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高度重视和强调“以文化人”的重要作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直影响着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以其博大、厚重、深邃、包容以及系统性、完整性、连续性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最璀璨的明珠。但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在中国盛极一时，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儒家文化式微，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力量的迅速崛起，中国在全球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呈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未有的强盛。上个世纪，西方文化对科学的崇尚，对技术的推崇，确实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及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强大动力，产生了思想上的深刻影响，与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理念也同样对我国的青少年教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启迪思想、开启民智、温润心灵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
心理学也是上个世纪伴随着西学东渐而进入中国的，现今我国心理健康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大多来自西方的心理学思想和理论流派，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不缺乏心理学的思想和理论，但其育人功能在西方文化的强势下逐渐被人们淡忘。当前，随着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频发，人们发现西方的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并不能很好或者更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的全部心理问题，于是一些学者开始探析人格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并探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心理健康培育有利的氧分、思想及理论因子，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以其在社会体制建构中的影响力和人格塑造的作用力而倍受学者的推崇。
一、文化与人格的互生关系
文化与人格都有极强的社会属性，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探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的全面认识和系统理解。(一)文化的差异塑造了族群的不同人格
一个人的人格是在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遗传、生存及教育环境，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心理。生活环境的不同可导致群体人格的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气候环境的不同、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区域的群体人格，如长期居住在赤道炎热区域的人，气候的酷热容易导致性格暴躁；定居于北极寒冷地带的人，活动范围与时间受限，便形成性格的坚韧；山民多生性彪悍，勇猛豪放；水乡者多性情温和，多愁善感。除自然环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外，人文环境亦极为重要，特别是文化的教育与传承对人格形成的影响尤为显著，甚至在人格的形成中起关键性的作用。陈元晖先生曾指出“文化熏陶是形成人们的性格和人格的最重要因素[2]。教育是文化的最主要载体和最有力的传播方式，文化通过人们世世代代的语言和行为传承，文化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习得性内容，离开文化来谈论人格，就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人格决不能脱离相应时代的文化背景。蔡元培先生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故而在不同的文化教育氛围下就形成了不同的群体人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对精神的追求，主张“吾日三省吾身”，从而养成了中国人内敛、稳重、不喜欢张扬的性格，谨言慎行的处事方式；提倡“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从而形成了中国人以节俭为荣，浪费为耻的良好美德。而美国人跟中国人则截然不同，美国文化既有海洋文化的特性，又富有商业文化的属性，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族群，他们多崇尚物质的享受，追求及时行乐，也养成了他们坦承与直率，张扬和好动的性格。(二)多样的群体人格创造了独特又丰富的区域文化
瑞士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3]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他所属的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现出来罢了。群体人格作为特定文化背景的社会存在，这种存在必将影响着群体对文化的创造，从而使人的文化创造具有鲜明的人格特征。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典型的群体心理现象无处不在，并一直在默默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因而，群体人格赋予创造区域文化的人格特征。如中国与印度两国的人格差异则创造了中印之间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国人生性谦虚，为人低调，情绪不轻易外露，擅长用身体的局部来表达内心丰富的情感，因而中国人多热衷于琴棋书画；印度人则生性热烈、情绪外显，喜欢用身体的全部来展示自己的情感，因而印度人大多擅长于歌舞，这一现象差异的根源是中印两个民族不同的群体人格创造了文化上的迥异。二、青少年人格建构中文化教育功能的缺与失
人格主要包括人格的倾向性和人格的心理特征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人格的动力，后者是指个体之间的差异。需要和动机是人格的动力，它表现了人格的倾向，是人格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格积极性的源泉。人格的倾向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决定着人对认识对象的趋向和选择。人格的形成始于孩童时代，小孩最早接触的人是父母，情感培植多源于父母，而后进入学校，学校在青少年人格形成中起着教育和规范化的作用，既为社会化过程，理智教育多源于学校。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父母与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对其健康人格的建构极为重要，而学校的文化教育对是一个人社会化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人格一旦形成，其稳定的特性势必影响人的一生，虽说进入成年之后，尚可以对人格加以完善和健全，但往往收效甚微，事倍功半，但若在青少年人格形成之初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其施以引导，加以培育，则可以促成孩子人格的发展和健全。而当前，家庭和学校对优秀传统文化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地位还认识不够，存在着缺位现象。(一)家庭教育优秀传统文化功能上的缺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家庭育人上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而今这一功能逐渐被人们淡忘。孩子人格的健全与家庭的教育密不可分，人格的修养将会成为孩子人生方向和发展的核心要素。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尤为显著。3—12岁是孩子社会化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孩子缺乏是非观、道德观，价值观，而人格教育的目的就是及时给予他们正确的是非观、道德观，价值观。如若这一阶段父母在家庭文化教育上的缺乏，则会导致孩子本我的野蛮生长，认知的角度得不到全面的指导，情绪的宣泄缺乏合理的疏导，行为的方向失去了正确引导，从而为成年之后的人格缺陷或障碍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深受我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则不一样,日本社会普遍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认为教育者应当让孩子从小就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以促进其终身的心理健康与幸福生活[4]。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育人文化和家风文化可以借鉴，但是，由于上述方面教育的缺失，往往造成孩子缺少对生命的认知和梦想的能力。家庭文化的教育影响着孩子正常情感的培育和意志的历练。孩子的情感依恋最早来源于父母和家庭，到了高中阶段及特别是上大学之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随着距离的加大作用而日趋式微、因此中小学阶段是培养孩子家庭责任感、爱心、感恩之心的重要时期。中小学阶段，孩子大多居于父母身边，孩子的耳濡目染多源于父母言传身教，父母积极、肯定、赞赏的语言可以强化孩子的家庭责任感和密切亲子关系；父母良好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式可以成为孩子模仿学习的榜样，也可以起到人格感化的作用。孩子的意志是否坚强与父母的教养方式密切相关，孩子性情懒惰、意志薄弱、缺乏独立自主性与家长包办过多、溺爱过深、干预过度不无关系。中国传统家风文化讲究父严母慈子孝，父严可以令孩子遵守乡规民约、社会规范以及接受意志的磨炼，母慈则可以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培养爱的情感，父母在家风教育上的一刚一柔，一张一弛，既相辅相成，又相得益彰，这种宽严有度，刚柔相济的家风教育方式有利于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
(二)学校教育优秀传统文化功能的失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5]学校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除了家庭之外对人格形成起第二位作用性的因素。学校传授知识与技能之外，还应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积极健康人格。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甚理想，各级学校的课堂很少有涉及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学校的教育侧重于追求那些见的排名与获奖，分数与升学率，而对文化之类软实力的教育重视显然不够。文化的教育对孩子个人成长成才的意义极为重要。日本《教育基本法》第一条(教育的目的与理念)开门见山地言明：“教育，必须培养人格完善的国民、和平民主的国家和社会的创建者。这样的国民是具备一定素质的身心健康的人，我们期待着他们的育成。”[6]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由于当前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素质教育并未得到有效重视，人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关心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上，更偏重于孩子学习能力的培养，而无暇顾及孩子健康人格的培育。重智教，轻德育的现象在各学校中长期存在，最要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对学校的评价机制引起的，升学率和高分数成了社会对学校评价的最高标尺，考核老师的量标，应试教育统领着学校的各项工作，心理健不健康，人格健不健全，鲜见提及，乏人问津。
三、儒家文化在中小学人格建构中的作用
人格由气质、性格构成，气质是先天遗传所致，可变性很少，可塑性不强，而性格的形成则几乎取决于后天，这正是人们可以按照理想模式加以培养和塑造的部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的人格形成中社会化功能极为显著，若能在中小学阶段通过中华经典儒家文化的涵养，则为青少年良好的性格养成奠定坚实基础。人格的形成与价值观的紧密相联的，而价值观则根植于文化。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儒家文化是以“仁”为核心理想的文化，提出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养成论。其中一些积极的思想和理念可以为建构青少年的人格提供宝贵的借鉴。(一)“仁”的思想有利于培养青少年良好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人格调控系统的核心，社会自我多形成于人际互动中，使人意识到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其行为必然受法律规范、受道德制约。儒家文化的“仁”是我国传统社会形成的群体社会自我的集中体现，对中国人的人格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仁”的思想，内可以修身，外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从而从内到外，由里及表来塑造了人的性格。人格的内涵中关于自我与超我的与儒家文化对完美人格的要求相吻合，儒家文化可以对人的性格养成产生积极影响。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文化强调个人修身，而修身既要做到自尊、自信、自勉、自强，又要做到自省、自律、自爱、自重，这将逐渐培养人趋善避恶、崇尚道德、遵循习俗、严于律己、冥想沉思、谨慎内敛的性格特征；儒学文化的核心是“仁”，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在人际关系层面上，儒家文化不仅倡导“仁以待人”，讲究“仁爱”，而且儒家文化更是强调如何修身乐群之道。为此，首先，是修炼自心以乐群，就要做到虚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善于合作；其次，乐群在体现在对人方式上，宽以待人，在交往中则表现为谦逊、互爱、同情、容忍、施惠、互助等性格特征；最后，在处理公私事物上，儒家倡导“公以处事”，将有助于形成诚实、正直、公私分明等良好的性格特征。(二)“义利”观有助于建构青少年健康的价值观
“义利”观是中国儒家文化倡导的价值观。“义利”观在世界范围内呈现了典型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人的利益，强调自由。中国儒家文化虽然也不回避利，但最强调的还是义，强调个人在集体和社会中的价值。儒家学说是入世的哲学，人生中的“需要”问题、社会中的“动机”现象，这都无不源于人们正确的“义利”观。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但孔子并没有将义和利这一对矛盾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和合理性，儒家文化只是反对不当的利，不义的利，反对见利忘义，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当义利不能两全之时，儒家文化做出了先义后利、舍利取义；当在义与利尖锐对立、只能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特殊情况下，儒家的确体现出了更为注重道义而非利益的倾向，儒家主张，当遇到义利尖锐冲突而不可调和的特殊情况时，应当义无反顾，以义为先，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儒家的“义利”观对青少年形成与我国文化及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极为重要，对其需要的产生和动机的培养提供了道德的约束力和理想人格最高境界的指引。(三)“礼”的思想有助于建构中小学规范的行为体系
礼是社会化的稳定的群体心理行为模式。儒家的崇礼文化认为“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是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理念在行为上的表现。儒家文化特别重视修身，修身是礼在行为上的初始阶段。礼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小至个人言行，大至国家活动，“礼”被推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礼是整个社会和某一族群普遍和统一性的规范，早期儒家文化的礼，主要为一种社会的秩序规范，后来才发展到净化思想、文化语言、健康行为的作用。礼对于规范当前青少年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于青少年来说于国家为礼在忠，于父母为礼在孝，于兄弟为礼在睦，于师长为礼在敬，于朋友为礼在义。礼之于青少年则为言行规范的践行，礼之于成人则为社会秩序的遵循。青少年时期是这一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对青少年进行“礼”的教育，使之形成健康和稳定的为人处世方式、待人接物模式。社会秩序的稳健，社会和谐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和社会对青少年“礼”的教育及人格的养成。
儒家文化对青少年人格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四个自信”,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深厚的根基。儒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且一度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她的一些思想和观念对中国社会两千年来社会人格的建构起了近乎决定性的作用，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下，儒家文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丰厚的土壤，特别是儒家文化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建构作用值得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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