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红旗谱》是“十七年(1949—1966)”文学史上最耀眼的一部经典，自问世以来，一向被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作者梁斌也声明他写这部小说“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1〕(P267)。上述说法、评价似乎已成为阐释和评价《红旗谱》的不刊之论。然而，从小说文本所传达出的实际信息，从小说的孕育、形成过程，从作家自己的某些说明之中，却可以发现一些异样的东西，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这部小说的认识和评价。
一、创作动机的摇摆与小说文本的分裂
关于《红旗谱》的创作动机，梁斌在多处作过并不一致的说明。在《我为什么要写〈红旗谱〉》(1958)一文中他说:“过去有一句老话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真的，从我的少年时代开始，我从故乡人民的精神面貌中，窥到了这种伟大的性格。”〔2〕(P176)“在这个时代中，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自此，我决心在文学领域里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后一代。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2〕(P178)在《漫谈〈红旗谱〉的创作》(1960)一文中他先是说:“……我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生活，我爱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于是我竭力想表现他们，想要创造高大的农民形象，这是我写这部书的主题思想之由来。”〔1〕(P270)接着又说:“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受到党的阶级教育，亲身经历了反割头税运动及二师学潮斗争，亲眼看到‘四·一二’政变及高蠡暴动，一连串的事件教育了我。后来在党的培养之下，读了马列主义书籍，渐渐明白马列主义革命哲学中最主要的一条真理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可以打倒统治者，阶级斗争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我肯定了长篇的这一主题。”〔1〕(P282)显然，梁斌的创作动机有两种:从生活经历与情感上讲是要保留历史、歌颂故乡人民，这是最初萌发的动机;从理性认知上说则是要印证和宣扬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哲学，这是后来才产生的动机。出于后一动机，作家势必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持阶级化的视角;出于前一动机，则要求的是原生态的历史呈现。显然，这二者间并不完全一致。于是，从《红旗谱》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我们均可以看到这种分裂。
梁斌曾说:“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把朱老忠回叙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挑出来，搁在第一章。”〔1〕(P267)然而，“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事件中，朱老巩和冯老兰的冲突貌似激烈和紧张，实则并不能反映阶级斗争的本质。冯老兰砸钟是为了卖铜顶替四十八村的赋税，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喊:“谁敢阻拦卖钟，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朱老巩则认为冯老兰的真实意图是要独吞河神庙前的四十八亩公地。据事后冯老兰向儿子冯贵堂的交代，砸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根据阴阳先生推断，有那座铜钟照着，咱冯家大院要家败人亡的”。(《红旗谱》第八章)小说的这处叙述似乎否定了朱老巩损公肥私的说法，消解了阶级冲突的主题。而且，“此说显然同样无法支撑阶级叙事。一个迷信的地主无法等同于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3〕(P68)一个有关《红旗谱》的基本看法是认为它“不仅解释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同时揭示了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成功的‘必然规律’”〔4〕(P107)。但经典的革命“起源”叙述强调的是“逼”和“反”，农民被地主逼迫走投无路只好起来反抗。而《红旗谱》的叙述却显示不出这种效果，它给人的印象是朱老巩之死并非冯老兰所逼，而主要是其好强的个性使然，护钟失败他便活活气死。即便是虎子(朱老忠)姐姐被“强人”强奸这一情节，也并没写明是冯老兰下的毒手或指使人所为。至于严家和冯老兰的矛盾，小说也并没有加以渲染。严老祥下关东主要是因水涝成灾，收不上粮食，严志和也是因为参与打官司输上了一头牛，无颜见家人，才决定离家出走。严家父子的出走似乎并非冯老兰逼迫所致。
对于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典型的阶级叙事强调的是剥削与压迫，而且特别强调其残酷性(如《白毛女》)。而《红旗谱》的描写却并非如此。小说强调了冯老兰家族的悠久历史和其祖上长期的财富积累历程(自明代开始就是财主)，也对冯老兰家庭“守财奴”式生活方式大加渲染，如冯老兰贪吝守财、生活节俭，“一件破棉袍子穿了15年，补丁撂补丁，还不肯换”，他的三儿子冯焕堂也勤扒苦做，“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个棉袍子穿十年”(见《播火记》)。强调冯家财富的历史累积性和冯家父子的吝啬守财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其剥削性，所以小说虽也写到冯家收租、放债，却并不那么引人反感。
典型的阶级斗争叙事一般要围绕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阶级冲突的激烈性来设计情节，然而《红旗谱》中的某些情节设计却并不符合这种原则和要求。最典型的就是“脯红鸟事件”。梁斌曾说:“为了突出朱老忠这个人物，小说开头就有必要加强他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冲突。也曾经考虑过写进一些催租逼债的情节，这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最尖锐的矛盾，后来又想到，很多作品都写过了，也容易写成《白毛女》那样，才写了鸟儿事件。原稿是写朱老忠和严志和捉到脯红，冯老兰想霸占，以表现他们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直接冲突，同时也表现了老兄弟俩的亲密友情。后来觉得运涛和大贵等第二代人还写得不够……考虑再三，才决定把鸟儿事件中朱老忠和严志和的行动让给运涛和大贵……”〔1〕(P272)在“脯红鸟”事件中，冯老兰愿意拿三十吊钱的高价来买孩子们手中的鸟，但孩子们死活不肯卖给他，最终他只好放弃，而不是像当时普遍的阶级叙事中表现的那样，去强抢。所以有人指出:“出现在这一‘夺鸟事件’中的冯老兰是一个连农民小孩的鸟都夺不到手的可怜虫，好像与叙事人描写的那位‘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四条街乱颤’的恶霸地主冯老兰没有多少关系。”〔3〕(P69)“脯红鸟”这一情节显然也无法表现出阶级冲突的激烈。在典型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地主阶级往往都会对农民身体进行直接折磨或者造成农民在情感上的强烈伤害，如《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他不但欲污赵玉林之妻，而且罚赵玉林跪碗碴子。但《红旗谱》中并没有地主对农民动用私刑从而引起他们的切肤痛楚和深刻仇恨的情节。
除了情节设计上的不典型，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有问题。在塑造朱老忠的形象时，小说着墨最多的是他那种民间侠义性格和家族复仇情结，而不是对其阶级意识和品质的刻画。所以，人们普遍感觉到朱老忠作为一个“阶级战士”的特征并不明显。至于反面人物冯兰池，其形象塑造也存在非典型与自相矛盾之处。他勤俭持家，保守顽固，一件破棉袍子穿了15年，补丁撂补丁，还不肯换;他对儿子说:“人们都说白面肉好吃，我光是爱吃糠糠菜菜。”吝啬、勤苦的冯兰池无疑是小农经济背景下(或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中国旧式地主的典型，这是一种主要依靠勤劳、克己和节约来实现财富积累的方式，而不是靠巧取与豪夺的剥削方式。冯老兰家庭显然不是阶级话语中的地主典型，后者强调的是剥削性与寄生性。而且，就是这样一个吝啬的守财奴，竟然愿意拿大价钱去换脯红鸟、去玩弄女性。总共只有三、四顷地(见《红旗谱》第二十六章江涛与贾湘农的谈话)的冯老兰为了和春兰“玩玩”，宁愿付出“一顷地，一挂大车”的巨大代价!这明显不符合其吝啬的本性。梁斌在《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说:“地主阶级有地主阶级的丑恶生活，要尽量暴露他的生活的黑暗面。”〔1〕(P282)这大概就是梁斌设计出冯老兰想玩弄春兰这一情节的初衷。阶级话语要求将地主恶霸都塑造成黄世仁一样的欺男霸女的典型形象，所以丑化冯老兰的道德品质就是必须的了。为此，小说是这样描述的:“冯老兰早就看上春兰。在乡村里，谁家姑娘一出了名儿的好看，他就像猪八戒，嗅着鼻子，闻着香味儿找来了。这老家伙，表面上看，是个‘古板’的老头子，实际上是个老色鬼。”这种描写遵照了阶级话语的要求，却明显与人物的性格逻辑不合。
显然，由于还原历史这一潜隐动机，阶级话语的讲述受到干扰，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消解。小说所呈现的更像是家族势力之间的纵横捭阖、使气斗狠，家族复仇的内容压倒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人物性格的冲突(如朱老巩、朱老忠爱管闲事、打抱不平的性格和冯兰池贪婪的性格之冲突)胜过了阶级立场的冲突。然而，《红旗谱》在阶级斗争演绎上的非典型性并非坏事，因为典型化往往就是一种抽象化与简单化，正如十七年期间许多此类革命历史小说，其典型化手法往往导致的是脸谱化的人物、概念化的情节。《红旗谱》的非典型化给我们提供的却是更为丰富的社会景观、更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和故事。
二、《红旗谱》的生成:从历史写真到阶级化虚构
梁斌曾说:“《红旗谱》从短篇发展到中篇，又从中篇发展成长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的脑海里生活不下十几年。”〔5〕(P258)具体来说，这部小说的雏形先后有短篇小说《农村的骚动》(1933)、《夜之交流》(1936)、《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1942)、剧本《千里堤》(1942)、中篇小说《爸爸》(1942)等。从早期同类题材的这些创作中不难发现，它们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红旗谱》有很大的不同。发表于1933年的《农村的骚动》是《红旗谱》中“反割头税斗争”情节的原型或雏形。小说写的是发生在一个村庄中的农民抗税风暴。贫穷的农民为了生存而熬制、贩卖、使用私盐，官方的私盐侦缉队却借缉私之名大肆搜查民宅，敲诈勒索。侦缉队的横暴激怒了乡民，他们在老德的率领下包围、扣押了行凶的侦缉队，并组织了抗税筹备会，向四乡联络。《农村的骚动》所写的抗税运动完全是村民自发的，是偶然、临时鼓噪起来的，而《红旗谱》中的反割头税斗争则是中共党组织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的。
发表于1936年的《夜之交流》是描写高蠡暴动的，且看其描写的暴动情景:
秋深了，夜气寒冷，但人的心上却滚着热潮。不断的从大队里飞出一两声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幽邃的天空。
顶头骑在马上的一个硬汉子，把马一横不走了，扯起嗓子来热情地说:
“伙计们!节省一点子弹吧!有用得着的时候……”说着，他心里打了个结。……
大厅上开着紧急的会议。……
一个宽头矮个的站起来，振奋了精神，骨骨棱棱地说:
“伙计们!为了我们集团的生命，为了我们的集团得到大多数人的信仰，我们破坏，我们杀，只限定我们的敌人。这是有分寸的!这就是我们所以别于土匪行为的地方……”
……接着那个老警兵，皱了皱眉立起来说:
“我说，我说是这样!我们现在是军事行动，不能处处那么书生气……为了增强团体的力量，必须拉年轻力壮的农民参加……”
上述叙述和描写呈现出来的高蠡暴动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盲目、混乱的行动，这场暴动仓促且毫无组织、纪律性，参与暴动的人数并不多，农民也不是暴动队伍的主体……而在20多年后创作的《播火记》中，对高蠡暴动的描写突出的则是党的领导和组织，暴动的浩大声势，并让农民成为了这场暴动的主体。
前后期作品的这种差异源于作者的思想意识的不同。前期的写作基本上是对历史原貌的反映，近于实录，而后来的《红旗谱》、《播火记》则是灌注了作家强烈的阶级意识的改写和虚构。对此梁斌在1960年有过说明，他说:“大革命时代，我才十几岁，是个团员，对于那个时代党的政策、党的工作，对于当时的生活，认识、体会得不那么深刻，把那些年的工作和生活上的细节忽略过去了，对当时许多重要斗争没有深刻体会。……到一九五三年开始写《红旗谱》，一下笔就感到顺利多了，有些问题的看法和体会也与过去不同了。”〔1〕(P293)在1965年的一个访谈中梁斌又一次说:“我是在白色恐怖下参加工作的，那时还不很知道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经过一九四四年整风运动，思想觉悟提高了一大步，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受到的锻炼更多。后来写《红旗谱》时又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发现自己对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认识得还很不够，又经过一番学习和访问才逐渐明确了起来。”〔6〕(P267)其实，直到写《红旗谱》之时，梁斌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视角都还处于形成之中。
据梁斌交代，《红旗谱》最初计划写四部，第一部从卢沟桥事变写起，第二部写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黄金时代，第三部写两面政策和地道战，第四部写土地改革。其中第一部围绕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写河北高蠡地区抗日活动的初步开展与兴起，在这一主干情节之中通过人物回忆的方式插叙了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保定二师学潮等故事。当时(1953—1954年)完成的这第一部初稿名叫《战寇图》，因有人写了部电影叫《战洪图》，就改名《抗日图》，后又改为《烽烟图》。〔7〕写完这部书以后，作者觉得插叙、倒叙部分太多，与全部小说不相称，于是把倒叙部分割下来，写成第一部，而原来的第一部则成了第二部。这样第一部写了大革命时代，写了反割头税运动和二师学潮、高蠡起义等事件，共有五十多万字。因显得太长，又把高蠡暴动的部分割下来，写成第二部《播火记》。〔1〕(P265－266)按此，可以看出梁斌最初写作的兴趣点在于反映抗战，而不在于追溯农民革命的起源问题。这或者是因为大革命时期梁斌家乡的阶级矛盾与冲突并不显眼，从而没引起梁斌的重视，或者是因为梁斌还没真正形成阶级视角和掌握阶级话语。
所以梁斌说:“我在酝酿、创作《红旗谱》和《播火记》的整个过程中，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认真学习了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和文件。”〔1〕(P291)这表明，是因为反复学习党的政策和文件才让梁斌具有了敏锐的阶级意识和掌握了阶级话语，并反映在1956—1963年间创作的《红旗谱》与《播火记》之中。从《烽烟图》到《红旗谱》、《播火记》，体现的是从民族抗战主题向阶级斗争主题的转变，这种转变大概也有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因素在内(即1957年反“右”以后阶级斗争话语的兴盛)。
显然，从1930年代《农村的骚动》、《夜之交流》到1950年代后期的《红旗谱》，有一个从民间视角向阶级视角，从原生态历史景观向阶级化历史重构的演变和转向过程。
三、社会学视域中的《红旗谱》
上面的分析显示，《红旗谱》的阶级视角和阶级话语呈现的并非本原的历史，也无法完全改写原生态的历史景观。那么，历史的原生态又是如何呢?社会学的考察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华中、华南、华东农村，因为大型家族保存完好，且土地资源相对丰裕，所以租佃、雇佣关系比较发达，并成为乡村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这样，地主与贫雇农的矛盾就成为农村阶级关系的主要表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及其领导的农村暴动实践就是以这一地域及其社会特征为背景的。但当时的华北地区农村情形则颇有不同，未必符合毛泽东式的理论解释。“华北地区以小农经济为主，租佃制度不发达，不能够维持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从民国元年到1934年，纯佃农阶层的比重在农民中为9—14%，如果按其在农村总户数中的比重，则略小于这个数，因为地主和非农业人口在乡村中很少。民国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地关系的紧张，佃农层甚至略有下降。”〔8〕(P119)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研究也发现:“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乡村之中，阶级对抗较为剧烈。不过，在大部分华北乡村，地主同佃农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张。”〔9〕(P182)“在冀鲁两省，地主 － 佃农并不构成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关系。”〔9〕(P6)《红旗谱》中描写的村落就是如此:锁井镇的多数农民都是“自耕农”，像朱老忠家有几亩薄地和一头牛犊，严志和家有几亩“宝地”、一头耕牛，其他人如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等人物，也都有房有地、经济上自给自足，并非佃农或雇农;而冯老兰有三个儿子，家中人口众多，合共也只有“三四顷地”、“三层宅院”、“三四个长工”、“十几条牛”和“十几只猪”，仅凭这些家产，与朱老忠等自耕农相比，贫富分化也并不算严重。重要的是，冯老兰家族是生产性地主，而不是纯粹寄生性的地主，冯老兰家土地除出租外也“自己耕种”，“三儿子冯焕堂，是个不平凡的庄稼人”。而且冯老兰家庭善于笼络人心，施予小恩小惠，与其他农民关系并不紧张，冯焕堂就“专爱和长工们在一起”。
关于农村革命的起源，社会学家们的发现与中共党史的结论也并不相同。比安科(lucien Bianco)的《农村与革命》(美国，1975)、田中忠夫的《近代中国农村之解体与农民之斗争》(东京，1955)等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农民暴动的研究表明:“农民暴动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苛捐杂税，而不是阶级斗争。”〔9〕(P182)当时，军政当局的繁重勒索、摊派使苛捐杂税成为乡村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红旗谱》中江涛对乡村太穷太苦之原因的解释就是:“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太多。工业品贵，农业品贱，谷贱伤农，农村经济一历历破产了!”小说中，“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事件就是由赋税引起的，“砸钟卖铜顶赋税”的做法表面上看是冯老兰的个人阴谋，实际上还是苛捐杂税在起作用。由于苛捐杂税过多，向分散在乡村各处的农民征收就变得不太容易，于是为了省时省力以及避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过程中的麻烦，各级政府大多将捐税承包给乡村的部分有影响力的人物，由其代为征收，并允许其从中获利。这些承包人成了嵌入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赢利型经纪人。于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这种赢利型经纪与农民的矛盾构成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往往是乡村农民反抗的重点目标。〔9〕(P182)《红旗谱》中的反割头税运动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说明。这场农民的暴动，起因就是冯贵堂等包商承包了县里的屠宰税，希望从中赢利。而农民的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冯贵堂这样的经纪人家庭。
有关中国革命的诸多研究发现，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不同的地方革命的发生情形是并不一样的。在华东和华中革命根据地，常有“党利用和加剧任何可以找到的经济与社会矛盾，诸如邻里冲突、家族对抗、代际抵牾、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磨擦和地方宿怨等”〔10〕(P155)，以唤起群众的阶级意识的做法。然而，由于华北农村相异于华中、华东农村的特殊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状况，“当共产党力图探入华北乡村之时，他们很快便发现农民对地主精英的依赖十分有限。所以……那种依靠贫雇农来发动革命的最初设想很难实现。实践表明，利用村内的阶级斗争也难以燃起‘燎原’之火。”〔9〕(P183)《红旗谱》中江涛受贾湘农派遣回乡发动农民造反，没想到首先就在赤贫农民老套子那里碰了壁，老套子认为借账给利钱、租地给租钱等都是天经地义的，不应该抗租抗债。这种描写就比较尊重历史事实。然而，《红旗谱》对中共领导农民革命的描写也有虚夸不实之处。梁斌曾坦率承认，贾湘农这个人物“没有写好”，“主要问题是对这个人物体会不深”〔1〕(P280)。这就事实上承认了这种人物是纯粹的虚构，在当年的华北乡村并没有对应的生活原型。这大概也是小说中贾湘农、江涛、张嘉庆这些共产党干部的形象远不如朱老忠、严志和、老驴头这些本色的农民形象生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红旗谱》对于新一代地主冯贵堂的塑造也反映了某些历史真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地区曾轰轰烈烈地开展过乡村改造运动，有名的如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改革。乡村建设运动主要集中在教育普及、农业生产的科学化等方面，冯贵堂大约就是受到这方面影响并想在自己家乡实践的人物。〔11〕(P69)他上过大学，具有革新思想，主张“改良村政”，办“议事会”，讲“民主”;他劝父亲“少收一点租，少要一点利息”，搞好和穷人的关系，主张通过科学植棉、开油坊、开商铺这些现代经营方式而不是靠收租放贷来致富;他还鼓动他的父亲拆大庙盖学堂，试图教会农民使用机器、改进耕作方法、学会修剪梨枝等等农业技术。虽然农民对他的那一套不感兴趣，但他自己的实践热情却一直较高。
上述种种表明，梁斌虽然依据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对中国北方农村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阶级化的提纯和改写，但并不完全成功，还是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在演绎阶级斗争主题的同时，由于原初的生活经验和记忆的顽强，梁斌在小说的细节描写中不经意地呈现出了华北农村的本然面目，《红旗谱》所为人称道的民族化风格和地域风情，以及朱老忠等主要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显然都得益于此。也正是在保留历史原貌和生活真实而非图解“革命”理论和“阶级”话语方面，《红旗谱》才无愧于“史诗”的称誉。换言之，“红色经典”或“农民革命史诗”之类的定位并非对《红旗谱》真正价值和魅力的揭示，而恰恰是一种遮蔽和消解。
〔1〕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A〕.梁斌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梁斌.我为什么要写《红旗谱》〔A〕.梁斌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4〕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A〕.梁斌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梁斌.谈塑造人物形象〔A〕.梁斌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梁斌.《烽烟图》寻稿记实〔J〕.新文学史料.1980，(2).
〔8〕王建革.华北农村的生态关系与阶级〔A〕.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0〕陈永发.制造革命〔A〕.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1〕蓝爱国.解构十七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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