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伟

　　“惟楚有才，散文亦盛”，作为湖北的散文大家，任蒙雄厚的散文创作实力已逐渐被社会所公认，其“大气硬朗、立意高远”的散文风格几乎受到评论界和普通读者的一致好评，实际上“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并举的高度，完全可以代表散文国家队的水准”。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组委会颁奖辞评价任蒙散文“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亘古兴衰，历史沧桑，山河变迁，现实经纬，经他的酣畅笔力化作了一道道气象万千、诗意沛然的人文风景。无论是黄钟大吕的磅礴长调，还是言近旨远的精粹短歌，都使他站在了一个‘天、地、人’浑然交融、厚积薄发的写作高度。”颁奖辞既肯定任蒙散文主体风格在于“磅礴长调”、沛然诗意和超越境界，同时暗示其美学追求是多元的。批评界对任蒙散文同样青睐有加，不仅肯定其“气象万千”的创作面貌，深入其历史文化散文、杂文、抒情短章、诗歌理论等作品研究，还上溯到对作家人生、人格与思想探究。整体来看，任蒙散文至少有以下两大方面的鲜明特征。

任蒙散文的美学结构与文体风格

任蒙散文具有深厚艺术魅力，尤其是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代表了其主要美学风貌。卢锡铭在《历史文化的深度解读》中指出，任蒙“将诗、史、思融为一体”“意境精妙，文采粲然，哲思丰盈”“艺术性与思想性并举”的美学追求，使得他的散文，尤其是历史文化散文，“具备超越同类的一种特质。”黄曼君《开拓文化散文的多维空间》认为这正是“任蒙散文最大的成功之处。”沈世豪《“反读”的睿智和魅力》、索晓海《任蒙论》则把所谓“诗、史、思”三要素凝练为“诗性”和“理性”(思辨性)的统一。卢锡铭肯定这种“思辨色彩”凸显了作者“站在思想高地的批判姿态和批判精神”，认为《反读五千年》“彰显出洞悉时空的穿透力量”“展现出高远旷阔的文化视野”“营造出大气雄浑的美学意象”。石华鹏《对历史文化的敬畏思考与心动书写》指出任蒙文化散文善于恰到好处地“处理小我与大文化之间的关系”，凸现了文字的“两种力度：锐利的思考力度、富有感染力的叙述力度”，最终形成“大气雄浑、苍劲有力”的风格印象。这对评论界公认的“理性(哲思、思、思辨)、诗性(抒情)”说而言，既是理论呼应，也是内涵上的丰富完善。钱韧韧《论任蒙散文的文体结构生成》首次对任蒙散文的美学结构进行研究，明确把任蒙散文划分为“历史文化散文、游览观光散文、湖北地域散文、生命感悟散文和怀乡叙事散文五种类型”，指出其“大部分作品讲究起承转合，显示出既严谨精巧又曲折有致的结构特征”，具有“圆融性的张力”；“在语言层面上，更多地以文人的诗性气质吸纳古典文化精华。其散文语言有时生机勃发，充满激情，有时自然典雅、含蓄潜沉，有时清新质朴、自由恬淡”；“从文法层面着眼，顺承诗意情怀的自然升华，进行意象、语言和段落的铺排”，因而“具有质感和弹性”。这些“要素在文本间相互作用，生成了圆满而充实的结构。”

　　除了对文体风格与美学结构作整体研究外，学者们对任蒙散文的诗意特质，也给予了生动阐释。毛翰《诗化散文、文化散文与任蒙散文》指出“用‘诗化加文化’来概括任蒙散文的艺术成就，或许更为全面，更为准确。”他强调“散文的诗化程度，折射出的是作家以诗的眼睛观察世界的能力，以诗的心灵感悟世界的能力，以诗的语言重构世界的能力”。梁艳萍《当追问与沉思相遇》强调任蒙作为诗人对“诗歌语言的敏感训练，构建了散文语言的经纬”。高晓晖《任蒙的散文：思想力和想象力》认为任蒙散文来自于“‘诗与论’的集大成”，其“诗性特征”虽然包括“诗的描绘、诗的意象和诗的质感”，不过首先表现为“源于诗性的想象力”，即“历史画面的想象性回放和对现实图景诗意地摹写”，之后以“思想力”激起“文化震撼”。其次表现在“字里行间始终跳荡着国家、民族、人民这样极强劲的音符，总是澎湃着不可自抑的昂扬诗情”。黄叶斌《任蒙散文的审美境界》概括其诗意营造方式为：“一是对客观事物对象的感性认识和情感展露，抓住其典型意象或画面的特征进行描摹、联想、想象和渲染，以写意或写实的手法表达一种臧否评价”；“二是以通感、移情、象征、借代、拟人、映衬、比喻和夸张等丰富的表现手法，对审美对象进行诗意形象的描绘、诗质内涵的提炼和诗学境界的开拓”；“三是以主动参与和角色融汇的主体意识，以心灵与自然对语的方式，以独到的观察视角和内心体悟，为文本的诗意美感留下耐人寻味的画外音”；“四是在文字的流畅中显示机智，在平实中蕴藏灵动，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力求创新。”黄叶斌最终把任蒙散文的诗美内涵概括为“诗意想象的飘逸、诗性气质的内敛和诗化风格的展露的综合体现”。

　　任蒙散文的文化性或人文色彩，也是散文评论热点之一。卢锡铭《历史文化的深度解读》指出文化散文除“行文上具有诗化韵律”之外，还具有三大特质：“一是题材的文化性；二是强烈的文化意识；三是文化解剖具有穿透力”。他指出，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既没有“文化膨胀，情感泛滥”，也避开了“只有历史而缺文化”以至于“枯燥苦涩，味同嚼蜡”的倾向，最终实现了“历史与文化的高度融合，既有翔实的历史，又能调动所有的文学手段，把历史解读得既深刻又生动”。王新民《触摸历史的温度》指出“任蒙特别擅长挖掘在自然山水掩映之下的人文风情，探究久远深厚的文化内涵，赋予历史故事和文人风骨最大化的价值张力，使风景、绘画、雕塑、史籍从对象本身凸显出来，为阅读者增添更多的审美情趣”。任蒙不仅善于在有据可查的历史文化题材、自然山水题材、艺术题材中发掘已知史料，进行深沉的人文批判，还擅长“在风干的历史中打捞深邃的文化积淀”。刘保昌《体贴人生：实力派散文的突破性意义——任蒙散文论》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任蒙文化散文之文化特质，一方面指出其可贵之处在于“并没有因为自己正在从事文化散文写作，就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文化救世主义者，也没有因为要讨好读者而从此成为文化淑世主义者”，始终“贴着具体的人生，并没有幻想要做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者”，始终保持着文化“主体情感的真实性、丰富性、自然性和穿透性”。这种“真实、自然、关注此在、体贴人生”的平民性文化立场，正是任蒙散文的重要价值。何炳阳《任蒙散文的人文气象》认为，任蒙“以东方文化寻根问古式的文化情结，又以西方文化那种对客观事实的探索精神”，真诚而有选择地“赋予散文以文化道义上的观照和承载”，有意追求“美学意义上的人文境界”，“为文化散文树立了新的理性标高”。何炳阳、刘保昌与卢锡铭等人对任蒙散文文化心态的把握，可谓殊途同归。

　　任蒙散文的在场意识和主体精神，评论界多有探讨。何子英《任蒙文化散文的人文情怀和主体精神》在批评当下文化散文创作只复述史料、不触及生命深层问题的同时，高度肯定任蒙“强烈的在场意识和主体精神，作家不仅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者，甚至是‘参与者’，他对历史场景和情节的想象、还原，对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刻画，都体现了一种当下意识，一种与历史人物精神上的沟通交流”。杨彬的《反读、细节、主体性》甚至将任蒙散文的主体性研究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指出任蒙具有“超常性、超前性和超我性的主体性特征”，而“反读、细节描写”成其“主体性思考的两翼”。钟长宜《任蒙散文的哲学思辨与艺术超越》则强调任蒙“散文的风骨”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他“注重史识的深度，注重作品的思想重量，这就使得他的散文有了鲜明的思辨性和批判性，显示出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任蒙对人的精神价值与创造价值的肯定与尊重”，“渗透于文学的生命意识”，以及“曾被一些评论家高度肯定的批判意识，正是来自于他这种深厚的悲悯情怀”。刘保昌《我们有理由期待》则从创作主体的内在要求出发，评价任蒙“是从个人主体性、真实性出发的写作，是他自己‘真实’的声音，而非某些散文家用假嗓子的‘歌唱’或表演。”对此，索晓海《任蒙论》表达了类似看法，“‘写散文就是写自己’，这是任蒙用‘真嗓子’讲话、‘不装’和善于表达独立思考的本色体现”，而只有这种“有着独到眼光的作者才能提供给读者有价值的精神资源”。

任蒙散文的文学地理学批评

任蒙不仅能发文化之幽思，而且善得“江山之助”。其散文大半取材他的游历。古往今来的名胜古迹、先贤遗踪，大都见证过其壮游的身影，唤起他无尽的诗情哲思。这些人文地理空间不仅为任蒙的情感抒发、人文关怀和生命体验提供了重要客体对象，而且还是其散文地理意象创造的主要源泉。目前，有部分学者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任蒙散文，体现了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动向。

　　其一是任蒙对地理景观的人文关怀。王毅《文章江山助，江山文人捧》对此有精辟阐释：“任蒙的散文，无论是写大陆的长城、三峡等名胜，还是写台湾的海岸线和太鲁阁等风光，都不是以景写景，而是注重从更新更深的层面去开掘其人文内涵，张扬其人文精神。”经过任蒙的情感抚摸、人文观照，单纯的自然景观或“地理学上的名词”逐渐演变为人文景观，甚至可能升华为任蒙独特的“文学景观”。王毅以《黄山景观在天上》为例，展示了任蒙“重新发现”黄山的过程。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黄山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具有了浓郁的人间气息。任蒙在理性剥除某些传统人文景观之陈腐文化堆积的同时，也丰富了“长城”“绿林”“九宫山”“东坡赤壁”“峡江”“栈道”等地理意象的人文内涵。程义浩《绿林有幸遇任蒙》则揭示任蒙对“绿林”的历史反思。在他的批判观照下，“绿林”意象逐渐超越江湖侠义，变成封建历史悖论的象征。任蒙之所以能吐故纳新，“重新发现”那些被误读忽视的地理景观，原因在于王毅指出的“作家审视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之间的独特视角和目光穿透力”，即创作主体在处理“现代与传统、山水与人文”等关系时，表现出的理性思辨与创造性想象的能力。吴道毅《对话·叩问·感念》高度概括了任蒙将地理景观文学化的过程：“任蒙运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下与宇宙、自然交心的过程，在开启人生之旅的同时开启自己的文学之旅”，他“与它们展开心灵的交流，与此寻求对自然之秘的解答，或从江山变易求得对历史嬗变的理解。”任蒙为何要倾情描写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文学景观？他的情感来源是什么？这要从其童年的“乡土情怀”去寻求解释。张友文《土地·岁月·命运——任蒙散文中的乡村纪事》认为“任蒙的往事重温旨在回到历史、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回忆中作为地理空间的乡土或乡村，不仅是任蒙“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的出发点，也是他生命中第一个精神空间，“他的所有的‘往回走’和‘往后看’都是精神的重建，而不是精神的消费。”

　　其二是任蒙散文的地域性特征。作为长期浸淫于楚风汉韵的湖北作家，任蒙散文体现了浓厚的地域特色。彭宏《楚风汉韵话沧桑》指出，任蒙“人生大半在湖北度过，楚地家乡的那些历史遗迹、历史名人、山水风光、生活习俗依然是他的文化之根，是其反复涉足与反复观照的对象。他不断地从中追问历史的风云变换，思考文化的传承演进，感叹人生的命运悲欢，体悟生活的情趣甘苦，也更易激发自我文化心理的认同。”任蒙散文的“楚风”还表现在创作中融入了楚人的秉性情怀“不拘正统的质疑反抗，不被礼教束缚的率性直率，不甘雌伏、不甘憋屈的逞气好强”，表现为“言人所未言，破除思想的陈规和文化的盲从，思辨力量和批判锋芒鞭辟入里，正显现了憨直血性和怀疑理性兼具的古楚风范。”再则，正如彭宏所言，任蒙“在散文中大量“钩沉‘大汉口’的文史古迹，追溯武汉的城市变迁，描摹汉口的现代风光，点染世俗的情趣风习，显现出鲜活的‘汉韵’，已颇具‘汉派’散文的独特风采。”他“从历史烟云中介入现实”，既“书写了这座城市的激情爽直、生命活力，也展现出这座城市另一面的浪漫诗意以及世俗的生活情趣”，这些“繁华、时尚、热情甚至喧闹、浅俗，充满了市井风采、凡琐情趣和世俗神韵，也正是池莉、方方在他们的小说中曾显现的汉口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黄思思《人文精神的传承在路上》比较任蒙散文与汉味小说，尤其强调其对“汉味”散文的开创意义。

　　其三是任蒙散文的文学地理学考察。任蒙散文贴近平民生活，有严谨求实之风。这不仅表现为其思想的犀利而公允、有超越的哲思而能通达世情，还表现在他始终把散文写作建立在历史文献和地理学考察基础上。文学地理

　　形象与田野调查、文献记载高度一致。易晓辉《任蒙再往寿山考察李白当年读书处》、任蒙《就“寿山月光”实地寻访答诸网友》共同揭示了《月是故乡明》的创作考察过程。记者刘功虎《武汉文化学者任蒙新考证》提到任蒙怀疑汪伦“农民”或“村民”身份的传统观点，为探访民情、查阅方志、还原“桃花潭”形象，“特意跑到皖南泾县、青弋江一带实地考察游历”。邹建军认为任蒙《千年送别》“对《赠汪伦》留下的谜团一层一层地进行考证，得出的结论很接近历史真相。”(《任蒙文化散文研讨会纪要》)吴艳的《身份·文体·诗思》则认为这“既是考据又是鉴赏式的美文”“有乾嘉学派的考据法，有诗意想象的现场再现法，合情合理，错落有致。”何子英说过类似的话，“任蒙散文有很强的在场意识”。这里所谓“在场”，主要指心灵“在场”，不过也包含古今行迹融合与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在场”，这既有助于历史场景的想象还原，还能发挥心灵对话的媒介作用。

　　综上而言，任蒙是散文家也是杂文家和诗人，更是一个思想者，学界对他因文及人的热评现象与其多元的美学追求、宏大的创作魄力和深刻的文化思辨是相应的。中国散文学会曾评价其作品“展现了大意识、大关怀的文化视野，充满浓郁的文化色彩和文化韵味，显示了独到而深邃的文化理念、文化意识和文化情趣，具有深厚的文化内蕴和思想张力”，这既是对任蒙文学地位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新时代散文创作与批评提出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