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朱一玄王运熙《序》管窥《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学术特点
南开大学中国小说史研究专家朱一玄在《序》中说：“翻阅《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书稿后，我觉得士金所做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多是自己的创获，自己的体会。他的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对于朱子本人思想的理解和挖掘，能够心领神会，所以，对于朱熹文学思想中的忧国忧民情怀特别关注，讨论深透，淋漓尽致。这与士金本人关注社会民生的热情有密切的关联。他对于朱熹原著很熟悉，又阅读了许多的历史背景资料，所以，他对于朱熹本人的生平行事是很理解的，正因此，他对于朱子的为人十分向往推崇，对于朱子的文学思想评价之高，在辛亥革命后，实属罕见。他对于朱熹文学思想，理解到位，独辟蹊径，见解深刻，意味深长，可谓文公知音。”[1]朱一玄先生的序言写于2009年8月，从1981年通讯交往算起，师生交流长达28年，互相深切的理解，从序言一目了然。朱先生的话概括了《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几个特点：(1)多是自己的创获，自己的体会。(2)发现著者与朱子思想有共同性，那就是忧国忧民、关注社会民生。(3)对于朱子的文学思想理解深刻，所以评价很高，在辛亥革命后，实属罕见，乃是朱子的知音。朱子在当年就预测到未来总会有人深刻理解他的。在朱子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仁人志士，理解不少，在辛亥革命之后，朱子基本上处于被批判批评的状态。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李士金博士对朱子的深刻理解从他的数十篇朱子学论文中明确可见，李博士的专著字里行间亦充满了对伟大理学家的真知灼见。复旦大学王运熙教授在《序》中说“朱熹的诗经学研究，作者能够深入到朱熹的思想心灵深处，发现朱子本人诗经学所体现的文学思想与其理学情怀忧国忧民精神的一致性；在朱子的楚辞学研究中，作者能够把屈原与朱熹本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自然地联系起来研讨，凸显作为理学大家朱熹的超越世俗的文学思想境界，这些在前人研究中是罕见的，值得重视。朱熹的文学思想言论比较零散，许多文学思想内容未被学界重视，比如朱熹的创作学思想，在本书中有专门的一章，加以深入探析，这在朱熹文学研究史中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朱熹对于历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学界有比较多的成果，但本书作者的研究更具有系统性，更全面，更细致，新见不少。有关朱熹文学理论的研究，在本书中也很全面深刻，有的纠正了前人的误解。比如天生成腔子这个术语，以前学界不太重视，几本重要的文学批评史著述对于这个重要的理论概念亦有误解误读，本书作者根据原著文本，融会贯通地加以阐释，比较符合朱熹文学思想的原意。”[1]
从王运熙先生的话亦可见《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几个极具特色的方面。(1)在朱熹的诗经学研究和楚辞学研究中，作者知人论世，发现朱子的理学情怀自然流露于阐释之中，理学大家朱熹本有超越世俗的文学思想境界，才能深刻理解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2)朱熹的文学思想言论比较零散，本书阐述这些零散的文学评论，使其成为有机的文学思想体系。许多未被学界重视的文学思想内容如创作学思想等，得到深入探析，具有开拓性意义。(3)本书对朱熹评论历代作家作品进行更为全面细致的论述，有独到见解。在朱熹文学理论研究中，比较全面深刻，还纠正了前人的误解。
二、从《前言》可知《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之内容丰富深刻
本书《前言》一段文字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研究则探析义理，直达本源，研讨艺术，探赜索隐，具体社会政治、婚姻风俗、天文地理等等无穷意蕴如溪之流，潺湲而出。论历代作家研究则探析本意，辩证分析，知人论世，以求真相。文学批评论和文学欣赏论则客观全面，比较审美，突出根本之义理核心，考证文学则细入豪芒；思艺并重，体系井然。广义创作论研究则揭示朱熹有感而发凸显时代精神，研析学习模仿并及态度方法，重视创作修养原则，论述创作主体复杂，乃至生活体验、创造灵感等均细加研讨，使朱熹零散评论，有机一体，创作理论，清晰可见。文学理论专题研究则文道精微，真蕴显示；文体邃密，形神具备；自然平淡，大义不同；巧极微妙，返璞归真；文气纷繁，贵在适中，丰富多元，和谐为贵；天生成腔子，乃天然风韵总体风格，直探大贤本意。凡此种种，实为朱熹文学思想领域前所未有，多未经人道，或可弥补空白，有助后学。学界成果多有引证，略加辨析，不敢唐突前辈，唯真实真理是求。在前言中，著者对南开导师朱一玄、复旦导师王运熙，南开师兄刘国辉和责编葛云波表示了深切诚恳的谢意和感激之情，并表示“本书虽经多年，学识浅薄，疏漏难免”，这是深知学术研究无止境之语，并非谦逊套话。三、以第五章“朱熹广义创作论研究”为例略加说明本书之原创性
本书的原创性强，各家书评已有比较客观的评价。本文以第五章“朱熹广义创作论研究”为例，略加说明。著者认为，关于朱熹的“广义创作论研究”是比较新的课题，朱熹本人没有专门和系统地讨论这一课题，他的有关创作学思想言论均为随机说出或者在文章中流露出来，学术界对朱熹的创作思想很少研究。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第八章“朱熹的诗论”，涉及朱熹创作思想问题，但主要还是谈其“诗论”，并非专门讨论他的创作思想。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第二章“朱熹的文学创作”。专门讨论了朱熹本人的文学创作情况，非研究其创作思想。[1]束景南谈朱熹论作诗既要守法不失其正，又要求变以尽纵横妙用，虽简略却很中肯深入。多年来学界有两篇论文与朱熹创作学有关，一是从作文教学方面加以探讨，一是论朱熹写作观，亦是比较单一之论述。本书在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探讨朱熹的创作学思想时，许多创见具有普遍的典型的美学价值。比如指出朱熹创作学思想之根本原则是创作主体必须有深厚道德文化修养，有“根本功夫”，不必刻意创作诗文，在理想追求中自然真味发溢。朱熹深知创作主体千差万别，具体创作内容、创作题材乃至创作环境和心态各不一样，故在学习前人优秀传统方面持谨慎态度，正如钱穆所论：“变不可学，而不变可以学。学其不变，向后始有变化成就。”朱熹创作思想辩证深刻，静夜思之，风移影动，明月满墙，千古文章，变化成就，咀嚼滋味，诚为人生一大乐事也。朱子的深刻见解往往引发学界误解，其实是他创作学思想深刻有力之体现。朱熹之创作学思想，时代精神很强，他力倡学者学习模仿经典文学多有感而发，研究者必须特别关注。朱东润评论说朱熹论写作“盖鉴于南宋诗坛之混乱而发。”可谓熟知朱熹创作学思想之背景。本书认为，朱熹探讨学习与模仿内容广泛，纷繁复杂，但提纲挈领：遗传素质和后天学养之结合则是他这一创作学思想之核心。他创作经验丰富，对创作主体修养之难体验极深：“大抵志不能帅气，理未能胜私，中夜以思，怛然内疚。”以理学大家兼文学名家能如此检讨，其创作学思想之宝贵可想而知。除此之外，朱熹对创作生活与心理及个人性格之复杂关系有很深刻细致的认识，对于具体写作技巧艺术方法高度重视。朱熹论创作之态度和方法细微复杂，与其它创作思想亦相通，综合而论，创作态度与义理心志融会贯通，创作方法与文辞技巧直接关联。[1]这些都是学界研究常常忽略的问题。、四、附录“朱熹文学研究百年一瞥”亦能体现著者宇宙境界
本文附录“朱熹文学研究百年一瞥”体现了著作崇高的开阔的宇宙境界，鸟瞰百年朱子文学研究，功过得失，提纲挈领，一目了然。最后引钱穆文字云：“清代四库馆臣…论学而必分疆界，立门户，若曰此为文章，此为道学，而于文章、道学之中又复各有其疆界门户，互不相通，先树私意以自蔽。私意之外，尽成敌对。以此论文已不可，何论如朱子平日主张因文见道之意乎！”可谓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朱熹文学思想乃哲人哲思，驰骛八荒；思通万里，月印万川；道心所向，恫瘝在抱；细大不捐，理一分殊。至于针砭时弊，则事关民族兴亡；阐释经典，乃但求精一之理。后世风波已见之于党祸，当时伪学复重现乎兹世。生命气禀，诚实不同；川流日夜，时序运转；下学上达，天亦何言。[1]“高山流水，望遇知音”，这是著者早年在南开求学时社团活动宣言之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2]，然仁人志士坚持奋斗努力，目的极为简单，只是盼望人类和平幸福地生活下去，世俗纷纭，理解不易，悲剧不断，令人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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