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桫 椤

　　郭海燕的中短篇小说集《单双》(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是以“一本爱情小说集”的面孔面世的，收在里面的六篇小说，所写均是男男女女之间的事。但读罢这些故事，我不免升起一个疑问：小说里的她们或他们所追求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吗？有，例如《秋分》中，柳卡是真想持守自己从上学时就开始的纯爱；但也不尽然，例如《寻找激情》，爱情断不能与激情等同，“我”与小石和童涛有爱的一面，叶成带来的只有激情。这些小说的主角都是女性，作者的女性视角有利于体味人物在爱与非爱之间的情感况味——个中滋味，怕是一言难尽。

　　将时间拉长，在研究者看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在“历史叙事中的女性经验”和“自我内在化的女性话语”缠夹下，于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一种“时尚前卫的女性写作”之中(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389页)。这种“时尚前卫”究竟指什么呢？研究者在历数卫慧、棉棉以及魏微、盛可以、安妮宝贝等的写作后，指出它们的作品中“这些关于城市恋人的叙事，已经最大程度地改变了经典小说所设定的那些人物形象模式和价值取向，提示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场景。这些人的故事是否概括地表现了新一代中国青年(新新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难以断言，但提供了一种新鲜、紧张或者病态的生活景观，迅速地给出了与消费社会并行不悖的艺术形象，构成了趋向后现代时期独特的语言之流和思想碎片。”(同上，第429页)“病态”一词对“时尚前卫”带有明显的道德批判倾向，这意味着女性作家笔下的生活伦理已超出了传统道德所认可的范畴，被认定为是“病态”的。而《单双》中的作品在极度私人化的叙事中，沉溺在爱情与欲望迷局中的大部分女性角色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消费身体或情感的取向，她们只是藉此实现对自我的确认和想象——也许她们的理想并未实现，但这并不降低想象和体验的意义——所谓的爱情和在道德中遮遮掩掩的欲望及其身体这一物化的载体，都不过是道具。

　　“我喜欢在天刚擦黑的黄昏，从玻璃镜里反观街道上绵延不断的车流”(《寻找激情》)，或者“在繁华之后的午夜慢慢走上城市的天桥，抚着那微微生寒的铁栏杆，听不知从哪个方向飘来的偶语”等等，《寻找激情》先是给人物的生活和思维习惯定义了“与众不同、莫名其妙的怪癖”属性，然后逐一列出证据，并在论证的结尾再次回到定义中去：“我喜欢一点点地在生活中沉没，隔开一段距离，又惊恐地想融入进去。”关于“我”的性格和情绪表征完成了逻辑上的闭环。但现象说毕，原因在哪里？“我”借小石在图书馆选的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软纽扣》说破了其中的奥秘：“这位女作家我倒听说过，就是她对当时尚是热血青年的海明威说：你们是迷惘的一代。”“我”是个正在读大二下学期的学生，迷茫似乎不需要理由，乃是生理年龄阶段必然的规律，当和小石在电影院情侣座上卿卿我我的“我”未能如愿时，“心里一直拗不过弯，便找碴儿同他吵了一架”就是例证。毕业后和小石分手，“带着大学里养成的那种慵懒而又充满无限憧憬的心态，我走入了人们所说的狼奔豕突的社会”，“存钱、取钱，取钱、存钱”的工作始终未能压制迷惘与躁动的青春情绪，直到在好友的男友叶成和懂生活的作家童涛身上找到“激情”。在“我”的眼里，叶成是“一头高尚的城市猪”，而童涛“是城市这个生物圈里最弱的一环”。“我”深陷在两个男人中间不能自拔，这种纠结表面上看是无法对给自己带来不同感受的男人做“二选一”，但作者只用一句话就直陈了现象背后的本质：“我讨厌叶成又不能摆脱叶成，如同自己不能摆脱另一面的自己”。身在迷途中的女主角，不是在男人与男人间、感情与欲望间徘徊，而是在与自我“较劲”。小说的结尾，小石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叶成死去，童涛将电脑里的内容全部清空之后不知所踪，激情过后，只剩了那个“不知身在何处”的自我；“我”试图借助爱情与欲望来驱散迷雾的行动显然是失败的，迷惘的人生仍然捉摸不定。

　　另一场迷失自我的故事发生在《秋分》中。与《寻找激情》不同的是，《秋分》中的柳卡并未想过依靠激情维持婚后的生活。她与丈夫方杰同样是在校园相识，只不过她喜欢方杰的原因更多的来自于他那个“有爱”的家庭：方杰到哪里读书，他的父亲便将修鞋摊摆到哪里。柳卡去修鞋，方杰的父亲免收了儿子同学的修理费，“她没坚持给钱，也冲父子俩笑，一家人一样。”她的理想就是要一个安稳平淡温馨的家庭，但已被网络和现实中的新奇俘虏的方杰视以试管为伍的化验员柳卡没有趣味，渐渐开始了寻花问柳的生活。柳卡先是去寻找公公，而后又与公公一起去寻找丈夫，作者把漫长的回忆和繁复的记述套叠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事件中，故事的发展令人意外：方杰犹如着了魔一样在不同的女人间游走，而柳卡也在不知不觉中堕入了婚外恋情中，两人可爱的小女儿也因此而落水身亡；一直为儿媳撑腰的公公窥见儿媳的秘密之后颓然倒地，再也没有醒来。柳卡对爱情生活的憧憬被受欲望控制的丈夫砸得粉碎，而她自己也深陷在爱与欲的泥沼中——正是她将公公心目中想象和期待的美好气球戳破了，迷失人生方向的男女上演了一出家破人亡的惨剧。这篇小说中的女主柳卡给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善良的她“不信手中浓鲜的生活之液会被外面疯狂的雨水稀释成蒸馏水”，但变化并不以她的“不信”而不发生，结果是她不仅陪着丈夫的情人去打胎，还要从陌生女人的床上救治中风的丈夫，她仿佛成了一个旁观丈夫混乱生活的失去了个性、泯灭了自我的人。作者在这个形象上极为用心，从恋爱史到家庭史，她对生活的朴素向往与因隐忍和坚守而表现出来的善良嵌合在一起，无形中代替道德消解着欲望的罪感，成为支撑叙事的张力——这也透露出小说想要告诉读者的：无论男女，对爱情失望后不能期待在欲望中能生出希望来，这只会带来绝望。

　　在爱与欲的沉沦中丧失自我而引发人生悲剧，是郭海燕爱情小说着力探讨的主题。除了《寻找激情》中的“我”和《秋分》中的柳卡，这类形象还有《亲爱的妹妹》中的平多和《单双》中的费祺、琴等。在前者中，上班爱迟到、喜欢躺在床上冥想的平多面对生活时常感觉到身上有两股分裂的力量，那里面隐藏着自己都抓不住的自己。平多在乡下长大，算得上不谙世事，在现实中就有些对物欲的喜好，她很快就被成功商人王国强俘获了；起初她沉迷在银行卡、鲜花和交际场上的诱惑中，但逐渐在同性的羞辱中有了耻感，她选择离开了王国强。王国强从前的手下付加对平多百般呵护，她在他身上体验到从未有过的爱与性，但当自己不孕的消息被证实，这一切便不存在了。当我们为这个可怜的女孩嗟叹，她自己也试图“要爬出来”时，却只能因车祸躺在医院里了。从主体的角度看，她的自我觉醒了，并开始了试图把握命运的努力，尽管并未达成自己的愿望，但她的失败是悲壮的和有价值的，因此是可敬的。用作书名的短篇小说《单双》里一对异姓姐妹有着令人艳羡的情谊，比主人公费祺小八岁的琴是一个外表沉静但内心丰富的女孩，“她的愿望像天空一样无常，又大”，琴“倒是有两个关系密切的小男友，但也满足不了心里那些不明确的愿望”；她以爱的名义被欲望钳制，甚至在闺蜜费祺的房间里与那个叫于单的男孩亲热；面对密友的劝嘱，她告知以“没玩够呢”的回答——琴的身上是有一种消费主义的感情观的。而费祺又如何呢？这个视婚姻为“脏猪”的离异女子先是与在偶然场合认识的成丰渠、后与琴的男友保持着肉体关系，而她从蛛丝马迹中怀疑前夫与琴有染，亦见到琴和成丰渠出现在巷子里……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伦理关系被焚毁，其根源在于情与欲的火焰太过猛烈了。生活是什么？人生又是什么？生命的价值又如何被感知和把握？当人陷入一种对生命本初意义的追寻时，原始的生理欲望很快超越道德，成为凌驾于自我之上的法则，一具具身体成为“行走的荷尔蒙”。

　　假如我们将琴和费祺对待身体和情感的态度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女性生活的“时尚前卫”之所指。所谓自由时尚，就是对生活成规和已有伦理及道德秩序的超越，人类是被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塑造的，“时尚”隐含着与现实的抗争，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抵制这种带有启蒙意义的个性的汇集和爆发。女性文学在这个路径上进入现实，预示着在经历历史的沉重和对自我的严肃审视之后，步入消解文化传统甚至消解自我价值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琴们都有一个不美好的结局，但是也很难说她们的命运就是悲剧。其实，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然失去了古典悲剧人物的崇高情感，也丧失了对于一切事物的持续热情。”(蔡家园《当活色生香沉入苍凉沉郁》，《单双》序二)诚然，悲与不悲只是外人的看法，不是人物的自我评价，但换一个角度看，假如我们不把传统的崇高和严肃当做与现实比较的对象，仅从人物对生活的想象出发，还是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性：因为她们莫不对爱情怀有美好的向往，但当她们将对生活的期许完全寄托在爱与欲中时，已然注定了自我在快感消失之后的失落与怅惘，这似乎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得与失的科学定律。《寻找激情》中“我”梦醒后的“一身冷汗，不知何处”，《单双》中费祺与琴泪流满面的画面都是例证。

　　当然，我们不能把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等同起来，但毫无疑问，仍然能够将这些作品看做现实片段的某种模型，它们悄然标识出女性的社会维度坐标。这些被情与欲迷失了自我的青年角色，在成长道路上普遍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环境变化，柳卡是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平多受伤住院都不想让乡下的亲人知道，《如梦令》中的喻言遭遇情感挫折后首先就回到乡下的家里，这意味着她们的精神底色仍然是传统的，只是在城市漫漶迷离的灯光中无所适从罢了，迷茫的生活和青春岁月对爱情的憧憬使她们很快滑向对欲望的依赖。这些女性形象令人感动之处，在于我们能够在她们的情欲狂欢中感觉到隐隐的孤独和挣扎，似乎能够看到她们置身繁华街头茫然四顾时的无助与无奈；她们是在无法自控和心有不甘的情势下走向了深不可测的命运，这股力量揪扯着每一颗能读懂她们的心。无论面对社会生活的压力还是自我的内心世界，女性仿佛都处在了被动的和弱者的位置上，她们无法掌控男性，也无法掌控自己。在《寻找激情》中，尽管“我”在经历过的数个男人身上体验到了不同的生命快感，但这不能消弭“我”抓住的每一段感情最终所带来的伤感和失落；在《秋分》中，柳卡被方杰父子对话的温馨场景所打动，她平凡而又平淡的生活向往在方杰的寻欢作乐中被一点点消蚀，她没有能力反抗，仍旧强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一如既往地照顾公公的生活。此时，只有她的身体是她唯一能够掌控的东西——但它又屈从于从章程辉那里被激活并被激情笼罩的自我，这个形象呈现出女性生活和精神世界里深深的虚弱感。

　　郭海燕笔下这些形象看似用“寻找激情”的“时尚”观念反抗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陈旧理想，以上分析却揭示出这不过是表象，实质上作家精心塑造的这些形象在女性的精神世界里有着强烈的情感归属期待，只不过她们无法在爱与欲的纠葛中确认和锚定那个“不明确”的自我——也就是说，痛苦和迷茫感尚未消失的青春末期，她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能用情窦和欲望去为想象画像。失败者未能走出迷局，空余痛苦与失落的惆怅，面对玩弄和欺骗，平多也终是伤在了迷局的出口处。这其中，《如梦令》中的喻言是一个走出迷宫的特例。喻言因考上大学而离开了乡下暗恋她的男同学，进入城里的她看不惯工作中的密友齐飞飞和男友刘思的生活，“本来就有些瞧不起飞飞那城里人的骨子里的俗”，但她却惊恐地发现：“但这俗，也青蛇一样愈来愈缠住她那渐渐生长出来的某些燃烧的部分。”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得以知道，“燃烧的部分”正是萌动的爱欲，作者将喻言与方理的相识安排在播放色情片的投影厅里——那个投影厅被命名为“蜜园”，仿佛那里流淌着无尽的甜蜜——这使他们之间的交往一开始就堕入了肉欲之中——这只是喻言投向方理的表面原因，而挑动她以情欲对接方理的深层动力，在于她感受到的城市对自己的拒斥：“离开学校数年，她一直在努力地融入这个社会，但好像从来没有找到过感觉”，对此，“她一直不服气，始终弄不明白自己比别人少了什么，还是多了什么，为什么就不能自在，不能在城市的天空下大口地呼吸，做一只快乐的哪怕是最小的虫子。”于是方理成了她在城市里抓住的一根能够让自己“翻身”的救命稻草：“现在，她不想要什么理想了，那些天真的好梦被这个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各个击破。就让它们沉入太平洋吧，她现在只想抓住一个男人，一个一直以来她想要的男人。”何况，“就连齐飞飞都有刘思这样的男友。”然而，当方理与助手小潘的苟且行为被喻言捉奸，他们就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状态；而从好男人刘思对待前女友颖和现任女友齐飞飞的不同态度上，喻言更加认清了情与欲的局限，她选择勇敢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四年之后当她再次回到这里，她和方理各自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新的人生境界展开了。喻言的可贵在于，尽管她短暂地将沉浴爱河当作确认自我的途径，恍惚觉得那是一条可以通向自信和永恒的路，当她发现那根本无法阻挡自己的下沉时，骨子里那种“不服”终于将她托上岸来。《如梦令》传递的正是这样的内涵：在爱与欲的纠缠中，逃离即救赎——当喻言归来回首往事，意识到过去不过“如梦”，这便是生命的成长和成熟。

　　《单双》里的六部作品带有明显的女性叙事特征，它们站在女性的视角上，既书写女性面对社会生活时的肉身体验，也反躬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些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是时代生活重塑性别伦理的鲜明写照——无论对男性的爱慕、臣服或者敌意，这个过程促进了女性的自我觉醒，这些形象的启蒙意义远大于道德价值。但毋庸讳言，小说中的人物对情感的体验尽管细腻，但完全是一种封闭的、私人化的体悟和表达。我们在其中看到作者通过这些作品对女性青春期的“纪念性”书写意味：那些人物对爱与欲的选择显现的是女性成长中某个阶段的情感经历，那是青春留给她们的标志。

　　桫椤，男，1972年生于河北唐县，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和《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媒体发表文学评论文章百余篇，出版《阅读的隐喻》《林海听涛与〈冠军教父〉》《自以为灯》等著作；曾获《芳草》文学女评委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等。现供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