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芷宣

　　一场灾难是由什么构成的？首先要有一座封闭的屠宰场作为行刑的地点，要有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让这场灾难显得荒诞又悲哀。灾难和悲鸣使得人们面对自己的抉择的时候前所未有地清醒，人们正如打麦场的麦子，被颠来倒去地剥壳吮汁、磨粉拧水，攥不出一点渣滓。

　　世界被灾难笼罩，人们就会需要一位“耶稣”。无论是羊皮纸卷上的拓像，还是反抗者高唱的英雄悲歌。越是残忍的灾难，人类的反抗就越能使他从渺小中脱胎换骨，贫瘠的力量为他冠冕，哀鸿与之擎炬。

　　加缪是一个在天性上无宗教信仰的人，他拒绝信仰上帝，抵触基督教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义务，以人道主义书写对“荒谬”的反抗。他在《手记》中写：“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在强权之下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威胁和流放的环境。”这是他对奥兰城的最初定义，一个用于实践他的反抗意志的角斗场，基督教则是一道标靶，必然会被碾压的路障。

　　这道标靶在奥兰城中叫做帕纳卢，加缪以他的殉道，在这片荒谬的打麦场，洒下最后一颗麦穗；在这片贫瘠的荒原上，屠戮最后一只羔羊。

初次布道

瘟疫被视为灾难隐喻的首要原因就是它的神秘性，因为人力不能对疾病——这一无形的屠夫做出被广为接受的解释。因此疾病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病痛，还有精神上对于未知的恐惧——蒙昧是恐惧的根源，恐惧则可以带来待宰羔羊般的臣服。

　　面对最初的布道，奥兰城的居民们在灾难之中作壁上观，更多是想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寻取一方栖息的岛礁，他们认为“无论如何，祈祷没有坏处”，这自然无关虔诚。

　　弥撒那天大雨瓢泼，帕纳卢神甫给满教堂无措仿徨的善男信女指出了一条明路——“你们罪有应得”，以祈求因照顾疫病病人染上鼠疫而献身的圣洛克保佑。这是一道无声的宣判，将灾难中茫昧的居民钉上了绞索架，海潮一般的祝圣和祷告声簇拥和裹挟着他们埋下头去，去认领这不可思议的、荒诞的罪名。

　　解释一场灾难最好的方式，就是援引另一场灾难。帕纳卢神甫援引的是被教徒们奉为圭臬的《圣经》，一册与耶和华最接近的通天大道，《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着的一场埃及鼠疫。“这灾祸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为了打击上帝的敌人。法老反对上帝的意旨，鼠疫便让他屈膝”，这一句话便将鼠疫这一残酷无情的神秘灾祸定义为上帝的手笔，反而却将上帝高高捧起。“有史以来，上帝降灾都使狂妄自大的人和不辨是非的人匍匐在他的脚下”，帕纳卢将法老代替并扩大范围至所有反抗者，毕竟一场惨烈的灾难绝不可能是一位仁慈上帝无缘无故的作为，因此必须有人被推为“犹大”，作为标靶。

　　随着暴雨的越发猛烈，阴翳的乌云笼罩着这座不大不小的教堂，使它在昏黄的烛光中成为一个临时的忏悔室。如果作为施暴者的上帝没有过错，那么无辜的受难者就必须背负孽名。随着众人陆陆续续地跪下——无论是出于震慑还是“有必要的效法”，帕纳卢神甫的布道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群体性的臣服往往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最为坚固的牢枷。

　　初次布道的宣讲堪称帕纳卢神甫的高光时刻，他以他的虔诚与悲悯作了一篇极慷慨激昂的宣讲。他以麦子作喻，笼括寰内，“在世界这座巨大的粮仓里，毫不留情的灾害将击打人类的麦子，直至麦粒脱离麦秸。”这是一个有趣的譬喻，因为《圣经》中也出现过这个隐喻，“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节经文出自《约翰福音》，是耶稣在预言他的死亡，他背负罪名做罹难羔羊，却反过来教信徒去收获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子粒。

　　“麦子”似乎成为了人类向耶稣呈上的赎罪券，叮当作响的一声后，人的灵魂就能得到净化。而人类总是有罪的，从吞下智慧果后便有了原罪，于是人类最擅长的事情变成了赎罪，并没有什么比跪在神像前以诚恳的忏悔来祈求神甫的恩泽来的更轻松。“这个世界和邪恶妥协的时间太长了，它依靠神的慈悲而生存的时间太久了。”羔羊已经沉默太久，人们前仆后继地替它上枷，“只需后悔，就可以无所不为。提起后悔，人们感到那是轻车熟路。时候一到，肯定会有悔恨之情。在悔恨之前，最简便的办法便是放任自己，其余的事情上帝自会安排。”这无疑是最惬意便利的“反抗”，加缪本人最不耻的“荒谬”。瘟疫是天主威严的呈现，也是天主的慈爱。仿若只需要真诚地向上天祷告,倾诉自己的仰慕,其他的事情天主自会施恩。然而读者又似乎可以透过薄薄的纸张，看到加缪本人躲在帕纳卢后，以神甫之口宣泄他的轻蔑与鄙夷，借此反讽的口吻为帕纳卢接下来的转变埋下伏笔。

　　帕纳卢神甫进一步搬出典故——在《圣徒传》里有这样一段：在亨伯特国王统治时期，意大利的伦巴第区受到鼠疫蹂躏，疫情严重到幸存者几乎不够埋死人。当时鼠疫最猖獗的地区是罗马和帕维亚。后来一位善良天神显圣，他命令手执打猎长矛的恶神敲击各家的庄宅，每个房舍受多少次敲击，便有多少死人从那里抬出来。其实这是很难被理解的，善良的天神借助手执长矛的恶神来彰显他的慈悲与怜悯，以死亡与尸骨来浇筑他的冕座。这是段极酣畅淋漓的宣讲：

　　“我的兄弟们，如今我们的大街上也在进行同样致死人命的追猎。你们看，那就是瘟神，他像启明星那样漂亮，像疾病本身那样浑身发光，他站在你们屋顶上空，右手齐额举着红色的猎矛，左手指着你们哪家的房屋。此刻，他的指头也许指向您的大门，长矛正敲在大门木头上咚咚作响。也是此刻，鼠疫正走进您的家，他正坐在您的屋里等您回去。它待在那里，又耐心，又专心，跟世间的秩序一样信心十足。他这只手一旦朝你们伸过去，天下任何力量，甚至，请牢牢记住这点，甚至那白费力气的人类科学都无法让你们避免苦难。”而人类面对灾难只能“在那血淋淋的痛苦打麦场上被敲来打去，然后同麦秸一道被抛弃。”

　　那在城市上空旋转的巨型长矛仿佛真的高悬额顶，瘟神随意又漫不经心地敲下长矛，收割着淋漓的鲜血和人类的痛苦，“作为准备收获真理的种子”。每一个有罪者都会得到上帝的制裁与审判，从该隐父子，洪水灭世之前的人们，索多玛和蛾摩拉，再到法老和约伯，以及今天奥兰城中的居民。历史从创世起就在如同车轮一样滚滚又反复，唯有上帝的旨意永恒而不可违抗，城中的居民不需要在意那一天的悲惨景象和垂死者的哀号，他们只需要保持痴迷，做臣服的醉羔羊。

　　讲到后来，风雨愈急，帕纳卢神甫的布道也威压渐浓，“他的头发披到额上，他浑身颤抖，抖得连他双手抓住的讲坛也微微动起来。”居民们在茫然中获罪，又因这不知是什么的罪而被判处了难以想象的监禁，在庸庸碌碌中束手就擒。仿佛这场瘟疫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考验,而人们只有在一无所有之时才能离天主更近。

无辜罹难

既然标靶已经树立起来，下一步就是摧毁。帕纳卢神甫如里厄医生所言“是一个研究学问的人，他对别人的死亡见得不多，所以他是代表一种真理在讲话”，因此击败帕纳卢神甫所代表的宗教观念，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情节设置——一个绝无半点罪恶的、无辜的孩子的罹难。因为哪怕“任何一个地位低微的乡村教士，只要他为他管辖的地区里的教徒施行圣惠，听见过垂死者的呼吸声，那他就会和我有相同的想法，他首先会去照顾受苦的人，然后才会想证明苦难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将鼠疫视为上帝的责难，罔谈去乞求上帝慈悲，于洪水中赐下方舟。

　　于是这样一个无辜的幼小的孩子出现了，他是奥东的儿子，犹如一枚火星投入干枯的柴木，顷刻便点燃了这场对基督教的最大反叛。加缪斯毫不吝啬笔墨在这样一个稚嫩脆弱的生命罹难的过程中，他逼迫帕纳卢神甫从抽象的感慨中剥离，赤裸地、血淋淋地“面对而且如此长时间地观看过一个无辜者临死的情景”。在被改造成附属医院的教堂中，这场无辜者的罹难以三波热潮作为秩序，一浪又一浪地将情绪推向高潮。

　　卡斯特尔血清注射的初始只是苦痛，“几个刚形成的淋巴结肿块把孩子折磨得痛苦不堪，使他细弱的四肢关节不能动弹。”他的年纪让他尚不知病魔为何，幼小的脏器在茕茕孑处中被恐惧支配了，于是“他提前被病魔制服了”。在这场众人见证的受刑中，最先出现的却是笃信神救世人的神甫，彼时他已经深入抗疫前线，旁人评价他时说道：“知道他本人比他的布道优秀，这让我高兴。”

　　第一波热浪掀起时，小奥东在病痛的巨浪中仿佛一只扁舟，“一阵阵痉挛和寒战使他全身抖个不停，仿佛他脆弱的骨架正在鼠疫掀起的狂飙中折腰，正在高烧的阵阵风暴中断裂开来。”而后是第二波热浪，“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病痛已经使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膊，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瘟神将他拧干汁水后仍不忘敲骨吸髓，削骨剜肉，只剩张挂着皮囊的骨架，在“这张惨遭蹂躏的床上”。此时被病痛凌迟着的孩子，他的“姿势让人想到奇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随着光一点点亮起，玻璃窗外已经迎来了熹微的晨光。在第三波热浪中，小奥东第一次睁开双眼，“他的嘴巴在已经变成土灰色的小脸的凹陷处张开了，一声拖长的呼喊几乎立即从他嘴里爆发出来”，这简直是一场屠杀般的极刑，没有一个旁观者能不为此陷入哀恸的沉默，“这声仅因呼吸而产生了极细微变化的呐喊，骤然响彻整个病房，听起来俨然是一声单调而不协调的抗议，这声抗议是那样缺少人的个性，听起来就像同时出自所有的人之口。”这是众人在鼠疫的折磨之下，从肺间和胸腔挤出的哀嚎，已经被剥夺了小奥东的个人特征，而上升为这片荒原上羔羊们的尖叫。当帕纳卢望着孩子那满是污垢的小嘴，读者也通过他的双眼在透视着小奥东这张发出了那声分不出年龄的呐喊的嘴。

　　明明里厄医生才是作者加缪放置在文中的意志的化身，然而此时此刻，与读者感官共鸣的却是作为设障的神甫。他轻轻跪在地上，“他在那不知谁发出的持续的哼哼声中，用压低的但仍清晰地声音说道：‘上帝，救救这孩子。’听见他的祷告，大家认为完全合乎情理。”这里的帕纳卢是真的在祈求上帝的垂怜吗？祈求这场鼠疫的“始作俑者”吗？

　　起此彼伏的哀鸣汹涌地灌注了这间教堂，人们肺腑里的悲痛在良久的阴翳之后终于酿成了反噬的恶意。加缪在这里的设置是：“于是，在病房里迸发出潮水般的哭声，哭声盖过了帕纳卢的祷告声”，这是尘世“基督”的胜利，尽管他被天国的基督谋杀；也就是在这里，小奥东的罹难最终完成，他被永远地留在了黎明前的暗夜中。

　　里厄医生在全书中第一次出现激烈的情绪波动，也是唯一一次让他从单薄的“反抗”观念中脱离出来贴近一个正常人类，“那孩子至少是无辜的，这一点您很清楚！”残忍又直白的死亡赤裸裸地摆在二人面前，逼得帕纳卢神甫内心的天平指针已经隐隐撼动，又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未必是全身心投入地信仰上帝，“他已经回答过了，如果他只相信一位万能的上帝，他就应当放弃为人治病，而把治病的任务让给上帝。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只相信这样一位上帝，没有，包括自以为如此的帕纳卢，因为并没有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地信赖上帝。”以至于帕纳卢的辩白似乎连自己都难以说服：“我能理解，这一切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为他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但也许我们应当去爱我们理解不了的东西。”而里厄则依旧态度鲜明：“不，神父，我对爱的想法和您不一样。而且我至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们备受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

　　无论是善良的圣神借助恶神施虐来走上神坛，还是仁慈的天主以鼠疫的责难来施爱世人，理论并不能够劝服现下的人间炼狱，于是圣神与天主前面冠以的修饰词似乎都要打上双引号。加缪在写给朋友弗雷曼维尔的一封信里曾这样说：“在人类遭受痛苦折磨的时候，上帝却视而不见，这样的上帝要么是全能而作恶，要么是慈悲而无能。如果前者成立，上帝就成为人追求幸福的阻碍，人也就不能再依靠上帝去战胜别的恶；如果后者成立，意味着上帝没有足够的能力使人摆脱困境，人也就不必再依靠他了。”无论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上帝，还是一个徒有其名的上帝，他显然都不值得人去信仰奉献，因此在灾难面前引颈就戮，等待着上帝的拯救无疑是荒诞不经。

再次布道

与鼠疫的战役已经成为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接连的失利和以数目化呈现的死亡让人不能喘息，疲劳与无能为力也逼得人发疯。小奥东的死亡终究还是在悄无声息里改变了这位虔诚的神甫，他已经开始准备短小的论文，题目是《神职人员可否求医问药？》。当一位虔诚的神甫，他求助的目标从高不可攀的神明走向共渡方舟的人类，这无疑是对上帝的最佳质疑。

　　第一次布道伴随着压迫性极强的瓢泼大雨，第二次就已经是让人站不住脚的大风天了。随着鼠疫的漫长折磨，布道失去了“新鲜事物”所能带来的趣

　　味，与在本就苦难的生活中去选择宗教义务相比，更多人选择了纵情寻欢，“他们宁可佩戴护身徽章或圣洛克护身符，也不愿意去教堂做弥撒。”哪怕是用毫无理性可言的迷信来取代宗教活动——毕竟二者在可靠性上实在别无二致。人们已经不再愿意去接受解释，而是去寻找避免罹难的方法。

　　布道的教堂里冷飕飕又鸦雀无声，帕纳卢神甫讲话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柔和和审慎，加缪在此着笔：“更奇怪的是，他再也不说‘你们’而只说‘我们’了。”这是很微妙的转变，从布道的天气再到神甫。小奥东的死亡唤醒了他的仁爱之心，让帕纳卢神甫从“何不食肉糜”的隔岸云端中走了下来，他不再认为自己是来带领众人等待解救的引导者，而是切切实实被判处刑罚的共同受害者。

　　在这次布道中，帕纳卢已经放弃了用神明的意志来传达力量——毕竟有一位“基督”已经蜷缩着死在了病床之上。他在信仰的矛盾之中选择了俯首帖耳，“当然存在善与恶，而且一般说，很容易弄明白他们之间的分界线。然而，一旦深入到恶的内部，分辨起来就有些困难了。比如，有表面上看很有必要的恶，也有表面上看毫无必要的恶。”这是很奇怪的划分，上帝的存在就像一面筛网，正义与恶必须旗帜鲜明地各司其位；毫无必要的恶是被筛网错漏的正义，于是就成了毫无说服力的、荒谬的、维护上帝的辩白，“有下地狱的唐璜，也有某个孩子的死亡。”可是弥赛亚从不诞生于羔羊之中。

　　“上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我们处在鼠疫的重重高墙包围之中，只好在围墙的阴影里寻求益处。”而帕纳卢神甫甚至不愿意利用俯拾皆是的套话来越过围墙，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天国永恒的快乐正等待着孩子，在那里他的痛苦可以得到补偿。但事实上以凡间的痛苦换来天国的快乐是否值得，仍然是个不可知晓的问题；如果幸福可以将苦难全然抵消，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帕纳卢神甫在一个孩子的痛苦面前走投无路，宁愿忠实地承受“十字架象征的五马分尸般的痛苦”，这显然是他内心矛盾的折射。塔鲁和里厄聊天时谈起一位教士，这位教士在战争年代发现一个青年脸上的眼睛已被人挖掉，“于是他再也没有信仰了。”“帕纳卢说得对，基督徒看见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这个教徒要么失去信仰，要么同意别人挖去自己的眼睛。帕纳卢不愿放弃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想说的。”帕纳卢不得不在这条没有返途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一个人是很难接受自己过往几十年人生的信仰是荒谬的，这是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苦涩的面包，但如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心灵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苦难是基督徒的修行，直面苦难并且迎接苦难，“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没有岛屿”，不论如何，到底殊途同归。

“死因不明”

加缪给予帕纳卢神甫的结局十分荒谬，也蕴含着加缪本人对宗教拯救的反对态度，人绝不能谦卑地顺从命运，把渺茫的希望寄托于天意，把宗教信仰当做麻痹精神的鸦片。

　　好像是谁按下了开关，病痛来势汹汹而迅速地掌控了这副躯体，帕纳卢神甫最终还是拒绝了服用药物，尽管“他好像无力将堵在喉咙深处的使他窒息的一个个棉花团硬拔出来”。他释然地迎来了死神的收割，向里厄表明教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了”,尽管他已无法用宗教来解释眼前的这场瘟疫,但他至少履行了自己的信条，对他的基督践诺。

　　加缪为神甫的死留下了一个暧昧的问号，直到“当人们发现他已死去，半个身子躺在床外时，他的眼神已毫无表情了。”他并没有被发现有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只查出他肺部积水引起的肿胀和呼吸困难。因此“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这对于赋予鼠疫以合法性的神甫显然是讽刺的，他的死亡被剥夺了对生者的最后一点意义。

　　加缪以一位神甫的死亡摧毁了神救世人的标靶，从而为自己的人道主义自救铺平康庄大道，也照亮了后世几百年重复的命运与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