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广播电视大学 广东 汕头 515041;汕头大学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延安时期创作范围的拓宽虽然相对淡化了丁玲女性文学创作的浓度，但这并不表示丁玲不再关注中国女性的命运。恰恰相反，丁玲始终在追寻自身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不断探索中国女性的社会道路。集中在1940年、1941年相继问世且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都无不跟女性有关，它们都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处境、生命状态。可以说，这三部小说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丁玲延安前期的女性主义思想。不能忽略的是，丁玲是在早年的反封建伦理道德的现实抗争中完成女性意识的自觉的，而在此之后，丁玲又多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进行鞭鞑的。因此，丁玲的女性主义思想应该是在批判封建文化，追求社会解放的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两性平等观念。如果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联系性地分析上述三部作品对于女性命运的选择与反思，则能够更立体地呈现出，丁玲延安前期的女性主义小说已经使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走向更为宽广的人道主义关怀。
一
《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两部小说中的“贞贞”与“陆萍”都是具有独立人格与强烈抗争意识的女性，丁玲追寻与叩问的是觉醒的女性身处无处不在的封建传统习俗中，她们可能选择的社会道路是什么。在以往的研究当中，人们着重分析了“贞贞”、“陆萍”这两个女性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多批评了丁玲为其所设置的光明前景。但是，离开创作的历史语境，仅以艺术标准分析丁玲为人物选择的命运则容易忽略丁玲女性文学创作最艰难的求索。因此重新结合知识女性的历史境遇，分析丁玲为“贞贞”、“陆萍”设想的人生选择是很有必要的。
丁玲为回到霞村的贞贞设置了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在“众人”的劝谕下与原来的恋人夏大宝结婚。这一条道路丁玲是不会替贞贞选择的，原因之一是作为环境人物的“众人”代表的是一种封建的伦理道德规范，不管“众人”中的不同个体对贞贞是表示“同情痛惜”还是表示“蔑视鄙夷”，他们都只是封建伦理道德浸润下形成的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面目模糊的“个体”，但是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从不同方面形成了封建伦理道德对贞贞的“合围”。如果贞贞听从“劝谕”即表示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生命的消逝。原因之二是，虽然夏大宝是善良的，但他其实也只是“众人”中的一个，贞贞早已与之决裂，更不可能再次接受带有同情怜悯的“爱”。作品中有一处对夏大宝的正面描写:
“明天，明天，……她永远都会恨我的，我知道她恨我……”他的声音稍稍有点儿哑，是一个沉郁的低音。“不，她从没有向我表示过对人有什么恨。”我搜索着我的记忆，我并没有撒谎。“她不会对你说的，她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她到死都不饶恕我的。”“为什么她要恨你呢?”“当然咯……”忽的他把脸朝向我，注视我，“你说，我那时不过是一个穷小子，我能拐着她逃跑么?是不是我的罪?是么?”〔1〕(P230)
显然，曾经想要与夏大宝远走高飞的贞贞，在被爱人背叛之后选择了继续抗争的道路，却不幸在上山去作“姑子”的路上被日军抓走沦为军妓。贞贞的悲剧是多重的。首先是追求爱而不得的悲剧。贞贞想要和夏大宝私奔，夏大宝却不敢。为了捍卫自由，贞贞自己出逃。从贞贞选择独自抗争的那一刻起，她与夏大宝之间就不存在任何精神上的对话。而当贞贞带着受伤的心灵与病重的身体重新回到霞村，她更不可能接受夏大宝带有怜悯的婚姻。为失贞女性取名“贞贞”的寓意是明显的——虽然贞贞的身体饱受摧残，但是她的人格是独立的，精神是圣洁的。因此贞贞忍痛割舍原本执着坚守的爱情与可以给她带来些许安慰的婚姻，更是为了在爱人面前维护自我的尊严、追求两性间人格的平等。贞贞这一女性形象，特别突出地反映出丁玲女性主体意识中的自尊、自强。
虽然贞贞不幸沦为军妓跟夏大宝缺乏反抗的勇气不无关系，但是文本中未曾显露出丁玲意欲谴责夏大宝的情感情绪倾向。因为丁玲知道，贫困的夏大宝之所以懦弱，之所以不敢去争取自己的爱情，也是在封建传统的侵蚀下造成的。夏大宝被动地将贞贞推入深渊，却也是在深渊边哭泣的人。丁玲反思的是造成贞贞命运悲剧的根源——封建传统。而贞贞更深的悲哀在于她沦为军妓的悲惨遭遇得不到霞村人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在中国的封建传统中，失去贞操的女性根本无处容身，走到哪里遭遇的都是无尽的蔑视与冷眼。丁玲所要批判的更是封建伦理道德对于人性的扭曲、对于人的美好情感的扼杀。
最终贞贞放下从前的所有，坦然而心怀期待地离开霞村去延安寻找新的生活。这是丁玲替贞贞选择的出路，表现出丁玲内心寄寓“政治革命”的希望。投身革命的确是当时女性社会道路的一种现实选择。丁玲为贞贞设置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是建立在个人切身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艺术创作应该基于现实又应该超越现实，人物的命运应该处于一种剧烈的矛盾交锋之中，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丁玲这样“处理”贞贞的命运，显然化解了整部小说的矛盾张力，从现实的角度暂时“缓解”了失贞女性的厄运，但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显然估计不足，因而贞贞的悲剧也不如祥林嫂的悲剧显得深刻而广大。当然，当时解放区在其政策层面确实肯定了两性平等的权利，但政策层面的规定并不能代替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变化。贞贞的悲剧并不是依靠政策和法令能够解决的。
那么，丁玲是否天真乐观地认为，贞贞离开“霞村”进入延安之后就是一路坦途呢?回答是否定的，丁玲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并未止步。女性抗争的场域由“霞村”转换到“医院”，恰恰是丁玲思想矛盾在革命队伍中进一步激化的表现。“霞村”与“医院”各自的象征意义不同，代表着丁玲创作思想深度的不同。“霞村”，表明女性遭遇封建思想的合围发生在“农村”，这与丁玲自身的现实处境仍有一定距离。而“医院”是象征解放、进步的地方，但陆萍一进医院首先感受到的是“革命同志”对女性的不屑和鄙夷，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虚伪、矫情。虽然如此，陆萍仍然保持着对工作的热忱、对同志的坦诚、对不良现象的批评，但陆萍执着真诚的付出只为她带来了疑虑困惑的目光、细细碎碎的议论、冷嘲热讽的观望。凡此种种与丁玲进入延安后的革命生活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在医院中》呈现的是女性知识分子在解放区的一种遭遇，但丁玲反思的是封建文化对个体人无声无息且无处不在的浸润和影响，这一类人不但不会自以为非，反而将陆萍视为异类。
显然，丁玲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知识分子对于延安、对于革命队伍的文化环境是有一种清醒的认识的:“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2〕而《在医院中》所要探寻的正是知识女性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的一种人生选择。以往的研究多批评了丁玲对小说结局的设置，但较少分析陆萍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挣扎。然而，呈现知识女性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于人生道路的两难抉择恰恰是丁玲女性文学创作的特殊价值所在。丁玲为陆萍考虑了三条道路。这三种选择可以看作丁玲(女性)不同的“自我”在反封建文化抗争中的扣问与剖析。
是的，应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末，她该到什么地方去?她拼命的想站起来，四处走走，她寻找着刚来的这股心情。她成天锁紧眉头在窑洞里冥想。〔1〕(P251)
这是陆萍的第一条出路——离开，但是丁玲是不会替陆萍选择“离开”的。因为带着国耻家恨的丁玲、带着满腔革命热血的丁玲，是不可能因为遇到挫折而离开革命队伍的。那么不离开便应该继续进行斗争吧?陆萍的第二条出路就是——抗争。
……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现在她似乎为另一种力量支持着，只要有空便到很多病房去，搜集许多意见，她要控告他们。〔1〕(P252)
但是，丁玲很快又进行了自我否定，这种激愤的个性主义的抗争在满是封建恶习的革命队伍当中显然是“失效”的。原因是什么，丁玲也通过没有脚的人告诉了我们:
……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个不识字的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1〕(P252)
……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1〕(P253)
因此，丁玲为陆萍选择了第三条出路:
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被准许了，她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化冰，然而风刮在脸上已不刺人。她真真的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虽说黎崖和郑鹏都使她留恋，她却只把那个没有双脚的人的谈话转赠给他们。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1〕(P253)
丁玲为陆萍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出于一种现实考虑，更是对自己及其他知识分子的一种告诫。知识女性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要么对“革命”失望离开，要么继续以激愤的个性主义抗争封建文化，并且在一种得不到任何实质效果的抗争中逐步“消磨”并“消溶”下去。如果替陆萍选择第二条道路，陆萍所能得到的必定是“莎菲式”的命运，一条在抗争中“悄悄的活下来又悄悄的死去”的道路。这必定不会是丁玲的选择。主观上是因为丁玲早已决定告别“莎菲”，客观上是因为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对革命者的丁玲提出更为迫切的要求。丁玲来到延安，她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当红军，这是丁玲政治革命追求的标示。因此，丁玲不会替陆萍选择一条在纯粹的“思想”斗争中“消溶”下去的道路。陆萍“要求再去学习的事被准许了”——这表明丁玲为陆萍选择了一条继续投入政治革命的道路。但是丁玲为陆萍设置的结局暂时搁置了知识女性与中国封建文化环境的矛盾冲突，这表明丁玲对于女性社会道路的思索始终未能超越现实的层面，始终无法离开“政治革命”的范畴。这是丁玲的“宿命”，是丁玲不可逃遁的现实处境，因为她选择了“革命”，选择了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她就必须承担这个“革命”的历史局限性。
二
阅读品评《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在医院中》，我们总能不时地感受到“贞贞”、“陆萍”身上带着丁玲的品性，折射着丁玲女性主体意识的光芒。这是因为丁玲将作者的主观意识较多地附着在笔下的人物身上，读者的思维就容易离开对人物本身的体验感受，不自觉地揣摩作者的声音。这便不是人物形象的魅力感染读者，与读者发生阅读共鸣，而是作者不断地跳出来告诉读者她的创作意图。丁玲这两部小说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不足。而到了《夜》，丁玲克服了这一创作局限，完全隐藏在笔下人物的背后，由人物独立与读者对话;到了《夜》，丁玲对于女性境遇的关注完全超越了自身，人道主义的关怀落到了遭受着兵祸、夫权、无子多重重压的最底层劳动妇女身上。
“妇女问题在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中才具有自己特殊重要的地位，才不是作为一般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独立的社会问题被提交人们面前。”〔3〕(P48)丁玲便是以《夜》这部作品将农村女性问题作为独立的社会问题提交到我们面前的。小说的着力点在于以一种貌似客观的叙述笔调呈现解放区农村干部家庭两性关系的矛盾冲突，并对造成农村女性不幸境遇的封建传统进行深刻的透视。丁玲十分敏锐地把握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妇女仍然在封建文化的桎梏下遭遇着男性的精神压抑而无力挣扎。《夜》不仅客观呈现了农村女性外境遇的不幸，而且翻开了她们精神世界的内里，由读者找到女性悲剧的社会原因。
对于农村女性的外境遇，丁玲主要呈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男性是中心的、支配的，女性是从属的、附庸的，而且女性地位的从属性还不是以“人”的形式、而是以“物”的标准来定位的。首先，农村妇女必须以男子为中心为其服务，被其支配，为其生子，并且承担繁重的家务农务劳动。对于这一点，丁玲的艺术传达方式是相当隐蔽的，让我们看看以下两组叙述。第一组是对何华明回家时间的反复强调及妻子对何华明的埋怨:
然而已经三四天没有回家的指导员却意外的被准许回家。……〔1〕(P254)
他自从做了指导员以来常常弄得很晚才回家……〔1〕(P255)
知道我身体不成，总是难活，连一点忙都不帮，草是我铡的，牛要生仔，也不管……〔1〕(P259)
第二组是关于何华明在家中“主人”地位的叙述:
第二次从牛栏回来后，老婆已经把炕收拾好，……〔1〕(P257)
他躺在热炕上摸着它(猫)，等老婆把饭烧好了拿上来。〔1〕(P258)
当我们把极为平常的日常描写聚集在一起时，我们感受到的仍是“平常”。但丁玲之所以采用既非遮蔽也不凸显的方式叙述农村女性的日常生存状态，便表明这种叙述方式是符合人们的观感的——对于农村女性所承受的生活重负与性别压迫，通常给人们的感受便是“平常”。这正表明，两性间的不平等在所谓解放的中国农村仍属“常态”，因此也无法引起重视受到指责。
其次，进一步挖掘女性在男性心目中不如“物”的地位。对于这一点，丁玲主要以对比手法与心理描写呈现着何华明对老婆的冷漠与厌恶。丁玲不动声色地描写着何华明对家中“牛”、“猫”等“物”的关切之情:
“他急急地跑到家，走向关牛的地方”〔1〕P257，“他并不喜欢别的猫，却很喜欢这只灰猫，每当他受苦回家后，它便偎在他身边”〔1〕P258。而对丑陋的老婆连吵架都懒得开口理会:“他嫌恶地看着她已开始露顶的前脑，他希望省去一场风波，只好不理她”〔1〕P257，“老婆还在生气，他担心她失错把她旁边孵豆芽的缸打破，他是很欢喜吃豆芽的。但他不愿说，他又翻过身去……”〔1〕P259。
我们随即在对何华明的心理描写中找到了原因:
这老怪物，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牛还会养仔，她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1〕(P258)
一笔带过之后，我们便知道这个年老色衰且不会生育的女性已经沦落到次一等“物”的地位:在何华明心里，她只是个会烧烧饭的“老东西”、“老怪物”，自不能生育后便并不如“物”了。
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对于农村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丁玲必定是要深刻批判的。但是丁玲对于这一阶层的女性，内心饱含的更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悒郁之情。如果说“贞贞”和“陆萍”在遭受封建传统的围困时，还有命运选择的主动权，她们最后还能看到一点希望的亮色的话，那么，在《夜》里，何华明的妻子在面对丈夫的冷暴力时却显得混沌、被动、委曲求全。丁玲对封建传统的深入剖析便在于她不动声色地呈现了农妇无抗争之力的原因——因为农村女性的精神长期遭受封建传统的禁锢，缺乏独立自主意识，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既然农妇的灵魂是空洞的，那么以内视角刻画人物就不够自然贴切，因此丁玲对农妇仅仅用了三处简短的语言描写，而且农妇的思想状态在第一次开口说话时便完全暴露出来:
“你是该死的了，你的命就这样坏呀!活该有这么一个老汉，吃不上穿不上是你的命嘛……”〔1〕(P258)
可见，何华明的妻子在混沌地感受痛苦时，也是以封建宿命论来缓解精神的疾苦，怨天尤人。接下来，在丁玲只言片语的叙述、描写中，何华明妻子落后无知、不求进取的思想状态更进一步呈现出来:
她骂他不挣钱，不顾家，他骂她落后，拖尾巴。
她要的是安适的生活，而他到底要什么呢?她不懂，这简直是荒唐。〔1〕(P258)
她唠叨着:“明天还要去么?什么开不完的会……”〔1〕(P260)
因此，与其萎靡、呆滞的精神状态协调一致，丁玲笔下的农妇，给我们的观感是丑陋的、衰老的、枯槁的:
“她凝视着他，忍着什么，不说话。但他却看出，在她脸上的每条皱纹里都埋伏有风暴。……他嫌恶地看着她已开始露顶的前脑，……”〔1〕(P257)
爱之深，恨之切。丁玲以原生态的视角对封建劳动妇女黯淡的生命状态进行描摹，恰恰蕴藉着她对于社会最底层劳动妇女最深沉的同情与关怀。而如何能够改变农村女性命运的不幸，丁玲首先立足于对中国封建劳动妇女的思想局限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因此，在文本中，我们看不到丁玲对于精神封闭而缺乏光彩的农妇的美化，更看不到丁玲对何华明(男性)的丑化。当我们从不平等两性关系的视角中退出，何华明在丁玲的笔下首先是一个眷恋土地、公而忘私、追求进步的农村干部。也就是说，丁玲并不是以先在的女权立场来批判农村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优势地位，而是以冷静、理性的态度呈现农村家庭两性关系的矛盾冲突:
她轻轻埋怨自己，而且诅咒:“……吃不上穿不上是你的命嘛……”他不愿意说什么，心里又惦着牛，便把身子朝窖外躺着。他心里想:“这老怪物，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牛还会养仔，她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她哭得更厉害，捶打着什么，大声咒骂;她希望能激怒他。而他却平静地躺着，用着最大的力量压住自己的嫌厌，一个坏念头不觉的又来了:“把几块地给了她，咱也不要人烧饭，做个光身汉，这窖，这锅灶，这碗碗盏盏全给她，……”仿佛感觉到一种独身的轻松，翻了一个身……〔1〕(P258)
何华明在愤怒的妻子面前极为冷漠，带着鄙夷岿然不动，异常平静。这种“平静”首先是因为“强势”而平静，因为妻子的命运下场，都在何华明的掌控之中——他正在盘算以新的“武器”来给予她致命一击——“离婚”。其次，何华明对待妻子的静默状态，在封建传统两性关系中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从何华明进入家门那一刻起至小说结束，丁玲只让何华明对妻子说了两句话，其余时候丁玲主要采用心理描写让何华明始终处于内心世界的焦灼对抗与自我排遣中。一方面是何华明妻子无可名状、纠缠不休的对外情感宣泄:哭泣、埋怨、咒骂;另一方面是何华明积蓄全力将对妻子鄙夷、厌恶、嫌厌的情感完全内敛压抑在自我心中。丁玲所呈现的两性冲突是在一种没有正面交锋状态下进行的，更进一步说，即两性的精神是完全隔绝，没有任何交流的:
以前他们也吵架的，但最近她更觉得难过了，因为他越来越沉默，好像他的脾气变得好了，而她的更坏，其实是他离去的更远，她毫不能把握住他。〔1〕(P258)
可见，农妇歇斯底里、痛哭流涕的挣扎已无法触动丈夫对她一丝一毫的怜悯之情，反而在一种不自知的状态下加剧了两性间精神、情感上的隔阂，一步步与丈夫渐行渐远，甚至将丈夫推到婚外恋的边缘。这表明，丁玲对于农妇命运的思索并不限于封闭的两性矛盾冲突中。因此，丁玲在何华明身边设置了一个散发生命光彩的农村新女性:
侯桂英是他间壁的青联主任的妻子，丈夫才十八岁，而二十三岁了的她却总不欢喜，她曾提出过离婚……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当他晚上起来喂牲口时，她也跟着来喂，而且总跟过来说几句话，即使白天见了，她也总是眯着她那单眼皮的长眼。他讨厌她，恨她，有时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1〕(P259)
丁玲在何华明身边设置这一女性形象，对比的意图是明显的:独立、自主、大胆的农村女性更具有摄人魂魄的吸引力。
月亮光落在她剪了的发上，落在敞开的脖子上，牙齿轻轻地咬着嘴唇。她望着他，他也呆立在那里。〔1〕(P259)
此处丁玲渲染的是两性互相吸引的情境，并没有对侯桂英正面的外貌描写，但侯桂英之所以能够吸引何华明，最关键的是侯桂英那令人砰然心跳的自主性、主动性。然而，何华明对侯桂英也仅限于精神出轨，并没有忠于自己的感情倾向而选择“离婚”:
“不行的，侯桂英，你快要做议员了，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于是推开了她，头也不回的走进自己的窑里去。……“唉!”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躺着炕上。〔1〕(P260)
可见，何华明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舆论压力，重新回到令自己厌恶的婚姻。而当何华明追求进步并成为农村干部之后，他与妻子之间就再没有任何精神上的维系。而妻子对于何华明，更多的是一种物质上要求，而非一种情感上的关爱。因此，没有爱而只有责任的婚姻，对于何华明而言同样是精神桎梏。在《夜》这部小说中，丁玲的人道主义关怀立足于女性主体的立场却又超越了女权的立场，因为丁玲不仅将同情给予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妇女，而且更关注到无爱婚姻对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男性情感生命最根深蒂固的禁锢。
丁玲之所以不是站在男性的对立面来追求男女平等，追求女性权益，便是因为丁玲清醒地意识到造成中国农村社会不幸婚姻的根源是中国封建传统。封建伦理规范压制着男女两性自由的爱情取向，复制着一个又一个的责任婚姻。农村男女两性的结合不存在爱而只有分工明确的责任——男性养家糊口，女性生儿育女。而类似何华明妻子的农村妇女在封建婚姻中的悲剧更是双重的:如果说在没有爱的责任婚姻中，男性还有选择的可能的话，那么女性的命运则始终掌握在男性手中;而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女性要么遭遇被抛弃的命运，要么在一种混沌压抑的情感状态下完结一生。
在《夜》中，丁玲对笔下人物的情感态度极为克制，既不流露对女性的悲恸之情，更不流露对男性的谴责之意，而始终将道德判断留给读者。然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观照文本，农村女性生命的无奈与悲哀还是在丁玲的零度情感叙述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从“贞贞”到《夜》，丁玲的女性主义思想一步步趋向成熟，丁玲理性地认识到造成女性人生不幸的并不是某个男性个体，也并非女性主观上不愿意追求进步，而是中国社会强大的封建传统习俗使女性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
三
上述三部小说集中在1940年、1941年相继问世并非偶然。我们知道，丁玲进入延安之后的生活处于紧张繁忙而不稳定的状态，除了致力于发展原本落后的苏区文艺，更在中日战争正式打响之后，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进行中共的抗日文艺宣传。在艰苦而严密的半军事化生活中，丁玲虽有大量的行军散文产生，但小说创作处于量少质不高的状态。其主观原因是丁玲对于新的创作题材的把握仍然需要生活的积累，客观原因是丁玲的革命文艺宣传透支了丁玲的创作时间。直至1939年11月被中宣部部长张闻天调离马列学院，负责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日常工作，这才给丁玲的小说创作带来新的契机。
这三部小说是丁玲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对延安社会的沉重剖析，它们延续了丁玲3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如果说丁玲30年代的小说主要反映了觉醒女性在旧社会寻出路而不得的彷徨和呐喊的话，那么这三部小说则多侧面地呈现了解放区封建传统对不同阶层女性的压抑与围困。可以肯定的是，较之30年代，丁玲的女性主义思想更为深邃成熟，其笔下的女性人物画卷更丰富饱满。
当然，这并不代表丁玲的作品没有瑕疵。学者袁盛勇曾指出:“丁玲在小说中试图强调女性个体之主动性的同时，也尽量避免与主流政治话语造成持久的对抗和冲撞，她虽然在作品中叙述了青年女性的不满和忧愁，但她在小说结尾总会给她的人物留下一个光明的前途，带给读者更大的希望:不仅贞贞很快就会离开满是流言蜚语的村庄，到那另是一番“新的气象”的延安去，陆萍也会如愿以偿被安排到学校去继续学习深造，她因而是带着一种“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为她所厌倦的环境的。人们仿佛看到了她们光明的未来。这表明，丁玲的思考还是非常具有限度的，她对自己心爱的延安始终具有一种想象的激情，始终怀有一份天真的乐观。”〔4〕我们认同“贞贞”、“陆萍”的结局确实折射出丁玲女性文学创作的局限性。但是，从反思封建传统这一层面横向比较三部小说，则可以看出，丁玲的女性主义思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深邃发展的。如果说在“贞贞”、“陆萍”那里，丁玲理想主义的革命激情仍未完全褪去的话，那么到了《夜》，丁玲的女性文学创作则以理性、冷峻的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夜》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延续了丁玲从“贞贞”那里开始的对于社会最底层劳动妇女生命的关注，其次在于它提升了丁玲女性文学创作的层面，即丁玲不仅仅是在女性的立场上反思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地位，而且是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观照中国封建传统对于男女两性情感关系的扭曲，从而达到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刻剖析。
丁玲延安前期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便在于它立体地呈现了中国知识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艰难求索与执着抗争。当一种文化已经衰败落后，最先感受到却又无法在一时间改变它的知识分子，是最孤独无奈而不被理解的。而知识女性在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维护女性权益的历史进程中，则承受着双重压力——不仅不被遭受封建思想束缚的普通民众所理解，而且很难得到同一阵营中男性的肯定支持。然而，丁玲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最终超越女性自身，带给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示:即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如果仅仅拽住女性主体的立场则并不足够，女性作家应该拥有更深沉宽广的人道主义关怀才能让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道路越走越宽。
〔1〕丁玲.丁玲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丁玲.丁玲全集:第7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59.
〔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8.
〔4〕袁盛勇.真实而脆弱的灵魂――论丁玲延安时期的话语实践极其复杂性〔J〕.文学理论研究，200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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