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对官场人士来说，连降数级，大约类似腕级主角沦为路人甲去跑龙套——境况之别，犹如天壤。8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通报，自治区纪委对阿克苏地委原委员、常务副专员蒙志鹏对他人行贿作出处分：开除党籍、行政撤职，职级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当然，遭遇级别“跳水”的，不仅蒙志鹏一人。今年6月，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七级到科级；7月，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连降四级，担任“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如此降级，似乎大快人心。

　　中国自古是身份社会，等级森严，晋升繁复。读书人一般中进士后，有“释褐”一说，即脱掉老百姓衣服、穿上官服，此乃莫大荣耀。因此，一旦被褫夺官籍、贬为庶人，简直是天崩地裂的事情。这也就难怪时下的舆论将这种降级处理称为“断崖式降级”，点赞不断。反腐专家甚至慷慨陈词：“断崖式降级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

　　这话说得很讨喜。不过细想想，又似乎未必值得额手称庆：一来，降级或者不降级，总应该“按常理出牌”，官员也是公民，其权益与自由在法治规则内总要有个稳态预期。不是说今天民意高兴，就降它几级。譬如这几例降级处理，究竟是“典型”抑或是“常态”，最好有个说明，不然，真要区别对待，反而令人尴尬。二来，官员复出之所以弄得民怨沸反，其实并不是民众眼红复出这回事，而是复出总要讲究理据。降级的目的，是罪当其罚，不是每个问题官员都是坏蛋，也不是降级之后就必须永生压于“五指山”下。至于“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这种小心眼的诉求，不仅是对降级处分的庸俗化解读，也活生生是以小人之举度公众理性之腹。

　　当然，断崖式降级之所以引人注目，实在是因为它终于说破了官员问责中的某些潜规则。譬如“三鹿毒奶粉”事件已過去六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十七年零三个月。此事牵出另一条消息：当年被免职的三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均已悉数复出。三聚氰胺阴魂不散，大头宝宝理赔未完——这样的复出，尽管令人愤懑，却在程序上几无瑕疵。

　　更多的例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让女儿吃了五年“空饷”的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免职两个月后就任忻州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并暂时主持工作；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免职九个月后，官复原职，仍任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媒体梳理发现，五十二起舆论普遍关注的官员免职案例中，有八十五名官员被免，二十九人起复，占比达34.12%。如果再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起复这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达50%。事实上，问题官员复出频繁且容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免职不降级”的处理方式。

　　可是民众哪里搞得清，听起来挺吓人的“免职”，竟多是虚与委蛇的应急之举，而级别不降则意味着随时可以官复原级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今的降级顶多算是补漏，并不能算是对问题官员的“补刀”。

　　只是，如此高调的断崖式降级会不会成为规避律法的一块遮羞布？这样的担心也非杞人之忧：一是古代有“官当”之说，即高级别的官员犯事，可根据其官职大小，折抵一定的刑事责任追究。二是譬如张田欣事件等，究竟造成多大的国资损失、又谋取了多少私利，类似细节不公开，这究竟是断崖还是断尾呢？

　　还是那句话：依法治腐，清爽的问责才不会总显得云谲波诡。

　　【原载2014年8月21日《晶报·笔阵》】

　　插图/迟早的事/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