写是令人信服的，表明非凡的历程、激烈的战斗与惨烈的牺牲，使张富清对众多战友的逝去心生无尽的惋惜，也体会能够在战场上生存下来的不易与幸运，而这一切又都进一步奠定了张富清对自身荣誉与地位的认知，也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张富清为什么对党抱有那样坚定的感恩之情和忠诚之心，对人民有那样深的热爱之忱和奉献之真。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次立下大功的英雄，能在更为悠长的岁月中，始终甘于以默默无闻的生活态度与工作精神，到国家最需要、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在那里发光发热。经过六年的军旅生涯之后，他以副连长的职务转业地方，在武汉时他放弃相对条件较好的大城市而选择偏远贫困的鄂西来凤，到来凤又选择了最偏远的三胡公社，到卯洞公社时又选择山高路远的高洞片区，全身心地投身于为群众找水、修路、开铁匠铺等摆脱贫困的具体措施上。他像农民一样着装与劳动，像农民一样说话办事，设身处地为群体解决各种难题。他作为驻村干部不做“浮萍”，而是殚精竭虑将心血全部用在他所负责的土地上，使这些地方的面貌一点点在改变。几十年里他虽然转任了许多工作岗位，但他的职务却始终定格在副科级上，他对此却并无半点怨言，更没有去进行所谓的“走动”，没有二话地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那些急需要帮扶的贫困地区。在这个人物身上，于沉默无言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就是赢得民心、改天换地的能量，他因此而成为了民胞物与、为民亲近拥护的著名人物。

　　作品写了张富清的许多感人细节，那些证明他军功的证书与奖章都被他锁

　　在一个箱子里而从不示人，并且责令孩子们绝不允许动他的这个箱子。他从不向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谈起战场立功的事，以至于家人对他的光荣过往一无所知。不论在怎样的场合，也不论人们试图让他讲战斗的过去，他总是若无其事地笑而不答，没有人从他的口中了解到他本可以炫耀的历史，这就是对自已功名的真正的“深藏”，这不能不让人钦佩于他的持守与淡薄。他在驻队期间从不搞特殊，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在安抚司供销社，他看到售货员对老鼠咬坏的草鞋不以为意且服务态度不好，一向性格温和的他对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鸡爪山崖壁上为打通道路时由于年轻人的畏难情绪，他像蜘蛛侠一样身先士卒下到悬崖下打眼放炮，为年轻人做出示范。小儿子张健全到施工工地来看他，由于张富清藤条帽，穿着脏得失去颜色的蓝布衣，以至于与父亲擦肩而过时竟没有认出来。1961年他响应上级号召，带头让妻子孙玉兰下岗回家，一辈子没有正式工作。在儿女成长进步问题上，时常就是一句话：“你们别指望依靠我，我们要靠自已诗书奋斗。”他认为自已的降压药是公费的药，坚决不让同患高血压的大儿子吃，不能占国家的便宜，等等……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数不完的事例，集合起来，就反映了他的高大的形象，这既出自于一种高度的自觉精神，也是一种可贵的思想品格。

　　从钟法权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张富清的深藏功与名，不是刻意地做给别人看的，更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企图达到什么目的，完全是出自他坚贞善良的本心，显示出的是一种无言自高的伟大品格与高超境界。他的行为和表现或许不为世俗的人们所理解，或者被称之为是有些傻，甚至是有些不可理喻。然而张富清所代表的，或许并不仅仅是他个人，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符号，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都体现为某种决不动摇、不可移易的品格与行为，这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典型表征。可以说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坐标，是民族宝贵性格血脉的延续，是至真至善心灵的体现，更是对党对人民彻底忠贞的表达。像金子一样闪光的他，在九十多岁高龄时，陆续被授于了那么多的称号，如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道德模范、共和国勋章等，这都是实至名归的。深藏功名却获得了更多至高的荣誉，这恰恰证明了张富清行为的精神价值，反映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对自已优秀儿女的认可和褒奖。

　　《张富清传》无疑是我们读到的钟法权的更具文学质量和魅力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钟法权显示出他的从容、精湛和饱满。作为一部传记文学的写作，作者把人物真正完全地吃透了，无论是素描式的速写，还是立体式的雕刻，以质朴的文字书写一位质朴的人物，最恰当不过的选择和策略，无论是主人公生平中惊天动地的壮举，或者是极为细微凡琐的小事，作者的描写都是简洁洗练而又流畅自然，感人肺腑而又激动人心的。其以敬意满满的精确深情的表达，再现和还原了这个生活在人们身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又实则超凡脱俗的人物。因此比我们读到的张富清的故事更具体、更充实、更完整，而且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人物形象更平实、更丰盈、更可信。我们从钟法权经过精心提炼剪裁的文字中，不仅能看到张富清的清晰轮廓，更还能看到人物的五脏六腑和精神气韵，一路备感入理入情入心的阅读，内心的敬意与净化似乎也与作品的意蕴一起升腾。这也许就是钟法权的这部作品优于其它作品的地方吧！

　　汪守德，安徽省定远县人，1973年12月，服役于宁波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197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7月毕业后不久，调入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后任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副局长、局长。2008年11月退休。曾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委，第四、五、六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业余从事文学写作、研究与评论工作，著有各类文集、专著共10多部，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剧等门类的评论文章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