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霞

　　众所周知，晓苏是写乡村的好手，也是高手。他以油菜坡为背景的小说风格鲜明、意蕴丰厚。油菜坡是以晓苏故乡鄂西北一个小山村为原型的所在，地如其名，风景秀美，人情淳朴。对于作家而言，故乡永远具有源泉性的意义。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中，莫言、阿来、迟子建、刘震云、毕飞宇深情讲述着他们如何在故乡成长、获取灵感并寄寓身心，充分彰显了故乡的重要性，对于晓苏来说同样如此。他说，油菜坡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特征”，既是他的“情感出入口”，也是他的“故事处理器”。随着他的叙事图景的拓展，油菜坡已经成为了当代乡村叙事中一个显著的地理坐标。

　　说到乡村，人们都注意到，今天的乡村不同于20世纪，更无法与古老的乡土中国相提并论。在资本、权力、产业的裹挟与剥夺下，乡村已经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田园牧歌正在流失，曾经的乡村叙事也正在失效，如何书写乡村成了一个艰难的问题。不少作家通过自己的方式在进行探索、试验和实践。社会学和非虚构写作如梁鸿、黄灯成绩显著，传统的虚构性也不乏像晓苏这样独树一帜的写作。有论者将其乡土书写称为“新乡土小说”，晓苏对此也表示认同，认为自己主要是“对乡村转型时期的人心、人情和人性感兴趣”，“从不廉价地歌颂乡土”，而是进行着“深情的批判”。从晓苏的乡土书写可以看到，他对于乡村的观察与讲述祛除了简单化、二元化、道德化，而呈现为颇具艺术性的复合型格局。

　　这种复合性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的设置上。晓苏的小说有着多重结构，即在同一篇小说中同时容纳着两种或两种以上质地相近的叙事逻辑。它们并非重复，而是根据叙事语境、人物关系、行动逻辑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有论者称之为“复调”或“三叠式”“互文式”“隐喻式”叙事结构。这种复合结构首先是“时间”元素的分配，即现实与过去/回忆中的故事彼此平行，互为镜像。比如在《花被窝》中，秀水的丈夫出外打工，家里只有她和婆婆。她和开电器铺的李随好上了，担心婆婆知道这件事，于是改变了从前的恶劣态度，将婆婆接来同住，极尽孝顺。一次偶然的机会，秀水得知婆婆年轻时和自己一样风流，也和自己一样喜欢俏丽浪漫的花被窝，从此对婆婆有了惺惺相惜的理解与体贴。“现实”中的秀水和“过去”生活中的婆婆的故事在某个点上得以重合，而婆媳俩之间阴差阳错的孝敬、体恤、感动也悄然流淌为静默动人的情感图景，“三颗米的花生”则让小说弥漫着诗意和隐喻的色彩。这种以不伦关系来化解伦理矛盾的故事在《父亲的相好》中也有着诙谐的体现。在这些小说里，晓苏要表述的不是“道德”而是“人性”。他说，“关乎人性的故事”最能彰显“人类精神世界的广阔性和情感生活的丰富性”，“它总是要突破那些明晰的边界，就好像漫过堤坝的河流。我就是要写那种‘漫过’的感觉，‘漫过’是一条河流最感人、最动人、最迷人的状态。”

　　这种融合了多重结构、漫溢着温情、在“误会”下打开戏剧张力的叙事在《回忆一双绣花鞋》中有着丰饶的韵味。温煦可爱的老石匠温九与天真颟顸的老妻金菊之间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壮年时的温九曾因带一双精致的绣花鞋回家，被妻子怀疑有外遇，温九提议到七十岁生日时“揭密”。这导致金菊二十多年来坐立不安，暗中给自己树了三个“情敌”。最后的谜底却令金菊意想不到，竟然是妇女主任秋红。温九详细地向妻子讲述自己当年的“外遇”——“现在”的老年温九与“过去”的中年温九的故事交叉呈现出来，形成了时间长度/情感密度相对称的均衡结构。晓苏作品多见性道德的情节，它们是揭橥人性、表达情感、描摹世相的“探测器”。如有论者所言，“猜疑的醋意和人性的执拗竟然加深了夫妻的恩爱和亲情”，以至于“生活真有意思啊”这句感叹确实不是空穴来风。小说在叙事设置上相当用心，主要是通过邻居福娃的视角侧面展现出来的。他作为旁观者/点评者不断地出场，不经意地打断温九揭谜的进程，制造出了不少让人恼怒的悬念。而这些悬念、疑问、紧张都在温九的敦厚、金菊的宽容以及老俩口让人羡慕的“甜蜜蜜”生活中逐渐消失了，最后留给读者的是随着岁月而逐渐沉淀、发酵、醇厚的相濡以沫和相亲相爱。

　　其次，复合结构体现为人物关系的多重平行。在《我们的隐私》中，“我”和麦穗在外打工时结成了一对假夫妻，各有秘密各有隐瞒。妻子的秘密、麦穗的秘密构成了双向轨迹，虽令“我”伤心而难堪，但“我”最后并没有向她们揭秘和发怒，而是将这些苦涩的秘密都藏进了心里，并竭力用善意的谎言帮助儿子维持家庭的完整性。“我”——妻子/陌生男人——妻子//“我”——麦穗/麦穗——“哥哥”(其丈夫)，两个家庭及相似的人物关系结构，交织成了复杂的叙事线索，为生存压力之下“外遇”的合理化与合法化提供着人性的阐释。《花嫂抗旱》中，花嫂的热心助人与她在公司老板那儿遭遇的侵犯恰成反比。她既在为田地抗旱，也为三个男人提供了心灵的滋润。在《麦芽糖》中，没有出息的农民每天为老父亲抓痒，而那些有出息的精英们则远渡重洋，留下老人独自度过春节，甚至孤独至死。两者之中，哪一种生活更幸福，更值得追求，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些故事中，晓苏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他对于那些卑劣的、猥琐的、阴暗的人与事充分表达出了批判性判断，传达着他的“古道热肠”以及“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感”的担当。

　　在晓苏的乡村书写中，还有一种涉及面很广的复合结构，即故事或其逻辑的自我循环/反转。比如在《传染记》中，傅彩霞通过不道德的方式把感冒传染给了邬云的丈夫郝风，郝风又传染给邬云，邬云发现后又想用同样的办法传染给饲料贩子。“霞”“风”“云”，名字的设置本身就敞现着一种流动性。《撒谎记》讲述赵直的儿子赵弯骑摩托车去给外婆贺寿，因喝了酒扎进了干堰，顺带碾断了连赢家的油菜秧。这本来只是一起很简单的小车祸，却在乡村的潜规则下被扭曲为了一桩桩交易。赵直家和连赢家作为乡村弱势，不但人受伤、地受害，还要撒谎赔钱。医院院长和支书手握小权，非但没有“为人民服务”，反而理直气壮地将小权放大为了吃穿用度不愁的“聚宝盆”。《酒疯子》的荒诞性和黑色幽默意味更加浓重。袁作义无权无势，还怕老婆。但这一次，他竟然派头十足地骑着村长的摩托车来到小卖部，要二十块钱的“贵”酒，有板有眼地告诉小卖部老板自己受县长之命代理村长，原村长黄仁已被抓走。他胸有成竹地规划村子的经济发展、想象如何让村长女儿当自己的情人、如何利用茶场赚钱等，无不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而结果实情是，黄仁与袁作义的老婆勾搭，老婆给了他二十元钱，把他支出了家门。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阿Q，他于酒意醺然中向小卖部老板夫妇道出的设计和想象，只是一个受尽屈辱的男人的报复性幻象。他的“宏伟”蓝图与受辱真相一显一隐，一明一暗，一详一略，共同构成了这个乡村弱者卑微可怜的生活面相。在这类书写中，晓苏运用既庄且谐的修辞，营构了令人啼笑皆非、悲喜交加的人物命运。乡村阶层差异带来的性资源、权力资源的分野及其加诸于那些无权无势者的羞辱，横亘为我们时代一道耀眼而难堪的伤痕。

　　无论是通过婆媳、老夫妻、假夫妻流露出来的无尽的温情，还是通过乡村权力结构图展现出来的冷峻观察，都传递着晓苏之于故乡/村庄无时不刻的在场感。这是晓苏的独特之处。他的乡村书写既保留着少年时代记忆中的甜美和温馨，也没有回避当下乡村正在发生的生态、环境与道德等各方面的巨变。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于故乡怀有那么多眷恋与心痛、思念与忧郁、期冀与痛苦的复杂情感，他才选择了分布着多重结构的书写方式，以多元性、多维度的架构为过去/现在的故乡祭出他深沉的追忆与思考。

　　我以为，在晓苏的价值判断里，始终有一种对于人性的坚定信念。他相信，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有一种“很乡村”“很本质”的人性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吃苦桃子的人》中“憨宝的哲学”。这篇小说也采用了“多重性”的方法，只是这一次，它更多地体现在情节之中，而非结构和关系。小说通过车花(陪伴长途车司机的女人)的视角讲述憨宝的故事。车子开到油菜坡脚下出了故障，司机去宜昌买配件，留下车花独自一人，她找来老实可靠的憨宝一起守车。从表面上来看，憨宝集中了丑、傻、呆、穷、痴的缺点，家中还有老母亲和侄儿要养活，是众人同情和嘲讽的对象。但是，憨宝并不“憨”，他有他迥异于乡人的生存哲学和价值观念。小说通过车花和憨宝的交流，运用逻辑相似的情节进行叙述，将“憨宝的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车花给憨宝每天150元，他只要100元，不然以后会嫌别人开的工资低；车花给憨宝毛毯他不要，不然以后不会盖自己的破棉絮了；车花给憨宝苹果他不要，不然以后不爱吃苦桃子了；车花给憨宝自己的身子他不要，不然以后就不乐意睡“老白菜”了；车花要憨宝进城挣钱他不去，他说农村人一进城心就会花，心一花人就完蛋了。这就是“憨宝的哲学”。他舍弃了众人眼中的好物美女，而选择了安贫乐道，自得其所。这套哲学与他爱吃的“苦桃子”构成了内在的精神呼应。在饥荒年代，苦桃子曾经救过他的命。因此他能将苦中带甜、甜中有苦当作生活平常滋味细细品尝，长成了和大地一样宽厚朴实的生命体。

　　晓苏的乡村书写始终关注着农村的生活和人性，绘制出了一幅幅乡村的时代症候图：在《花被窝》和《侯己的汇款单》里，传统的道德和家庭伦理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作者固然未对秀水的红杏出墙进行道德评判，但家庭的裂隙已然存在。侯己的遭遇更为悲惨，辛苦赚得的钱最后空有一张单子，还导致了儿子儿媳不和。在《我们的隐私》中，壮劳力外出打工，他们在异乡艰难生存，不得不相互依偎着取暖，其中自有一份尴尬和苦涩。异乡的温暖是以家人和自我的孤独为代价的。《余爱竹》里，余爱竹为了给家里盖房去南方打工，上演了“为奴隶的母亲”的悲剧。她被丈夫离婚失去了春儿，等她去到南方时发现也再见不到与老板生的孩子冬儿，她疯了。《矿难者》中，小斗在矿难发生时掉头跑向矿洞深处，以自己的死换来20万赔偿金，并留下遗言让妻子嫁给哥哥，以一己之死解决了家里的诸多难题。《看稀奇》和《回忆一双绣花鞋》中，乡村的空巢留守老人虽能自食其力，情感也能自足，却难免让人心酸。

　　在《家庭游戏》中，时代症候体现为颇有意味的人性图景。这篇小说的视角很特别，通过对“返乡者”春节回到故乡过年的描述，以及似真非真的“游戏”，从侧面不失深刻地描摹出了不同的心理。谷丰在城里大小是个干部，因此，当他带着妻女回到乡村时就成了最受欢迎和重视的人。这一次谷丰突发奇想，要给家里人各派一个“官职”，让大家各司其职，共同协作，过一个“团结、向上、喜庆、祥和、幸福的春节”。虽然成年人将之当作了“游戏”，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却当了真。二弟弟家的孩子谷已黄渴望“官位”，谷丰认为这样的话很难保持公平之心，没有给他“封官”。三弟弟家的孩子谷未熟天真纯朴，谷丰看中他的诚实，任命他为“纪律部长”，负责监管一家子春节期间的财务和礼仪。在这套“游戏”的制定和实施里，涌动着令人不安的人性的暗流。谷未熟确实很认真，但当他对谷丰夫妇进行经济监管时，谷丰立即意识到了假戏真做带来的伤害。与此同时，谷已黄则用精明的察言观色和主动“背黑锅”赢得了谷丰夫妇的欢心，从而让“官位”来了个大逆转。晓苏用诙谐的轻喜剧笔法写出了“真”(谷未熟)的被出尔反尔、被辜负、被轻视。这是何其典型的时代症候！晓苏让它发生在兼有“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一个油菜坡家庭里，无疑也让真假之间的博弈场具有了更为广泛的代表性。

　　事实上，除了乡村书写，在涉及都市、校园的小说里，多重平行结构和时代症候也有所体现，比如《暗恋者》《吃回头草的老马》《保卫老师》。这些小说在人物、故事、情节的层层递进和剥离中，悄然展现着晓苏的情感趋向和价值判断。他通过两代师生的故事对于青春期的萌动予以温情的凝视，通过父子两人对于教师的不同态度表达着师道尊严沦落的可悲现实，通过离婚男人重返前妻身边潜意识里却模拟着他与小情人的生活来剖析当下社会的情感痼疾。《卖豆腐的女人》中的郑之是一个鲁迅研究专家，却完全背离了鲁迅的精神，而臣服于自己卑下的欲望。晓苏写这类故事，往往含有对自己身处时代环境和当下知识分子犬儒化的反思与批判。因此，他运用的讽刺、揶揄、解构策略就更加地毫不留情，揭露和批判也相当地彻底。

　　乡村的贫困、土地的凋蔽、情感的荒芜、金钱的引诱、城乡的差异、道德的变质、性的苦闷、生的艰难，无不铭刻着乡土中国在时代变迁中的难言之痛。在晓苏笔下，当代乡村图景与复杂人性书写相互交织，充分实践着他关于短篇小说的叙事美学与写作理想。他将小说分为“有意义”和“有意思”两类，“有意义指的是有思想价值，有意思指的是有情调有趣味。”有论者认为这两者分别指向“建构”和“解构”，它们打乱了一个“旧世界”，让人在乱中触摸到一个“新世界”。这套“双有”表述是晓苏文学经验的理论升华。他喜爱杨争光的寓言化小说，在《黑风景》《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里读出了深厚的人性寓言。他喜爱斯坦贝克，反复阅读他的《愤怒的葡萄》《五月花》《人鼠之间》，每读必有新的体会。他也喜爱茨威格和爱伦坡。近年来，他喜欢上了耶利内克，认为《钢琴教师》中有着“暧昧的味道”，那其实是复杂人性传达出来的震颤与涟漪。晓苏在艺术上不断地深化，在题材上不断地开掘，这种努力与中国社会发展保持着同步。从趋势来看，中国的乡村变化与时代症候处于“正在进行时”“正在变化中”的状态，那么我们也可以期待并想象，晓苏未来的写作空间同样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曹霞，四川宣汉人，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1949-1976)》等专著两部，主持国家课题、教育部课题两项，入选天津“五个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